布莱尔夫妇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14日08:48 东方网-文汇报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关于英国首相布莱尔及其夫人切丽的传记,作者从政治、家庭、工作等方面,详细记述了他们的生活及政治历程,展示了布莱尔夫妇性格的多面性。

  并不般配的一对

  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使得布莱尔夫妇被看作是不般配的一对。毕竟,布莱尔出生于一个非常体面的家庭,是个完全属于中产阶级的受过牛津教育的公学学子,他的父亲把自己伟大的政治理想转嫁给了他,并为他精心筹划了事业的发展轨迹。相比之下,切丽却是个来自于工人阶层的利物浦姑娘,是在一个非常特别、且贫困的环境里,由祖父母和母亲共同抚育长大成人的,而她父亲没有抚养过她。人们的看法很简单:布莱尔和切丽的生活缺乏一条共同的主线。

  布莱尔1953年5月6日生于爱丁堡,在家中排行老二,父亲病倒时他11岁。布莱尔后来提到父亲利奥时说:“我父亲病倒后,就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这已成为某种强制性的训导。从那时起,我就感到自己不能让他失望。”

  而切丽确定理想时,受到更多消极的感情因素的影响,在她早先取得过卓越的学术成就,以及后来拥有作为律师的飞黄腾达的事业期间,她曾给在迷途中的父亲写过两封颇有分量的信,信中用充满了蔑视的语气和言辞,表达了一个不被父亲接受的孩子,以行动告诉他自己并不屈服的愿望。

  尽管布莱尔夫妇的社会背景截然不同,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理想。

  公众眼里的首相夫妇

  对于政坛配偶而言,有一条简单但看似并不公平的规律,即使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才智出众、成就非凡,但在公众的眼里,他们必然附属于他们的配偶。

  1994年7月21日早上,当切丽和新当选为工党领袖的丈夫在他们家附近的公园里漫步时,她的发型、化妆、衣着、微笑以及肢体语言,全都被除去不必要的细节后凑在一起,一栏接一栏地被刊登在报上,任由公众对此公开评头论足。好像从来没有一条粉蓝色拖至脚跟的裙子、一件宽松的夹克衫和一双彩虹色的拖鞋,会激起如此众说纷纭的评论和争议,而全国各大报刊上表达的一个简单要点就是:切丽衣着凌乱,她的刘海如稻穗似的挂在前额,垂在脑后的头发活像一条鲻鱼,再加上她的眉毛浓密,脸上不施粉黛,在镜头前显得笨拙忸怩。有人嘲讽她具有“邮筒投信口似的微笑”;《每日邮报》的安·莱斯莉把她描绘成一个长着一对“大块硬糖似的眼睛”的女人。

  布莱尔与切丽表现出来的亲密感,成了他们公众形象的一大特点:切丽像一位迷人的新娘而不是结婚14年的妻子,总是攥紧丈夫的夹克衫,握住他的手,并把自己的手指随意地搭在他的胸口。旁观者断言,这是一位受其所处环境及其新角色的压力胁迫的女性固有的肢体语言,她如此缠住自己的丈夫,其实是在寻求安全感。她似乎不是在暴露自己的弱点,而是下意识地展示着他们夫妇在感情上、政治上及身体上的一致性。

  唐宁街10号的生活

  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布莱尔是英国惟一一个没有手机的首席执行官;他根本不需要带手机。每天他没有一小时是形单影只的。布莱尔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必定会有包括顾问、保镖、私人助理以及秘书在内的一批随从相伴而行。公务员、政策顾问和新闻官无论有什么事,都可以未经邀请走进位于办公室楼上的布莱尔全家居住的房间里。

  切丽提到在唐宁街的日子时说:“当然,我们的生活被赋予了巨大的特权,但是,这也使我们的家庭被强加以独特的压力……这已无法被说成是正常的家庭环境,我们的孩子们已经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就像处在一个大家庭里。”

  布莱尔有强烈的工作欲望,偶尔有一个晚上夫妇俩可以单独在一起时,他们一般都没时间在10点以前吃晚饭。如果布莱尔夫妇想上餐馆用餐,该餐馆就必须停业,然后由训练有素的警犬仔细检查是否有炸弹。

  当布莱尔还在影子内阁时,他一直是个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父亲,而如今,他花在孩子们身上的时间极少。这一生活突变,对三个孩子来说曾经难以接受。

  切丽觉得唐宁街的生活大量地耗费了她的时间,她既被要求以英国非官方的第一夫人形象出现,又要集中精力忙于她蒸蒸日上的法律事业,同时还要照顾好家。另外,她不仅要继续当布莱尔最亲密的政治顾问,而且还要连续不断地定期写简要文件以及备忘录,以在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政治问题上给丈夫提些建议。她私下是布莱尔政体的关键人物,但在公开场合下,她继续扮演着一言不发的妻子形象,人们只注意她的着装及发型,而不是她为丈夫的执政所做的相当可观的工作。

  在报上出现了对她外表的负面报道后,切丽就开始越来越多地把大量的钱花在服装、发型以及化妆品上。在一次工党会议上,她的那身衣服价值3900英镑。现在,无论她走到哪里,总是要带上发型师安德烈·叙阿尔,在他位于伦敦的美容院,他的顾客对剪一次头发得花70英镑早就习以为常。同时,切丽每个月还要付给造型师卡普林5000英镑。

  过了40年与时装和时尚不沾边的日子后,切丽的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8年10月,在随布莱尔正式访华时,她坚持要求第一天需带不少于四套的服装,以致她的手下曾为了她一次快速更换衣服而征用过一幢私房。这次访问她带了20多套服装,随之而来的便是数额可观的账单。

  切丽在自己的容貌和穿着上如此费尽心思,导致很多人谴责她想要替代戴安娜王妃而成为时尚偶像。她每年花在服装上的钱相当于那些投布莱尔票的人一年的收入。而切丽在唐宁街的生活开支,更成了她和那些公务员之间长期不停的争吵起因。

  密不可分的政坛配偶

  在布莱尔发表演说或会见另一位首脑之前,他俩会坐在一起亲密地私下交谈。开口说话的经常是切丽,她总是指导着、建议着并总结着什么。她的话不是一般的身为妻子的陈词滥调,也不是一位配偶乏味的良好祝愿,这点毋庸置疑。这是英国政治史中前所未有的政治性婚姻,其基础是共同的理想和信仰。

  切丽攻击布莱尔政敌的能力是无法低估的,她毕竟先于她丈夫加入工党,并且早已是议员候选人。她还因为嗓音刺耳,且经常私下虚张声势地表达自己的信仰而出名。当新工党开始着手力争参选成功的任务后,他们形成了一个抑制切丽的决定:至少在公开场合,切丽要保持沉默,她不能接受任何采访,除了法庭上的合法辩护,她永远不能被听到任何声音。

  虽然这一角色并不让有着远大抱负的切丽顺心,不过,很久以前她就注意到,她成为国家首脑的童年梦想只能由丈夫代为实现。早先布莱尔夫妇便达成协议,他们中谁先在众议院赢得一个席位的将追求政治生涯,另一位就要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切丽因此就成为第一位有高级职业的英国首相夫人。

  在丈夫执政后不久,她便悄悄地开始在10号定期主持一系列会议,政府的大臣们早已习惯于像多余人一样坐在那里,而让她掌控一切。只要布莱尔继续执政,切丽对各方面政策的影响力便是持久性的,因为除了布莱尔更看重切丽的建议而不是其他人的之外,首相还一直因为妻子为自己所作的牺牲而感激她。

  有权势的人的癖好一直是贯穿历史的传说。布莱尔夫妇在私下常借助于一系列迷信行为和圣事使自己精神振奋,以消除他们所处的非常与众不同的位置需要承受的压力。

  布莱尔胸前的口袋里永远装着一只小小的灰色丝绒袋,袋子里有一根小小的红丝带和一张卷得极小的破纸片。那条丝带已经很破旧,某些地方几乎快要断了,但布莱尔绝不会不把这只小袋子塞进他的口袋就冒险外出。许多次,当布莱尔意识到自己无意间忘了带上它们时,他或他妻子都会紧张不安地猛冲回去。

  具有同样意义的还有那本翻旧了的破损的《圣经》,无论布莱尔睡在哪里,他都会把它放在床边,而且无论白天黑夜几乎随时会翻阅。在国外的旅程中,他会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贝琳达·卡莱尔的同一张激光唱片。

  切丽也找到了对付她所处的位置要承受的压力的办法。藏匿于她行李中的是一张画满了许多看似奇怪符号的A4纸。在她和丈夫主持任何会议前,她都会打开这张纸,放在表面平整的地方,然后在纸的中央放一杯水,这是无恶意的巫术士们所熟悉约“抛圈”。纸上的符号描绘的是空气、火和泥土三个元素,杯子里装的是第四个元素,水。据说,“抛圈”可以创造“神圣的空间”,使得这类信徒增加“心境的精神震动”,从而集中精力做他或她的工作。

  夫妻关系渐显紧张

  2005年的大选之夜,布莱尔和切丽在等待投票日的前一天晚上都没有睡觉。那天看见布莱尔的人说:“他看上去像是有110岁。我从没见过他这样灰心丧气、闷闷不乐。”

  过去的整整一个月,当布莱尔往返奔波以稳住工党的拥趸时,他曾因腰椎间盘突出而痛苦万分。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他一直指望切丽能让他重新获得信心,从而平息公众要他早日下台的呼声。

  然而,切丽还是没有丢掉令她丈夫难堪的习惯。5月底前,身为律师的她起程赴伊斯坦布尔,在到达希思罗机场时,发现自己忘了带护照,警方摩托车手拉响警笛并闪着警灯一路疾驶为她救急,而这班英航班机因她而误点。随后,唐宁街宣布她将出席马来西亚的一场盛宴,以庆祝一家豪华型购物中心的开张。6月初,切丽在接受30000英镑后出席了位于美国首都约翰·肯尼迪中心的一个活动。而切丽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慈善”巡回讲演的收入达10多万英镑,这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

  布莱尔对他妻子参加商务活动日益不安却又无法阻止她。唐宁街的官员们也越来越担心,布莱尔正在不情愿地接受着他妻子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从“9·11”事件后,布莱尔遭受了公众的强烈抨击,但在国际奥委会委员相聚新加坡为2012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投票时,布莱尔的声誉提高了。为了使伦敦申办成功,布莱尔夫妇轮流向国际奥委会100位委员中的多达64位展开游说活动,没有人怀疑他们在这场胜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支持布莱尔的人们甚至认真地谈论,要迫使首相放弃在第三任期结束前隐退,而让他继续工作到七年后的奥运会。不过,切丽并不情愿在唐宁街呆得比计划中的更长久。尽管夫妇关系已显得紧张,但她对政府核心部门的影响力并没有改变,她的便条和备忘录,依然会出现在她丈夫的办公桌上,他依然看重她对政策的建议。尽管兜了一大圈,但他们的过去及共同的理想,使他们依然成为密不可分的独一无二的人物。

  摘自《布莱尔夫妇》[英]保罗·斯科特著高红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1月版3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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