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攻”于丹是文人情绪还是文化冲突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20日15:48 郑州晚报

  一场由文人争执引发的文化争鸣,在更大的范围内凸显影响力。这种现象背后,是文人的情绪作祟?还是如学者所说的那样,传统文化正在与现实的冲突中不断复苏?

  于 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影视传媒系主任,影视学博士和硕士生导师。自2006年下半年,这个深谙传播之道的年轻教授,借助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和对《论语》、《庄子》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精彩解读,成为社会瞩目的文化明星和“学术超女”。

  3月9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一位编导接受记者垂询时表示,于丹面对亿万电视观众,能够轻松自如,尽情地挥洒,是个人学养和魅力的综合体现,她受到普通大众的追捧在情理之中。

  “对于现代人来说,于丹无可置疑地牵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视觉和文化阅读盛宴。 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给处于现代社会复杂人际关系当中的人们,驱走了浮躁和烦闷,带来了温暖的劝导。”

  根据节目出版的《于丹〈论语〉心得》,自2006年11月上市后,一直占据全国各大书店图书畅销榜前列。3月初,于丹在北京的新书签售,更是分别创造一天售出1.3万本,1.5万本的记录。3月8日、9日,记者在西单书店采访时发现,于丹的新书架旁依然是人头攒动。书店营销人士透露,这两天的销量达到数千册。

  不过人们无法忽视的是,在倍受大众追捧的同时,于丹也受到了学术界一些人士的质疑,甚至猛烈的口诛笔伐。吵得最响的是几所知名大学的10名博士,他们联合发出了抵制于丹的宣言。其发起人、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博士徐晋如认为,于丹用吃快餐的方式去解读传统文化,是他们感到愤怒并难以忍受的,要求于丹从《百家讲坛》下课,向电视关注道歉。

  在“抵制事件”发生后的3月12日,重庆几所大学的十名博士,也针对此前10为博士的宣言,发表了替于丹“维权”的联合声明,反对以“扣帽子”的形式逼迫于丹“下课”,他们认为,“不同的文化传播形式是值得肯定的,学术界在发表观点的时候,应该避免情绪化”。

  与此同时,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也对于丹文化现象表示了关注,包括赵忠祥、鲁迅之子周海缨在内的政协委员,对于丹表示认可。一场由文人争执引发的文化争鸣,在更大的范围内凸显影响力。这种现象背后,究竟是文人的情绪作祟?还是如学者所说的那样,传统文化正在与现实的冲突中不断复苏?

  文人是不甘寂寥的 

  回避文化传播成功的现实,以高于平民的姿态去横加指责,反倒是最应该反省的。

  事实上,在2007年2月初,一场针对于丹的争执,已经在学者中展开。来自博克中国的消息说,以“哲学乌鸦”著称的哲学家黎明,在博克中国举行的“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研讨会上,炮轰于丹反动,在妄图复兴儒教。

  黎明在发言中说,“在书市中,解孔、解老、解庄的旧版书很多,只不过全都不如于丹女士的风光。于丹的‘心得’是一剂唯心主义的麻醉剂,误人误国。”

  黎明的言论引起陈庆之为代表的学者的不满,他们从传统文化传播的角度,对黎明等人的批驳进行反击。双方很快形成超过20余人的队伍,展开攻守。一场关于于丹和传统文化的争论,似乎很快上升到文化冲突的层面。

  但是熟悉这场“争斗”的人士透露,“这场争执仅仅是局限在精英圈子内部的学术争鸣”,而“10博士联名抵制和男子脱衣抗议事件,则脱离了学术争鸣本身,显露作秀的成分”。

  抵制者认为于丹所讲的《论语》和《庄子》,只是借了古典文本的壳,很像速成教材,容易偏离文本本身,并给人造成误导。

  “但号称凭良心发出声音的学者们,为什么不用实际的研究成果,来给他们所说的民族文化的未来指明方向呢?”参与争执的一位北京学者说,“我觉得文人是不甘寂寞的,他们的行为凸显了当下社会文人的浮躁,和道德困惑的一面。”

  于丹的存在意义

  最初在中央电视台的超级平台《百家讲坛》上对孔老夫子、庄生思想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和领悟时,于丹的风采和明星气质,就逐渐感染了很多电视观众。随着《于丹<论语>心得》的畅销,这个原本生活在高校之中的年轻教授,不可避免的成为学林中秀丽的一株,并且成为大众拥护的文化明星,从这一刻起,追捧和质疑始终伴随。

  网上有一种声音说:这些风波正好解读了传统文化当中的生存哲学,那就是“木秀于林,风比摧之”。

  不过于丹看上去并不介意那些冷嘲热讽。她在接受独家责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学校教书,实现的是精英文化,在《百家讲坛》讲课时面对的是各个层次的观众,这与学校授课是不同的,观众需要的是平等的沟通。我的出发点是尊重社会大众的文化权利,把经典的东西给稀释了,加上传播的策略,以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起的作用是导读,并不希望大家停留于此。”

  这种观点也被另外一些专家认可。北京师范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的一位教授说,于丹结合当下的社会现实,从大众的角度出发所进行的古典文化传播,是值得肯定的。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仲大军也表示:于丹受欢迎,自然有存在的意义。

  “先不论于丹到底是否曲解《论语》的本意,她能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论语》,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成功的。一些所谓的学者非要咬文嚼字,追根究底,以高于平民的姿态去批评指责,反倒是最应该反省的。”

  “中国之前出版的有关解读《论语》的书籍很多,除了这些文学圈里的人,又有多少人会充满兴趣的阅读呢?以哗众取宠的行为威逼于丹“下课”,胁迫的不仅仅是于丹本人,更有绑架民意的嫌疑,说到底是一种精神暴力。”

  在支持于丹的阵营当中,有来自陕西燕翼书院的韩海燕,他在传播传统文化的时候也曾经面临阻力,对这种“精神暴力”认识得犹为深刻。“因为学识底蕴和文化积淀的不同,对同一课题的理解自然会出现差别。可是网络上那些文人近乎讽刺挖苦和打击的文字,总让人的心头充满悲凉。”

  是情绪宣泄?还是文人的劣根性?

  于丹、易中天、阎崇年、纪连海……这些在《百家讲坛》受欢迎的学者,都是用通俗的语言去诠释他们所理解的传统经典,而且也被大众喜欢和接受,但是这些属于“草根的文化”,却往往遭受一些学者的鄙夷。

  河南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认为,里面或许有“文人相轻”的心态作祟。有些人喜欢用粗鲁、夸张和刺激的语言口诛笔伐,动辄辱骂,实在心胸狭窄。也真正的有辱斯文。这种行为不仅让人轻视,也让人怀疑他们的用心,究竟是在“争鸣”,还是在“争名”?

  “于丹教授的讲座很好,不拿艰涩的学术吓唬人,即使有的观点本人也未必同意,但既是百家讲坛,多些争鸣有什么不好?理性地质疑、争鸣无论在思想界、学术界、官方还是民间,都是需要和珍贵的。

  文化多元冲撞是最好的状态

  “有一些争鸣,证明文化是繁荣的、健康的。无论如何,我都会保持一种文化的尊重。”

  3月14日中午,走下课堂的于丹接受了独家责任记者的专访。

  她的神情乐观平和。在网上出现“10博士联名抵制和批驳”的消息时,她的学生认为老师应该反驳。但于丹告诉大家,博士是精英文化的代表,他们在金字塔的上层,我们是草根阶层,传递的是不同的社会价值。我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经典,就是尊重大众的文化权利,给大众提供分享文化传统的便利。

  “有一些争鸣,证明文化是繁荣的、健康的。君子欲敏于行而讷于言。无论如何,我都会保持一种文化的尊重。”于丹说。

  文化的力量

  围绕于丹产生的系列风波,引起了媒介传播和社会研究学者的强烈关注。北京的法学博士宋随军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用来验证于丹所做工作的意义。

  这组数据显示的是青少年的犯罪率,1996年青少年犯罪率只占刑事案件的17%,到现在已上升到78%,“这表明道德的荒漠化正在继续,它毁坏的是人的心灵。而于丹所做的事,是把深奥的古典从书斋里解放出来,从传统文化的源头,引来滋润心灵的活水。”宋随军说。

  于丹使《论语》走进了千万个中国家庭,温暖了千万民众的心灵。就这一点,于丹就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起了一根谁都无法企及的高标。

  在这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散发的魅力。

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告诉记者:无论是于丹还是易中天等学者,他们以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和传播传统文化,帮助人们通过一些生活细节来探寻美和价值,恰恰是社会所需要的。当前的抵制、批驳和碰撞,恰好说明一些学者自身所谓的“文化底蕴”和基础是松垮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方面的争鸣和发言讲究的是平等和百话齐放,而现在却夹杂了攻击,难免有一些功利的成分在里面。

  “但学术方面不应该取消发言权。”河南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何向阳表示,“包容是首要的。”

  从易中天到于丹,他们不是在传播一个特别严肃的学术研究,而是把传统的东西通过相对轻松的方式解读出来,社会上的批评和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也说,于丹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完全适合传媒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式。

  “单纯从文化的角度批评于丹,比如哪个方面不准确,这都是正常的。但现在的人文学术领域的争论,正在以一种新方式结合在一起,其实已经不是精英阶层和学术内部的争论,而是一种文化消费方式的争论。指责没有意义,只能说明某些精英阶层的封闭和保守。精英阶层应该认识到引导消费的重要,在其中担负起传播文化消费方式的责任。”

  张晓明表示:“以通俗文化传播的传统文化受到大众欢迎,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它体现了社会大众欣赏口味和鉴赏能力的提升。”而这些因素,正是形成多元文化冲击的动力。

  文化的多元冲撞是最好的状态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崛起,这个过程必然要求国民素质的成熟和提高,而标准就是国民具备宽容面对不同观点和事物的包容能力,和不盲从、冲动的独立思考和辨别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学哲学所的一位学者说:“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喜欢用那些缺乏论证的煽情语言,鼓吹所谓的‘道德义愤’,我以为这是危险的。也是不成熟的表现。”

  于丹受欢迎,说明在现代化的刺激下,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巨大的思想空间。于丹的魅力来自于文化的魅力,这种魅力哪怕只是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小一部分,就足以让今天的很多人趋之若骛。

  但我们也留意到,对包括于丹在内的文化名人,公众和舆论不在只有一种声音,从最初的一味推崇、赞美转而加入批评,正是社会多元思维的表现。可以预见,围绕于丹的文化纷争风波,不会是最后的纷争,传统与现代化的碰撞还将继续呈现。

  晚报记者/王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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