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西花厅（下）

　　张水华、于蓝说——江青看完《烈火中永生》的样片后，冷冷地说：“这部影片太糟了，不要修改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真是晴天霹雳，演职员们懵了

　　1964年12月，《烈火中永生》的工作样片（不是完成片），一些领导同志看过后，都给以赞扬和鼓励，林默涵、周扬两位同志也给以很高的评价。但12月下旬某天，忽然接到通知说江青要看，厂里决定由副厂长田方和导演张水华、演员于蓝陪同观看。

　　听说江青要来看片，大家是真诚地愿意倾听她的指教的。江青身披一件黑色斗篷来了，一进门就说：“我不是你们邀请来的，我是因为别的原因，自己来的！”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迎来的是这样的冷漠和有责怪意味的语气，一时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她坐下看片，带着嘲讽意味的口气，一会儿说倒水声音大了，一会儿说关门的声音大了；一会儿她又说许云峰气质不对，一会儿又说江姐没有英气……令人感到很不安。看到中间，她说要休息一会儿。她到院里去散步，走来走去，我们跟着她，准备倾听她的指教，她却一言不发，既冷漠又高傲，气氛十分紧张。

　　看完影片，大家围坐在她的前边，准备聆听她的“指教”。她第一句话就冷冷地说：“噢！这部片子，他们是不愿意拍彩色的？”“他们”指的是谁？当时主管电影的陈荒煤同志已调往四川，夏衍同志已受到批判靠边站了，是指的他俩？她为什么要这么对立的情绪？大家心里非常纳闷。

　　停顿一阵江青开口了：“这部影片太糟了！不要修改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她又接着说：“也不要像以往那样，一下子把影片放到仓库里！可以拿出来大家批判嘛！”

　　真是晴天霹雳！在回家的路上，谁也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在苦闷中熬煎。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后来，我们到沙滩（中宣部办公地址）去见周扬同志，向他做了汇报，希望他给我们点办法。他在室内踱来踱去，慢慢地说：“最近，还有些影片受了批评，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还有一些影片要批呢！”我们感觉到他似乎也有难言之隐。

　　就在这苦恼万分的时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许明同志（周总理的秘书）。她十分兴奋地问我：“听说你和阿丹（赵丹）演了一个很好的电影？”我马上告诉她，关于这部影片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而且江青还说影片上映后叫大家批判！她听后十分惊讶。我请求她转达：“是不是请总理帮我们看看，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部影片？”她点头应允了。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很快答应了我们的请求。邓大姐也和总理一起来到钓鱼台，准备审看《烈火中永生》。那天，由于机器出故障，影响视觉和新片效果，周总理马上决定易地再看。第二天，周总理又来到原新影的放映室，与江青上次审片是同一个地点，但气氛却完全不同。周总理向在场的同志一一打了招呼，平易近人，大家感到十分轻松、自然。

　　开始看片，周总理看到字幕上的编剧名字“周浩”，好像发现了新人，马上问谁是周浩？导演告知这是笔名，这是总理关心新人的一贯态度。看到影片中龙光华给江姐送水，被狱中看守长“猫头鹰”开枪射击而牺牲时，他唉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很感人嘛！”周总理看片的反应，使人消除了紧张，有了安定感。他不是光挑剔，如有不足，他总给以积极的建议。他并不回避江青已有批评，该肯定的还是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

　　看完影片，总理认真听了关于两种不同意见的汇报，又问：“还有什么外界的人看过？电影系统是否全看了？”厂宣传部门同志说：“有一个外国工人代表团和日本电影作家代表团看过，一致反映很好。”于蓝因参加了接待日本代表团的工作，也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听后又向文化部、电影部的领导一再嘱咐，要大家回去充分讨论，快点提出意见。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烈火中永生》经过部分修改，1965年夏终于上映了，影片以革命先烈的精神气节教育了几代人。它的面世凝聚了敬爱的周总理所给予的关怀和扶持。

　　胡絜青说——想方设法把自己置身于总理身份之“外”。走到人生尽头的老舍一再说：总理最了解我

　　我已经87岁，一生经历了成千上万件事情，结识了成千上万的人士，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使我一生难忘的，是我有幸认识了一位巨人。我握过他的手，和他谈过话，挨过他的训，得过他的鼓励，吃过他做的菜，受过他的保护。我是个平凡的小人物，回想自己一生的旅途，我悄悄对自己说：我不是个有福的人，但我是个幸运的人。这点回忆是我最大的财富，是我最高的得意，它使我知足。

　　大约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周总理和邓大姐宴请林巧稚大夫和她的女助手，要舍予和我两人作陪。我记得地点是在西四缸瓦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并没有什么名气。坐在席上才搞清，这是为了答谢林大夫和她的助手而设的家宴，她们俩成功地为邓大姐做过一次手术。那天，邓大姐气色很好，大家频频举杯轮流向她和两位大夫表示祝贺。席间，我拿出自己画的一把绢团扇送给邓大姐，画的是一大朵牡丹，工笔重彩。舍予题词：“昔在帝王家，今供万人赏。”

　　那天饭后，周总理像普通顾客一样自己掏钱付了饭钱。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一张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合影照，照片上邓大姐正拿着那把扇子。她右手握扇柄，左手轻扶扇的上端，将团扇的画面正对镜头，相片后面注有“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摄于向阳厅”的字样。显然，这是他们回到家中特意拍摄的。

　　类似的小聚会，我还参加过三四次。1954年，总理在中南海家里设家宴，邀请三对文艺界朋友，有曹禺夫妇、吴祖光夫妇、舍予和我。谈的主要是文艺出新书和写新戏的事。总理拿出一瓶英国伊莉莎白女王送给他的百年陈酿白兰地请大家品尝。他自己还下厨做了一道拿手菜——干丝汤。还有一次也是在夏天，在西花厅当院，黄昏时，总理设宴主请陈老总，要舍予和我去作陪。总理笑说，陈老总家里人口多，开销大，负担比较重，嘴头上“亏了些”，得轮流请请他。1961年6月，有一次是借溥杰夫人嵯峨浩的母亲访华之机接见在京的整个溥氏家族，包括载涛和溥仪在内，要舍予和我以及程砚秋夫人果素英去作陪，因为我们三人都是满族人。

　　这几次作陪，我品出一些特别的“味儿”来：周总理虽身为国家领导人，但他总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置身于这个身份之“外”，找机会生活在朋友之中，按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去交际。如果受了人家的恩惠或帮助，他会按常规的礼仪去答谢人家，去款待人家，必要的时候可以露一手“绝活”供大家一乐；去关注人家，如果人家有什么难处需要解决，或者有进步需要鼓气的话；或者，什么也不为，干脆就是为了交朋友，谈谈天，听听音乐，联络联络感情，叙叙旧，互相信赖便在潜移默化之中诞生了。

　　总理对北京画家举办的个人画展和联合画展，几乎是有展必到，非常熟悉情况。有一年春节，在小礼堂听戏，舍予和总理坐前后排，我自己找了个偏座坐下。总理向我远远地招手，示意让我过去。我走到总理跟前，他让我坐在他旁边，一连串地问我：

　　“为什么坐那么远呀？”

　　“你身体好吗？”

　　“有什么不舒服？请告诉我，我给你介绍一位好大夫。”

　　他说的好大夫，就是蒲辅周老先生。蒲老先生医道极高，后来，舍予和我都求他看过病。

　　总理还告诉我，他去看过我的画展，他说：“你进步很大嘛！”说得我特别不好意思，心里却乐滋滋的，得意了好些日子。我暗暗地下决心要加倍地练，加倍地画，千万别辜负了总理的一番好意。

　　有一次，北京饭店里举行盛大的舞会，好像是欢迎志愿军英雄，舍予带我去参加。舍予和我都不会跳交际舞，他找朋友去聊天，我就一个人坐在一边看。

　　总理的舞姿非常潇洒，许多年轻的女演员都争着找他跳，哪晓得，总理径直向我走来，说：“我请你跳舞。”我窘在那里，半天才木木地憋出一句：“对不起，总理，我不会。”

　　记得，那天黄继光的妈妈也来了，大家围着她问寒问暖，谁知，越安慰越勾起了老妈妈的思子之情，当场落下泪来。周总理赶快跑过来解围，他把大家扒拉开，拉着老太太的手，亲亲她的脸，轻轻地用手为她擦去脸上的泪，对大家大声地说：“不说啦，不说啦，跳舞！跳舞！”然后，双手拉着老妈妈的手，慢慢地在舞池里“走”了一圈。远远地看去，老妈妈脸上已经有了笑模样。我自己却看模糊了双眼。

　　一天，总理来找舍予，谈了一小会儿，舍予出来叫我：“絜青，你到西屋去吧，总理要和我谈点事。”我回避到西屋，心想，一会儿就会完吧。哪知，一气谈了4个小时，该吃晚饭了，总理还没有出来的意思。好不容易盼着舍予叫我，却吓了我一大跳：总理要在家吃饭！

　　我毫无准备，急出了一头汗，“抓”出来两样菜——摊鸡蛋和一块蒸鱼。总理一看菜就乐了，说：“你和小超一样，知识分子，不会做饭！”

　　舍予一直对这次长谈守口如瓶，至今，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除了那丢人的摊鸡蛋和蒸鱼，简直无可记述。我只记得舍予偶尔露出过一两句“机密”，说总理不主张他入党，认为他留在党外更有用。总理去世后，我在报上读到一封他的信，才明白，那点意思由来已久。那封信是总理1944年9月由延安写给郭老的，信中嘱他不要轻易出面，“创意须出自舒洪姚等”。舒者舍予也，他是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而“文协”是个统一战线组织，以团结作家抗战为惟一宗旨。可见，总理以为舍予留在党外更有用是他的一贯想法了。

　　对舍予来说，在他一生中，有两个关键转折是和周总理有密切关系的。一次是1938年初酝酿成立“抗战文协”时，究竟让谁来当领导人，很费了些周折。最后经总理和冯玉祥先生商定，要舍予出来担任。这件事几乎决定了舍予此后的人生道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此，他由一个单纯的“写家”变成了一个时代洪流中的“尽职的小卒”。另一次是1949年6月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总理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京会合的大好形势，提出“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根据他的旨意，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三十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传递到了远在纽约的舍予手中。他终于在当年11月底回到了祖国，掀开了他新生活的一页。

　　两次重要的召唤，均出自周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舍予的引路人，这么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也许，正因如此，当舍予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一再对我说：“总理最了解我，总理最了解我……”

　　摘自《实话实说西花厅》李琪等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4月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