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疯人院或宗教裁判所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22日11:28 南方人物周刊
集中营、疯人院或宗教裁判所
戈雅之灵

  集中营、疯人院或宗教裁判所

  王书亚

  捷克的米洛斯•福尔曼,波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还有谁呢,社会主义国家献给全世界几个屈指可数的电影大师。在遥远的“布拉格之春”,身为“捷克新浪潮”代表人物的福尔曼,见势不妙,于坦克的轰鸣中逃往美国。

  福尔曼的大多数电影,构成了一个卡夫卡式的世界场景。他一生经历了三个世界。第一个是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的犹太人父亲和新教徒母亲死在那里。第二个是社会主义的布拉格,用他捷克时代的最后一部电影名,那是一场多么浩大而冗长的《消防队员的舞会》。第三个是沙漠中的好莱坞。1975年,他拍出电影史上最卡夫卡的一部经典《飞越疯人院》,囊括了奥斯卡5项大奖。社会主义说,你看福尔曼后悔了吧,他去的其实是一个“疯人院”。资本主义说,为福尔曼感谢上帝吧,他终于从一个“疯人院”里逃了出来。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老家伙从不解释他的疯人院到底姓社姓资。但我一直认为,福尔曼的梦想,是要把那三个世界拍成同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一间“集中营”加一间“疯人院”。然后在2006年,这部福尔曼自称萦绕他心间50年之久的电影中,给出了他关于世界的第三个意象,一间“宗教裁判所”。

  福尔曼根据西班牙画家戈雅的几幅名画,《裸体哈玛》、《宗教裁判所》和《5月3日的枪杀》,杜撰出一个寓言。这三幅画也是三个世界,电影想说的,就是少女哈玛所代表的那个世界,怎样被后两个世界糟蹋,一个是天主教的世界,一个是大革命的世界。但在福尔曼看来,后两个其实就是一个。

  1792年的洛伦佐神父,是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他逮捕了少女哈玛,哈玛的家族由犹太人改宗天主教。根据“密从”的举报,宗教法庭指控她仍秘密信奉犹太教。洛伦佐在狱中使用滑轮刑,对赤裸的哈玛进行逼供,甚至强奸了她。哈玛的父亲通过皇家画师戈雅邀请洛伦佐过府。席间,戈雅说,“在肉体折磨之下,我会承认一切荒谬的指控,哪怕指控我是一只非洲大猩猩。”洛伦佐傲慢地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罪,上帝会保守他经受折磨,凡承认的一定是有罪的。这话激怒了主人。哈玛的父兄们翻脸、关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对洛伦佐神父大动私刑。最后,洛伦佐终于在一份自白书上签字,“我承认,我其实是一只非洲大猩猩,故意潜伏在教会中。”

  所有关于逼供信的故事,这是我所见最精彩的篇章。哈玛的父亲将自白书提交给国王,洛伦佐被迫逃亡。一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就像舞台更换场景,世界也换了他的形象代言人。十几年后,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洛伦佐竟成为人民法庭的检控官。他说,卢梭和伏尔泰已取代了耶稣和使徒。革命者砸毁教会,开枪打死做弥撒的神父。洛伦佐口若悬河地宣判红衣主教死刑。但真实的生活里,狱中的哈玛为他诞下的孩子却沦为妓女。自由、人权这些信念,足使洛伦佐转变为革命家,却不能使他转变为好男人。

  法军溃败后,洛伦佐被捕,被红衣主教判为背教者,移交世俗法庭,处以绞刑。几位曾与洛伦佐共事,革命中受他折磨的神父,举着十字架,苦苦哀求他的忏悔。但洛伦佐走过两个世界,或者说他的心刚硬到一个地步,如今只求一死;或者说他的心软弱到一个地步,已不相信宇宙间还有拯救的可能。因此他甚至失去了再次背弃的勇气。永恒已不可求,但生命中仍有不能承受之轻。于是他推开十字架,带着绝望死在那个时代,死在一种历史主义给他的命名和捆绑当中。于是连他的死,都是一根稻草。连死亡,都成了大革命的偶像。

  这部以戈雅为名的电影,只是借用了他画中的世界。一个少女哈玛可以安然居住的世界,到底在哪里?福尔曼说,既不在天主教的世界里,也不在革命者的世界里。因为这两个世界中的男人,都有一个相同的名字叫伪君子。于是,戈雅的画笔,和一个艺术家对少女的热爱,连同最后,精神分裂的哈玛跟在运送洛伦佐尸体的马车后面,失聪的戈雅也远远跟着她,他已听不见这个世界,就把它忘在后面。这一幕成了导演寄托希望的尾声。美,如何在历史中成为可能,大概这就是《戈雅之灵》这个片名的意味。这个意味以一种疲软的力量指向审美。75岁的福尔曼失去了拍摄《莫扎特》时的激情,对未来却依然没有答案。

  听起来如此荒诞。但人民和艺术家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事实,他们只要一个关于世界的象征。就算被人民攻占的巴士底狱,一共只有7个犯人,其中一个是精神病人,两个拖欠债务,但巴士底狱永远都是

神话中的巴士底狱。尽管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50年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移交政府而被处死的人,一共只有8个,但宗教裁判所也永远都是神话中的宗教裁判所。

  曾经,我和法国法官高等学院的院长,讨论天主教与国家的关系。与通常认为“革命是反宗教的”相反,他说,法国起源于大革命对宗教的模仿。无神论者模仿天主教建立了国家,法国的

公务员类似天主教的神父,是真理的象征。不像美国,国家与真理无关,他们的公务员类似新教的牧师,对会众没有太大的权柄。

  我把洛伦佐的故事,看作对上述精彩观点的注释。他在两个世界之间挣扎,一生都与真正的信仰背道而驰,而将罪人的道貌岸然,一直持续到断头台上。洛伦佐和哈玛,共同构成了这世界的悲剧。就像狱卒和囚犯,共同构成了国家的悲剧。洛伦佐带着又高又尖的帽子受审的一幕,是对戈雅画作的精心复原。年龄大点的中国观众就会说,原来是真的,连我们

斗地主的高帽子也是模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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