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我的至爱亲朋

　　她的头顶罩着很多“著名”的光环：中国近代著名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著名外交家、作家章含之的女儿等等，当她的传奇经历写入她的这本传记时，她所说的那个二十世纪已经成为过去，惟有至爱亲朋的温情留给了今天。

　　我妈妈的惊喜

　　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十六岁之前有个漂亮、聪明的名人妈妈是最值得骄傲的事，而十六岁以后，漂亮、聪明的名人妈妈就成了最大的挑战。

　　我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她和爸爸都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回来。在我的印象中，周末我们家总是好多人，我最多的记忆是跟我爸爸的弟弟和我的表哥在一起玩，好像比跟我妈玩的时间多。“文革”的时候北大的红卫兵来抄家，我妈妈一把把我抱到最里面的房间，她紧紧地搂着我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凳子上。一会我爸爸溜进来，他已经被剃了阴阳头，他是来跟我们打招呼，但是话没说完就被红卫兵又揪出去了。

　　再后来，我爸爸妈妈就都去干校了，我外婆也去世了，史家胡同只剩下我和外公。我那时候九岁，经常在家装病赖学。就是在我赖学的一个早上，我妈妈的两个同事来到我们家，说：“起来吧，胖妞，你妈给你安排去住校学习英文啦。”当时我妈还在湖北的五七干校，我觉得她的本事太大了，人都不用回来就把我的学校给安排好了。

　　我在外语附校的时候，我妈妈被调到外交部，不久我就在操场的大喇叭里面听见我妈妈的名字，总是在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在场的人名单里有她。这种广播越来越多，我的老师们开始对我越来越好，他们开始喜欢和我聊天，总免不了问一句：“你妈怎么样啦？”我为我妈感到无比的骄傲，自己也觉得不再是臭知识分子的孩子，而有点高干子弟的感觉。

　　就在我还沉醉在当高干子弟的喜悦中时，我妈妈又为我做了新安排：我被送到美国。等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已经被隔离审查，关在外交部了。那时候我十六岁。说实话，我当时非常怨恨我妈妈，每次我刚开始熟悉一个环境，好日子刚开始，她就把我扔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我就要从头来起。

　　而今天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妈妈那么狠心教育我，我绝对不会有今天，也不可能度过后来的风风雨雨。我的教育受益最大的当然是我，而我妈妈最倒霉，她给我一个机会去培养独立的性格，后来就独立得不回家了。

　　我妈妈至今还是能够永远给我惊喜。正当我认为她太怀旧，写的东西太多别人，太少自己，不够自我，她就在和陈鲁豫一个多钟头的采访里说：我要走出我自己的路来。紧接着又写了一本《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四十岁了，看了我妈妈给我写的文章我特别感动，我又一次为我妈妈骄傲。她在文章中写道——

　　我和妞妞也许更像一对母女朋友。平时我很少见到她，她永远在忙！我不愿意让一个“老妈”成为她的羁绊。但是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的牵挂，当然是我对她的牵挂更多一些。但是我们都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在彼此的身边。

　　我和洪晃的“朋友”基础大概是“求同存异”吧。应当说，在许多方面，我们都有共同点。譬如说，她办的那两本刊物我就很喜欢，这反映了我们对生活情趣、时尚爱好的共同点。

　　看看周围一些熟人的子女或是洪晃的与她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他(她)们都“事业有成”，不是跨国公司的中国总裁就是亚洲CEO，或是著名跨国律师行的律师。可是洪晃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是一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德国大公司的中国总裁，谁知她突然厌倦了这种高级打工仔的生活，毅然决然辞去职务，另辟自己的小径。她做过猎头人公司，又同朋友参股投资咨询公司至今。后来她又开始搞刊物，但是当“.com”公司兴起时，她又同在美国的投资合伙人一起办起了一家颇具规模的网络公司。洪晃招募了一批网络精英，她谈起网络来，头头是道，好像她原来学的专业就是IT。这一点，我真的挺服她的，洪晃学什么会什么，还很快。作为一个外行，她居然能领导一批网络精英，这不仅仅靠资金，她能很快进入并且适应一个崭新的领域……

　　我爸爸的魅力

　　我很疼我爸爸，他像个长不大的大男孩。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我和我爸爸的亲情是在自行车上培养的。我那时候每个星期日的傍晚都要从史家胡同赶回外语附校，我爸爸总是陪我走，我坐车，他骑车，每当我坐的公共汽车赶上他的时候，他都要狂蹬一阵子，逗得我哈哈大笑。

　　1977年我从美国回来，我们又开始在一起生活。我爸爸开始教我骑车。其实我已经会骑车，但是我爸爸说我的技术不过关，他不放心，我回家就叫我蹬上车和他去练。现在想想，我爸爸可能是为了找一个机会和我单独在一起，也难为他了。

　　我们练车都是去圆明园的旧址，那时候那里没有旅游点，真是一片废墟，我们骑累了就坐在被八国联军推倒的汉白玉柱子上聊天，我爸爸喜欢问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然后他会叹口气说，我研究了二十年美国经济，还不知道信用卡长得什么样。

　　我去美国自费留学是我爸爸给我联系的。那时候北京大学经济系有个叫欧文·巴尼特的访问学者，他是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的，我爸爸通过他给我弄了一个奖学金，我就第二次自费留学去了美国。

　　我在New Paltz上了大一，学期末我爸爸也到美国来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作富布赖特奖学金学者。我没有跟我爸爸抱怨任何学校的事，但是我爸爸却看出来我不喜欢New Paltz，他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宿舍里的人都吸毒。我爸爸没说什么，没过两个月，帮我在瓦瑟大学找到一个奖学金，我就转学了。

　　去年我爸爸回国换肾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东西——《我爸爸的逻辑》，大概最能说明我爸爸的性格和我们的关系。

　　我妈妈说，我身上的坏毛病都是从我爸爸身上继承的。

　　也的确是，我爸聪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烟，不注意身体，我也那样；我爸结过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还在比他小得多的情况下，就把这三次都结完了。

　　我爸爸退休前是在北京大学教经济的，据他的学生说，他能把经济讲得生龙活虎，据他的同事说，他就是学术文章不好好写，所以别人都当头版头条的经济学家了而他老人家却退休了……

　　前一阵子，我爸爸住进了朝阳医院换肾，他乐呵呵的，开刀的前一天晚上居然和我后妈一起下馆子吃饭。

　　开刀的当天我们都坐在医院里等候他的体格检查结果，手术大夫来了，身后跟着心脏科主任，他们说我爸的心脏不好，做手术有一定的风险，要他再考虑一下，然后又把我和我后妈叫到走廊里，仔细地解释了一遍。我后妈立刻眼泪汪汪，不知所措地回到房间问我父亲是否坚持做手术，我爸斩钉截铁地说：“做，做，做，要不然什么好吃的都不能吃。”我告诉护士我爸爸坚持换肾的原因，她们都笑了，说：“这是什么逻辑。”

　　我爸爸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他算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活得比较自在的一个人。我曾经向他抱怨，认为父母离婚让我这辈子不能愉快，他开导我说：“其实你自己活好了就行了，干嘛老想父母的事儿。”那时候我才十五岁。别人都说这句话好不负责任，我倒是觉得，这句话救了我，以后我真的活得挺好的。

　　值得珍惜的朋友

　　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是廖文教出来的。廖文是我认识的惟一能够交流的女学家，对女人的历史，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非常有研究，我特别喜欢她的对比研究，永远在两个文化中把参照点找得非常准，我非常佩服这个有学问的女人。

　　1998年那会儿，廖文还没有结婚，只是有个十几年的老相好，就是老厉。廖文自己的家我很喜欢。这是一个不大的两居室，她把最大的一间房间留出来作书房，那里有她写东西所需要的全部，电脑、扫描仪，打印机，地上有一块旧地毯，上面有几个舒服的靠垫。她是个自由撰稿人，靠写东西为生，这其实是我上大学时候的理想生活方式，做个不慌不忙，不穷不富，有学问又有情调的女作家。

　　我每次在她家就是喝着茶，剥着橙子，听她讲各种各样的艺术观点和艺术家的故事。我闲着的时候容易心血来潮要干事情，而和廖文聊多了，我就突发性地有个冲动，要把中国的当代艺术在中国普及。而特别巧的是我刚刚结识的大地公司的总经理马惠东，他已经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而且想把事情做更大，我们几个一拍即合，都在大地当代艺术博物馆任了职，廖文当策划人，我当了董事。

　　我们办过三个画展，《两性之间》、《芬苯乙烯》和《艳俗》。主要的工作都是廖文或者厉宪庭做的，钱是大地公司出的，我的角色是最丑陋的“账房先生”。其实我最不会管钱，我们公司里没人敢让我管钱，沈老师，我们公司的内务总管，一般不把我问个底儿掉，绝对不支给我现金。我们两个在合作中各所扮演的角色也为后来廖文去了纽约一年不理我打下了基础。

　　其实我没有和廖文拌嘴，而是跟她老公吵了一架。老厉是个非常有才华的艺术评论家，他有一个特别牛的本事，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一个中国艺术现象，把根本没有系统的东西归纳出一个流派。曾经有个外国人形容老厉是中国艺术家的教父，廖文和老厉好像都对这个称呼反感，不爱听，我个人认为挺确切。任何行当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教父类人物出现，比如华尔街就曾经有摩根。教父和CEO都是权威人物，但是教父更牛。一个CEO的权威是寄托在一个机构上面，机构没有了，CEO的权威也就消失了，但是教父的权威是无形的，是精神的东西，无处不有，完全靠个人魅力。

　　当教父的人就有教父的习惯和脾气，我和老厉拌嘴就是因为我在印刷《芬》的画册时候作了点妥协，把有可能有争议的东西回避了一下，然后又雪上加霜地拒付印刷费，因为有些图片的颜色走偏了。

　　《艳俗》之后，廖文就和老厉去纽约了，我从其他朋友那频频听到他们的消息，但是她从来没有和我直接联系。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与老厉拌嘴难为了她。可是回来以后又和以前一样来往，只是没有那么频繁了，我也是办杂志忙得不可开交。

　　现在想起闲着的日子非常留恋，想朋友，想这种随着性情走的日子，但愿将来还会有，我会更加珍惜。

　　摘自《我的非正常生活》洪晃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5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