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我们还需要大专辩论赛吗

　　大专辩论赛辉煌不再，昔日火爆校园，今日“行走在消逝中”

　　1993年，一场由复旦大学几名年轻辩手领衔的“狮城舌战”在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掀起了一股“辩论热”。如今，十四年过去了，姜丰在英国继续求学，季翔和严嘉在法庭上继续展现辩才，而蒋昌建则留校任教，新一届的大专辩论赛本月即将展开角逐。

　　那些曾经怀着辩手梦的孩子们也长大了，他们可曾圆梦？而辩论离今天的我们又有多远呢？

　　●‘狮城舌战’的火是因为所有需要的前提条件都具备了。这是时势造英雄，如果把这四个人放到1999年，未必会有这样的反应。社会在变化，一代大学生的偶像标准也在变化，很多历史机缘促成了那次的火爆。

　　历史机缘促成“狮城舌战”的

神话

　　新京报：提到辩论赛，相信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1993年那场国际大专辩论会，但中国春秋时代就有“好辩”之风，也是一项传统吧？

　　潘跃：辩论在中国早就存在，张仪合纵连横游说诸侯便形成了我国辩论的第一个高峰。后来随着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辩论自然也就衰落，直到戊戌变法，才迎来辩论的第二次高峰，两个高峰相隔上千年。应该说，中国不是一个辩论发达的国家。

　　蒋昌建：我记得上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有了辩论赛的雏形，当时复旦、浙大转移到重庆、四川，他们就有了近似现在的辩论。从1986年开始有大学参加辩论赛。

　　张柠：在我印象里，国内的辩论赛应该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1993年前已经开始进行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学校里也有辩论队，那会儿研究生招生，如果你本科是某个大学辩论队成员，还会被破格录取。那时觉得，一个大学通过辩论能上电视，如果还辩赢了，就是广告，打出了品牌。

　　有些大学本来学术地位可能并不高，突然辩论队赢了就会加分，就和打篮球一样。

　　新京报：但直到1993年“狮城舌战”才引起大范围的关注，为什么那一届会产生火热的效应？

　　潘跃：“狮城舌战”颇有些欠债偿还的意思，人类都有辩论基因，我们的这个基因沉睡很久，有了外界诱因以后，就爆发出来。但是说实话，人们把那届辩论会给神化了。它的火是因为所有需要的前提条件都具备了。一方面，青年大学生隐藏的辩论基因有所躁动，社会转型面临很多变化和问题需要反思和讨论，辩论迎合了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就是电视节目，播出时间上安排在10月1日晚上的黄金时间播出大决赛，然后十一假期一点点地播前面的比赛录像。加之当时电视节目少，只要有好节目，收视率一定很高。当然，复旦大学的表现很出色。

　　但我也要说，这是时势造英雄，如果把这四个人放到1999年，未必会有这样的反应。社会在变化，一代大学生的偶像标准也在变化，很多历史机缘促成了那次的火爆。

　　蒋昌建：我并不认为1993年那次就比后来的怎么怎么好。还是依托了电视媒体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末电视还没进入大部分老百姓家庭呢，到了1993年电视媒体影响面已经完全铺开了。

　　张柠：也有一种民族感情在里面。1993年忽然到国外去了，增加了砝码，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余潇枫：改革开放以后，大学生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提高，而大专辩论会具有平等性、挑战性，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1993年给人们一道精神大餐，是一个烤龙虾，所以大家都上，厨子就一个一个上，到后来肯定很快倒胃口，听龙虾这个词就反胃。

　　●辩手们注重话语自身的逻辑，有点儿像周星驰，周星驰是故意搞，只不过辩论是建构，周星驰是瓦解。

　　模仿扼杀生命，辩论赛成炫技表演

　　新京报：客观地说，1993年之后的大专辩论会再也没有达到那样的鼎盛辉煌了，甚至有人觉得辩论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遥远。

　　蒋昌建：辩论的发展不可能止于1993年这一场，此后也有比较有特点的强队，比如西安交大。后来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大家对新生事物的关注度高，另一方面辩论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选题，没有与社会关心的问题紧密相连，应该有一些对自己遭遇、体验有体会的问题。比如就辩论“李宇春应不应该当劳模”，肯定火。另外就是模仿问题，不过我认为西安交大已经摸索出一套新的模式。

　　余潇枫：1993年那次我认为是第一个高峰，一直到90年代末在中国兴起的辩论热还在持续。然后开始下降。到后来很明显的是对抗竞争的程式化，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呆板模仿1993年辩手。辩论有几个类型，雄辩、花辩、戏辩、儒辩，复旦大学的特点是花辩，主要展示知识的丰富性。雄辩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安交大。时间长了以后，人们对雄辩和花辩有了厌倦感，1999年之后更加明显，这种程式化、单一化，促使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形式。

　　还有一个原因，高校把辩论的竞争性提得太高，一旦获得冠军就不再派队参加，到后来进入决赛的是一般高校了，北大就曾经宣布永不参加这个比赛，其实就是心里输不起，想赢但是又不能保证赢，于是就不参加，这是文化劣根性的表现。

　　当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形式太呆板，辩题大家不感兴趣，参加的学校层次低，所以给人感觉后几届只是维持。

　　潘跃：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1993年那届辩论赛让它成为很火的节目的同时，却也埋下了后来急剧冷却的伏笔。复旦大学的海派辩风，讲究包装和技巧的出神入化，但却导致了之后很多人只是学技巧，忘记了辩论是有本质的东西。而学校间为了争胜负，也在研究技巧上面下工夫。当辩论变成了技巧类项目而存在，而非因思想内容而存在时，最后会变成形式之辩，内容被抽空了。观众希望辩论赛是对热点问题寻求答案进行讨论，但是它已经没有这项职能了。如果仅仅是不断重复技巧，谁还会看呢？

　　复旦大学辩手有很多恰到好处的东西不是可以套用的。比如姜丰曾经在决赛的时候，说道：“我方明明回答过了，为什么对方辩友就是对此听而不闻呢？到底是没听见，还是没听懂啊？”引来笑声和掌声，后来类似的话被别人学来用，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人们不再觉得

幽默，而是厌烦。不光是内容上的套用，还有手势、形体的模仿。到1995年，这种形式之辩就比较严重了。1993年给人们一道精神大餐，是一个烤龙虾，所以大家都上，厨子就一个一个上，到后来肯定很快倒胃口，听龙虾这个词就反胃。

　　张柠：1993年的“舌战狮城”是一次比赛，比赛就有比赛的规则，只是这场比赛比较特殊，没有客观标准。

　　大家是看表演、看措辞煽情不煽情等技术性的东西，获胜标准不是道理上的东西，因为给出的话题都是没有答案的，只能是看谁在台上吹得响。最后辩论赛完全停留在看辩手长相帅不帅、从容不从容等方面。这其实与高中语文教育密切配合，更多在修辞上下工夫，而不是人文价值、人文意义。这批人依然顺着高中教育，很注重话语自身技术层面上的东西。

　　辩手们注重话语自身的逻辑，有点儿像周星驰，周星驰是故意搞，只不过辩论是建构，周星驰是瓦解。大专辩论会的话语方式一度流行，“请问对方辩友……”如此之类，赵丽蓉在有一年的春晚上用小品进行了嘲笑，“请问对方辩友，是饺子好吃还是窝头好吃？”还有一本叫《演讲与口才》的杂志那时候也特别火。直到现在，有些研究生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还带有这种口气，用“毫无疑问”如何如何这种语式。本来学术应该深思、应该疑问重重，在有些人口中却变成北京胡同里那种没有标点的说话方式。这种说话流畅的技巧，在今天的市场营销里得到了反映。有些上门的推销员，说得天花乱坠，上来先说10分钟，听起来严谨严密，但是他不管这个商品对你有没有意义。辩才在商业推销中、学生会竞选、面试公务员、商务谈判和外交中都很需要。

　　2003年8月的一场大学生辩论赛。虽然如今辩论赛依然在各地举行，但已无法吸引太多关注。

　　新京报：其实大专辩论赛的主办方这些年一直在改变赛制，是不是也希望能够减少这些技巧性的模仿？

　　潘跃：对，在有些方面，我们非常痛苦，辩论做成比赛就要有胜负。很多大学以此提升学校品牌，不惜一切代价。我们这些年不断改变赛制，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些模式化的东西。但是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校已经把辩论当成简单的体育比赛了，认为掌握技巧、勤加训练就可以获胜。

　　新京报：除了技巧性的盲目模仿，在内容上是不是也一直没有突破？

　　张柠：辩论赛的论题一般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模棱两可的话题，就看谁说赢。说赢的人往往忽略口才表达背后的深思。有人说辩论是诡辩，我认为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

　　诡辩是古希腊的雄辩术，充分表达人的能力。而辩论赛是狡辩，目的就是要说赢，输赢逻辑在支配。输赢本身就是商业逻辑，不是大学精英教育。做学问是要犹豫的，但是在辩论场上，你一犹豫，别人反而觉得你没有学问了。

　　余潇枫：辩题，应该具备现实性、社会性、公共性，同时承担文化启蒙的作用。

　　潘跃：本届辩论赛，我们也是想增加一些社会类的选题。比如普利策奖得主、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曾经在苏丹拍的那幅秃鹫盯着爬向食物的小女孩的照片，他为此停了20分钟找构图。这个时候究竟是新闻记者职业素养重要还是道德操守重要？但是这样的论题我们应该怎么组织呢？

　　辩手们为了胜负会从什么是新闻操守等概念上曲解，为了有利于本方，把对他有利的内涵无限扩大，面对这样的辩论，你会很厌恶。比如2005年有道题“好马不吃回头草”，说好马要吃回头草那一方，就说因为人们在不断寻找好的工作机会，如果曾经从摩托罗拉到IBM，而现在摩托罗拉又有职位需要你，回去无可厚非，正方把这个马当成事业之马；反方则说，整个社会发展不可逆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吃回头草。我们也想过，是不是就把一个纯生活中的事例抛给选手，然后为了公平采用上下半场，互换身份，这样是不是机会就均等了。

　　张柠：有些学术问题很深，不大适合在大众传媒传播。比如性爱教育是应该从小学开始还是从幼儿园开始。电视的观看人群各种各样，我们不能把学术、历史事件都搬上来。

　　●应该呼吁，从电视辩论走向校园，把辩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否则最终还是要消亡。

　　●大专辩论赛就像将《超级女声》和《百家讲坛》搞在了一起，又有比赛竞技又企图讨论人文话题，但是做出来就感觉比较怪了。

　　文化多元化，辩论赛难现辉煌

　　新京报：毕竟很多当年的年轻人甚至是小孩子因为看到了蒋昌建、姜丰，而心怀一个辩手梦长大。辩论赛还有没有恢复1993年的辉煌？或者说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去取代？

　　张柠：现在高校业余生活比较丰富，除了传统的文学社、诗社、历史学社外，还有很多与商业相关和关注底层的社团，于是把它冲淡了。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更多人宁愿看超女选秀。以前的娱乐节目单调，大专辩论会就很有娱乐性，观众着急哪个队赢了？谁是最佳辩手？心态就像今天看超女。今天的娱乐节目这么丰富，辩论赛已经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火了。我觉得它作为一种训练，让内向的学生更外向会更有用，但是不会再成为一种流行文化了。它就像将《超级女声》和《百家讲坛》搞在了一起，又有比赛竞技又企图讨论人文话题，但是做出来就感觉比较怪了，毕竟它的兴趣点不在学术本身。参与者如果有实力，倒不如报名参加超女；如果要讨论学术，那应该换一个地方，而练口才也不一定要比赛。

　　潘跃：恢复到1993年那样是不可能了，那是一个特定年代。辩论本身应该成为常态的东西，我老在想跟台里申请办一个电视辩论栏目，不要只是纯为胜负。

　　余潇枫：我倒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进入21世纪后，我认为网络辩论有可能掀起一个新的高潮，观众不受限制，参与互动的受众面也更广。不过国外辩论辩题没有限制，他们是为生活而辩，不是为了表演，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表演而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不上电视，我们辩论是为了上电视而准备，就完全不一样了。应该呼吁，从电视辩论走向校园，把辩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否则最终还是要消亡。

　　蒋昌建：新一届的大专辩论会引入网络海选，扩大了基础，让一些在门外的人能走进来，还有一些过去对此有浓厚兴趣的人再回来。我这回当海选评委，在浙大碰见一个女孩，她语速很慢、表达很柔弱，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性动作，我当时就想，这样怎么也能来海选呢？她说自己从来就不擅言辞，比较孤独，她来参加不在于能不能入选，而在于大胆说话、不再害怕。我想，至少这一点是辩论一种持久的魅力。

　　昔日辩手今何在

　　1993年参加比赛，先是学校内部选拔，老师们都得给竞选者写评语打分。我后来留校看到了那些评语，对我的评语是什么“此人形象不佳，普通话极差”、“此人学识一般”反正大部分人都提到形象欠火候，但是写姜丰的就是“聪明乖巧灵动”。

　　我现在在电梯里都能碰见那些当年给我写评语的老师。我就在心里暗想，你还不知道我看过了吧，表面上当然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了，哈哈。

　　去新加坡是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住五星酒店，第一次睡席梦思。我晚上就老睡不着，因为床太软了，同房间的严嘉却睡得陷了进去。我最后没办法，只能把毯子被子铺在地上睡才行。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粉丝了，不过很含蓄，会在评委讨论的间隙，给我们递纸条，上面的内容都是在鼓励人生，比如：你是什么什么的光荣，代表什么什么的梦想，相信你通过辛勤努力，克服种种困难，一定可以如何如何。比赛结束的当晚，我们在新加坡逛街，结果发现很多人跟着我们，开始我们还想不会是打劫的吧。后来才明白这是在那里打工的中国人，他们觉得大学生贫穷纯朴，所以一定要给我们钱，弄得当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十几年后，我还在饭桌上碰见了当时的人，如今他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了。

　　1993年的比赛对我们几个人的改变其实不大。季翔和严嘉本来就是学法律的，后来去当了律师，他们不参加辩论赛估计也是去当律师；我估计也是会留校；姜丰是那种在一个地方呆不上10年的人，所以即使没有比赛，她也是今年这里、明年那里，如浮萍一般地生活。季翔和严嘉曾经都在国外，现在回国了，姜丰在剑桥读东方学博士，美丽的她在美丽的大学里有了美丽的老公和美丽的龙凤胎孩子。

　　那场辩论赛对我们的人生轨迹没有什么左右，当然，因为知道的人多了，办起事来会有人在规则许可的前提下给个方便，自己的虚荣心也还是有的，但是现在已经淡化了很多。

　　口述：蒋昌建

　　-沙龙人物

　　潘跃：电视制作人，自1993年中央电视台主办国际大专辩论赛以来，一直参与辩论赛的组织及导演等工作。

　　蒋昌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1993年大专国际辩论赛最佳辩手。

　　余潇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曾多次担任国际大专辩论赛评委。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那些人，那些事

　　唇枪舌战14年

　　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在新加坡举行，中央电视台以主办者的身份介入。节目播出后，复旦大学和姜丰、蒋昌健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他们俩后来签名售书，竟然发生了拥挤事件。两年后的辩论赛出现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评委阵容，包括杜维明、王元化、余秋雨、江平、孙康宜等，最大的惊喜则是非华裔辩手的参加。但这时候朗诵式的辩论和堆砌辞藻的辩词就已经成了硬伤。到1997年，依然是大段大段的立论和总结陈词。大决赛时，完全靠背稿和朗诵的首师大队虽然字正腔圆，抑扬顿挫，但是完全不敌临场应变、四面出击的马大队。1999年，辩论赛开始将华裔和非华裔选手分开比赛，每队设立了自由人，侧重短兵相接，单打独斗，呼唤天才辩手。西安交大表现出色，获得胜利。但是两年后，

武汉大学队却在“钱是万恶之源”这道决赛题上遭遇了滑铁卢。

　　大专辩论会的比赛规则终于在2005年由它的创办者、新加坡人改变，每场比赛不再是一、二、三辩连续立论。印象很深的是获最佳辩手的黄执中，童年患有严重自闭症，辩论竟然是大夫向他建议的治疗方法。

　　今年的比赛变革很大，开通了官方网站，中国队举办网络选拔赛，辩题终于走出了金字塔，向生活、社会和民生靠拢。

　　口述：潘跃

　　C14-C15版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新京报制图/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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