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新华社

　　从“红中社”到新华社

　　新华社的前身是红色中华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通讯社，最早创始于1931年。这年春天，由当时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领导，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工人通讯社，对外曾挂过时间通讯社的牌子。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先后缴获了张辉瓒和谭道源的一部半十五瓦电台及几名报务员，成立了以王诤、冯文彬为首的第一个红色电台，主要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的新闻电讯及国民党内部通报，供领导机关参考。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又缴获了国民党公秉藩师的十五瓦指挥电台，设立电台的基础逐渐成熟。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正式建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对外播发新闻的呼号是CSR（CHINESE SOVIET RADIO），即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缩写。主要任务是：播发新闻，红军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消息，上海和各革命根据地都可以抄收到。同时还抄收国内外新闻。它最初播发的新闻就是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当时的领导人是周以栗，周以栗积劳成疾后，由王观澜接任。

　　1933年1月，在瑞金成立了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张闻天为书记，直接掌握党的新闻工作。1936年12月，红军长征到陕北，中央决定秦邦宪兼任红中社社长后，立即召开了工作会议，决定由廖承志负责国外电讯部分，向仲华负责《红色中华报》。

　　西安事变发生后，秦邦宪来到西安，决定成立红中社西安分社，由李一氓负责。1937年1月，中央从保安迁往延安，红中社也随之迁往延安。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于1月25日，将红中社更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

　　1941年11月，新华社社长向仲华因工作调动，党中央决定由秦邦宪（博古）兼任新华社社长，吴文焘担任副社长。新华社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动员全国人民促进全民族的大团结，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还搜集国内外重要消息，为党中央决策提供参考。新华社在秦邦宪的领导下，排除困难，各项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早在中央苏区时，为了工作的需要，《红色中华》就建立了通讯员的队伍。1933年1月2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与有关单位发出“关于红色中华的通讯员问题”，规定了通讯员的五项任务，特别强调“这一通讯员，须是实际的，而不是挂名的”。通知发出后，收效甚好，一个遍布苏区各地的通讯发行网络迅速建立起来了。

　　抗日战争中的号角

　　按照党中央所提出的意见，新华社一方面将各地通讯社改为新华社的分社，直接加强对各分社的领导，同时将各地具有全党、全军、全国性质的新闻发稿权集中到总社，这样做不仅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正确及时的贯彻，也使全党对外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防止出现不应有的纰漏。另一方面，统一领导有利于提高干部的业务素质，使新华社的工作质量再迈上一个新台阶，使《解放日报》与新华通讯社真正成为党的喉舌，成为抗日战争中的号角。

　　到1942年，新华社已拥有五个分社，较大的分社也已经发展成为总分社。为了进一步提高新华社的工作质量，秦邦宪带领全社同仁采取一系列措施统一指导敌后各分社工作。利用通报台与山东、晋西北、冀中、晋察冀等分社联系，认真研究各分社发来的电报。这些措施促使分社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43年初，秦邦宪已经初步摸清了不同地区广播效果的规律，于是提出了新华社的工作概要，指出，新华社文字广播要根据对象不同分成三类：一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播，每天五六千字，包括国内新闻、文件、重要论文和社论；二是对边区广播，每天1500字左右，只发新闻；三是对重庆当地大后方广播，只发根据地新闻、通讯及若干论文摘要。

　　根据各地分社和报纸反映“发稿太多，容纳不了，希望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要求，总社调整每日电讯稿的播发数量，以四开小型的隔日刊报为标准对象，以两版刊载本区新闻，一版刊载国内国际，一版刊载解放区消息计算，拟每日发稿5000字左右（社论、文件、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等不计在内），包括国际新闻1500字，沦陷区和大后方新闻1000字，解放区新闻2500字。

　　1945年8月，随着国际局势的迅速发展，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已是意料中的事，秦邦宪深感分社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于是以总社名义致电各分社，要求：一、整个新闻工作，应适应形势，作适当转变和部署；二、目前各分社应集中报道日寇要求投降后引起的影响；三、创造新的作风，立刻派遣所有记者随军行动，加强电务工作，密切与总社的电讯联系。新闻报道要快、短、确实。

　　日本投降后，8月26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中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秦邦宪根据中央的精神。要求全社一方面宣传做好对付敌人进攻的准备，迎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进犯；另一方面宣传积极争取和平，寻求一切避免内战的方法。并在31日的编委扩大会上强调，应更多研究人家的宣传及自己的宣传，我们善于不留余地的批评，但不善于涵养一些的批评，宣传者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威服人。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一份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停战，以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行。面对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如何正确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1946年1月8日，总社及时向各分社发出关于国共停战命令的报道。指出：“日内国共双方即将发布停战命令，在该命令出来后，各地应多报道我方诚心诚意执行停战令情形，同时对国民党军在停战令后，犹继续向我进攻，随时加以揭发”，但“材料必须十二万分确实，其部队番号、行动日期均需查明清楚（发给总社时发两遍），不必丝毫夸大，尤不能道听途说”。

　　这种根据当前形势的变化及中央的方针政策的调整，及时向分社进行通报，使新闻报道更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充分发挥了舆论的指导作用。

　　新华社对国外报道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广播事业是从1940年开始的。早在抗战开始时，中共中央就想办广播电台，由于受到日伪军的封锁和国民党的包围，想搞到一些广播器材十分困难。1940年5月，周恩来从苏联回到延安，特地带来了一部广播发射机，中央决定筹建广播电台，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新华社社长向仲华等为委员的广播委员会。延安的技术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制造出各种必须用的器材。缺少动力设备，就用旧的汽车头改装成发动机带动电动机供给电，当时电台发射功率大约有二三百瓦。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延安城西北的王皮湾村山沟的窑洞里，建成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2月30日开始试播。这是我党第一个口语广播台，也是新华社第一次口语发布新闻，呼号是XNCR，X代表中国，NCR是英语新华广播电台的编号。

　　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把新华广播电台看做是“茫茫黑夜中的灯塔”，是因为我们的广播能够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所以当时的广播工作者起着号兵的作用。

　　1942年2月，在南方局的周恩来要求建立对重庆及南方各地的专门广播。但是由于发射功率太小，发动机又经常发生故障，播出的声音时高时低，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多，到1943年3月，因发射机发生了严重故障，不得不停止播音，进行大修。

　　经过技术人员的努力，重新改装了发射机，改造了动力设备，到1945年9月5日重新恢复了播音。开始为试播，11日正式播音。《解放日报》刊载“延安广播电台，即日起开始中国国语广播”；“时间每日十一时至十二时三十分，与十八时三十分至十九时三十分（上海时间）。播送节目有时事新闻、解放区消息、时评及名人讲演等。尚有纪录新闻一类，以便各地抄收”。

　　对外进行新闻报道是为了争取国际上道义的物质的援助，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解放区的全面了解，这是国际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争取抗日斗争伟大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在英文台成立前，为了扩大对外宣传，1940年10月，中宣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包括美籍大夫马海德、印度大夫巴苏华、越南人黄正光、印尼人王大材、华裔印尼人毕道文、肖三及德国籍夫人叶华等，研究对外宣传问题。听取大家意见后，决定办一个英、俄、法三种文字的刊物，取名为《中国通讯》，每月一期，确定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具体负责，稿件由大家分别撰写。刊物由内部交通带到重庆，再由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分发给外国记者，由他们转发国外。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重庆办事处曾将一些文章刊登在同盟的刊物上，以便扩大影响。1941年3月出版的一期，以皖南事变为主要内容，刊登了五篇文章。社论是马海德用英文写的，吴文焘用英文写的报道，其余三篇分别由肖三（俄文）、巴苏华（英文）、黄正光（法文）执笔。这是一份32开毛边纸的油印刊物，每期200份，字迹工整。每月开会组织稿件，都是由秦邦宪主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由于国民党封锁，发行更加困难，出刊10期就停刊了。

　　不久，有一批从重庆来延安参观的外国记者，其中有爱泼斯坦，周恩来在重庆就与他相识，所以把他留了下来，传授如何向外国人进行报道的经验，还聘请了原英国文化处的官员林迈可为英文改稿专家。

　　周恩来从苏联带来的广播发射机出现故障后，经技术人员努力修复终于可以使用，便用来做英文文字广播，并用在晋绥缴获的日本火车头发电作为动力，于1944年9月1日正式播出，定向是美国旧金山，呼号为CSR DEXN－CR。一天可播五六条消息，相当于中文1800到3000字左右。这标志着新华社对国外报道的开端。

　　新华社英文广播台的播放，在国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英国、美国报纸有时发的消息，就是从新华社英文广播台中收到的。

　　摘自《秦邦宪（博古）传》吴葆朴李志英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6月版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