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四城会”上的发现

　　什么是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一种发现的过程，发现和自己不同的人，发现自己的特质与缺点。

　　撰稿／梁文道

　　所谓交流，一般的理解就是两类不同的人聚在一块，互相学习。大约九年前，当我第一次参加“上海、深圳、台北、香港·四城文化交流会议”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的无非也就是这种很抽象也很泛滥的“交流”。完全不知道当它真实开展起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情景，能有什么效果。然后是今年9月，“四城会”轮值在上海举办，我去参加了这届年会。现在，我可以很具体地说出“交流”的意蕴了，且是从貌似枯燥沉闷的议程上看不出来的意蕴。

　　那届会上，我们看了一套上海社会科学院找来的影像短片，记录了一批文化工作者怎样在莫干山路老仓库即将被推土机推倒的十二天前阻止它的滚滚车轮。从片中看到，热心的艺术家们在极短时间之内组织起来，联署公开信，走访有关政府部门，不厌其烦地向官员们“游说”，保存那些老建筑的价值有多重要。结果，不可思议地，他们竟然成功了。

　　在我们这群香港来客的眼中，上海

文化人的这次壮举实在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却成功了，让人感佩不已。因为在香港，我们才刚刚经历过类似的争论，目睹了香港中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的倒下。我们也有一群热血青年，在香港一些机构间奔走，联系了龙应台和李欧梵等数百位学者、文化人出来声援，甚至在那两个码头露宿好几个月。但是最后，那两座承载了香港历史文化、在我们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建筑终究还是倒塌了，消失了，对此我们唯有怅然。类似的呼吁保护历史建筑，恰恰上海的同行做到了，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晚上吃饭，大家还在热烈地延续这个话题。这两个个案也许并不典型，却富含意蕴。席上有人说，“其实香港在这件事上比不过上海，不正是香港一直以来的优势吗？”没错，细细探究，内地一些地方看似办事效率颇高，就像这样一座历史建筑，快要消逝前的短短十二天之内，能被叫停，悬岸勒马，顺应了部分市民的意愿。反观香港，这样的事情，就算特首曾荫权在几个月前就被大家说服了，接受民间的观点，认为皇后码头什么的果然是个有价值的地标，他个人是很难违逆既定的决策。因为任何决策均出自一部严密的机器，跟随规矩，需经论证，一项决策一旦定下来了，如同启动了一部不大灵敏的机器，你再按停止钮，它再也停不下来。

　　另一个例子是地方官员的态度。我常常在内地官员的讲话里面听到“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好”，“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之类的话，似乎不来点自我检讨，一篇报告就不成为报告。然而在我的记忆里，香港官员是从来不会说这种话的，他们绝不认错，要是认错，那一切就都完了。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人，起码在以官方身份发言的时候不是，他是整部庞大机器的一个环节。如果他承认缺失甚至错误，那岂不是意味着整套决策程序出了毛病吗？“四城文化交流会议”开了这么多年，每回有各地官员出来讲话，这个差别就格外地显眼。内地和香港比起来，前者往往可能出现官员个人价值判断就能阻止某项既有程序的现象，后者则总是行事循规但显得态度傲慢甚至过于刻板。两者之间孰优孰次，我们的讨论始终没有答案。

　　不过，印象中，内地官员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谦逊”的。我还记得在最早的一次会上，不只官员，几乎一半的与会内地代表说起话来个个格外激昂，声量宏大，内容高瞻远瞩，颇有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气势。几年之后，再次相会，或许是受到了台北代表温言软语的感化，香港代表跳脱随意的触动，内地代表们显然也“软”了，平和多了。会上，他们的声线也像在日常闲谈。有的即使身负官方色彩，也少了官样文章，平易近人。当然，我们也从内地代表那儿学到许多。如今，不论是文人、学者、艺术家，还是地方官员，四城代表都能平等地共聚一堂，在同一层平面上融融交谈。

　　什么是文化交流？它不是各个地方的竞争，用不着彼此较量，因此也不需要端起架子生怕丢了脸。文化交流是一种发现的过程，发现和自己不同的人，发现自己的特质与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