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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公园”及其智慧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10日15:39 新民周刊
然而这理智上的认知并不让我觉得自己的智力有所增长，相反，我觉得这个电影有一种反智的倾向。 撰稿／沈 双 最近看了两个内地导演拍的电影，都是以云南为背景，都涉及到个人的记忆，但是因为导演的性格甚至性别的差异，令人感到有的人的回忆仅仅是属于个人的，另外的人的回忆却像是一个谈话的平台，让你产生沟通的欲望，创造这样的可能性。 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属于我所说的第一类。与某些影评人不一样，我并不认为这个电影不好懂。所谓不好懂的片段，如周韵在树上喊的疯话，以及黄秋生为什么要自杀，或者何以在厨房里工作的女生会随着黄秋生的歌声翩翩起舞，我是没有兴趣去追问的。即便有了答案也并不能使得这个故事更为完整，也不能使我感觉到导演是在对我讲话。我明白导演追求的是视觉效果。好比一个老式照相机里藏的底片，只不过，把平常的逻辑反过来，这个底片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还要绚烂，比具体的生活还具有更多的细节。然而这理智上的认知并不让我觉得自己的智力有所增长，相反，我觉得这个电影有一种反智的倾向。最好观众能满足于电影给你提供的画面，如果不满足，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不理解那个时代，是你读不懂姜文，是你不懂电影等等。再加上“太阳”里的女人都是疯子，怨妇，神经病之类的人，作为女性观众，我禁不住觉得这个反智倾向是一种很有压迫性的势力，令人反问那些女人怎么会变得那么疯的。 说到智慧的女人，最近在屏幕上发现的一个形象来自西班牙导演路易士·布纽尔1967年的电影Belle de Jour 中文翻成《青楼红杏》。Belle de Jour 的主角由年轻时的Catherine Deneuve(凯瑟琳·德纳芙)饰演，一个舒舒服服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冷面主妇，却不料藏着一颗火辣辣的反叛之心。Deneuve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个角色是妓女，她操此营生当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满足在梦里不断侵扰她的欲望。Deneuve的角色无疑是个聪明的女人，换到好莱坞导演的手里，搞不好就变成了一个女性主义的英雄。但是布纽尔想得更深更远。在他那里，Deneuve的美丽像是一缕智慧的阳光，照亮了身边所有的人，揭示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真谛。无论是她黑道的情人还是一本正经的丈夫到了电影结尾的时候都显得更聪明了。通过一个美丽的女人穿针引线似地讲了一个关于某个时代，某种生活方式的大故事，这个大智慧不是一般导演可以相比的。 另外一部云南背景的电影是一个小制作《公园》。与“太阳”不同，这个电影平白朴实，有点不敢让人相信是“下半身”诗派的女诗人尹丽川的作品。后来到网上去找尹丽川的诗，发现其实也并不像“下半身”这三个字所传达的那么毫无遮蔽的自我炫耀。比如有一首题为“经过民工”的诗，充满了“太阳”中所没有的姿态——反讽。讲的是“裹在超短裙里的下半身”和“没有穿内衣的上半身”如何在民工的眼里被忽视。时尚女郎的下半身被比作民工碗里的“大白菜，土豆，两块肥肉”。很聪明的自嘲。一方面暗指性如同衣食住行一样基本，因其朴素而难以捕捉；另一方面也是说在错乱与混杂的当代社会里，性这个东西的文化内涵只能因人而异，不可能有统一的叙述。“下半身”的写作大概没有办法不通过“上半身”完成。 应该说《公园》是一个“上半身”的作品，更准确地说，它是属于那个既不是上半身也不是下半身的中国文化中的范畴——“心”的作品。一个平常的父女感情的故事折射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活给人造成的共同的压力。小说的结尾讲的是女人普普通通的回忆：在昆明的翠湖公园，父亲带女儿划船，买了两支冰棍，你一支，我一支。这两个作为父女的隔代情人，彼此深爱，却总是互相伤害。与“太阳”不同，《公园》中回忆的目的是为了沟通，不是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让别人欣赏。这个姿态表达了一种智慧，我想是会被观众所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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