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按摩15年

　　本刊记者 田 磊　实习记者 刘 薇

　　1992年的晚上，全国人民都躲在家里看《编辑部的故事》，那时候王朔最火。邓小平早在十几年前就说了：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可一直到那几年，王朔才真正成了文艺界第一个逮到老鼠的黑猫，他打着“一点正经也没有”、“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招牌，借助电视这个刚刚在中国普及的传播工具，拉开了流行文化取代政治说教和理想主义的大幕。

　　1997年，香港回归了，流行文化的落差扯平了，那之后，经济落后的大陆省份湖南电视台拍摄的《还珠格格》照样火遍港澳台，中国人民跟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兄弟一起为《泰坦尼克号》抹眼泪。1998年,互联网开始在中国普及，娱乐无极限，流行再也没有界限。

　　2005年的晚上，全国人民都呆在湖南卫视前，拿手机给超级女声发短信，那时候，李宇春最火，跟这个国家一样，她甚至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登上了美国人的杂志封面。

　　从1992年开始，当代文化完成了从庄严神圣的崇高走向世俗的喧哗与嬉闹，人们曾经对此欢呼雀跃，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用了15年，当我们学熟了资本主义创造的商业化和工业化模式之后，这种喧哗与嬉闹变得跟以前空洞的政治说教一样恐怖。

　　2007年，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选秀节目被广电总局变相枪毙了。明天，我们又会创造出什么新花样，来给10多亿中国人搞精神按摩？

　　中国娱乐，始于王朔

　　电视机在中国人的娱乐事业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1992年则是一个开端。那一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4卷本的《王朔全集》，首开为青年作家出文集之风，在文艺圈流行了七八年的王朔终于修成正果，借着电视剧，他的风光日子才刚刚开始。

　　虽然已经有了10多年的铺垫，但是当市场经济的逻辑开始全面统治生活的细节时，1990年代初的中国城市市民仍然猝不及防，焦虑、不安、金钱关系下人情的冷漠，人们疲于应付越来越快的生活速度。

　　那些充满理想化、英雄主义的作品已经慰藉不了忙于生存的老百姓了，于是，反映安详、温馨人伦关系的《渴望》成功满足了广大市民群众的世俗心理，暂时缓解了人们的焦虑，一个胡同，两三个人家，几个好人的故事打开了中国肥皂剧的市场。

　　王朔一直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自觉地顺应着社会转型期的平民浪潮。在电视剧的改编和大力推广下，王朔小说中的人物全成了彻头彻尾的俗人，王朔也成了最大的通俗娱乐制造者。

　　他编剧的第一部国产室内轻喜剧《编辑部的故事》，让李冬宝和戈玲式的幽默，笑倒了大半个中国。一代笑星葛优问世。国人头一回发现，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世面上令人烦恼的不正之风也可挖掘出调剂快乐的元素。那个时候，人们还习惯于用不正之风来形容很多看不过眼的事，可现在，这风似乎满世界都在刮。

　　一年后，英达与梁左推出了120集《我爱我家》，它是国内第一部情景喜剧，成为国产情景轻喜剧里不可逾越的高峰。直到现在，《武林外传》、《东北一家人》、《家有儿女》这样路数的室内轻喜剧，无论从讽刺力度，还是语言特色上仍然无法望其项背。

　　除电视剧之外，《阳光灿烂的日子》、《甲方乙方》等整个1990年代数得着的国产娱乐片几乎都与王朔有关，等到这股世俗化的浪潮消退的时候，王朔也已经由一个码字儿的师傅变成了一个收入颇丰的文化个体户了。

　　唯一的例外是1993年的《北京人在纽约》。出国热潮中，这部冗长的电视剧大受欢迎，彻底圆了一把那些出不了国的国人的美国梦。异国风情，美国文化，连中国偏僻山村里的年轻男女，都在电视剧里畅游着遥远的纽约。

　　人们通过那部电视剧记住了一句美国人的名言：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就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今天，中国的上海也快像当年的纽约一样了，高楼大厦，地狱天堂，买张火车票就可以去感受一下，不用再在电视剧里意淫了。

　　向世界看齐

　　从1992到1997年，中国的娱乐事业看起来那么利国利民。1993年，北京城里出现了第一份吃喝玩乐的报纸《精品购物指南》、第一本本土时尚杂志《时尚》。1994年，中央电视台开播了一档叫《焦点访谈》的电视节目。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不仅让国人第一次听说戛纳国际电影节，还把初出茅庐的夏雨捧成了影帝。

　　商业化了的文化事业，似乎有百利而无一害。演员们出名了，挣钱了，老百姓乐呵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也放心了，大家白天忙着挣钱，晚上围着电视机瞎乐去了，也没人闲着没事惹事生非了。

　　老百姓们在这场政府推动、商业主导、百姓受益的世俗化大潮中乐了，玩理想的文化工作者们却苦闷起来。成人的世界早已被庸俗的快乐和物欲充斥，只有青春的校园还维持着脆弱的理想主义。高晓松带着他的校园民谣演绎着浪漫主义者最后的感伤，《阳光灿烂的日子》多少还能让人们回味物欲之外的残酷青春。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了。这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也像是一个文化事件。

　　香港的回归使中国的大众流行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作为亚洲最活跃的娱乐天堂，香港大批的明星可以更自由地到内地发展，内地庞大的电视、电影和演艺市场变得更加活跃；从香港开始的时尚流行更迅速地渗进内地；香港娱乐圈的狗仔精神和八卦新闻移植到内地娱乐界。

　　回归前，内地的流行文化差了香港一截，此后就逐渐扯平了。以前，人们只能从磁带里听听四大天王；现在，他们有事没事就跑到你家门口的城市开演唱会。这个国际自由港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几首粤语歌、几部武打情色片，它让中国的流行文化迅速跟上了世界的脚步。

　　不过，最终消灭流行落差的是网络。1996年，第一家网吧出现在上海，那之后短短几年，网吧开遍了中国哪怕最偏僻的小县城。1998年，3家以娱乐为主的大网站同时诞生：联众、腾讯和新浪，彻底颠覆了一代人沟通、娱乐和获取资讯的方式。

　　1999年，最动人和流行的故事不再是电视机讲述的，也不是电影院，而是网络世界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痞子蔡”和“轻舞飞扬”在网络上下的爱情捉迷藏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少男少女，这个台湾成功大学水利博士班的研究生一下子成了畅销爱情小说作家。

　　还有《流星花园》这样的台湾电视剧，不再需要通过电视台就能疯狂流传。早在大陆广播电视管理部门许可之前，杉菜、道明寺和花泽类就已经通过网路在大陆的大中学生中耳熟能详了。

　　资本主义世界创造的工业化娱乐业操作模式很快就被大陆复制。经济落后的大陆省份湖南电视台照样能拍摄出《还珠格格》这样充满娱乐元素的恶俗电视剧，并且火遍港澳台。随便一部华人电影都可以在随便一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了，谁让别人对咱们中国感兴趣呢。

　　喧闹过后

　　到了新世纪，在文化工作者们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的娱乐事业开始从商业化向工业化升级。凭借众多的人口基数，西方世界操作成熟的工业化娱乐方式，转接到中国，就能制造更大规模的效应，操作者能收获更多的经济效益，参与者能获得更大的关注。

　　王朔那点小机灵再也无法慰藉老百姓的心灵了，那个时候，讽刺讽刺作家，挖苦挖苦做生意的，就很讨巧。一句“让你们也用粮票吃饭”就能把大家逗乐，现在不行了，得来更刺激的，于是出现了芙蓉姐姐、超级女声。以至于王朔到2007年初嚷嚷着要复出时，自己也成了被嘲弄和反讽的对象。

　　资本主义创造的工业化娱乐方式早已被我们玩得纯熟，恶果也被放大了数倍，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工业还在遭受着社会主义方式的管制，不可能为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提供更为原创的精神产品。

　　摇滚乐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摇滚的勃兴曾与深刻的文化反思意识和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有关，这是摇滚的生命，可是在中国，许多人心里崔健之后再无像样的摇滚，《一无所有》是中国摇滚的开端，却也几乎成了中国摇滚的绝唱。与其说这是摇滚乐的堕落，不如说是摇滚精神面临缺氧的生存环境。2006年的窦唯，这个最具才华的中国摇滚歌手，终于被这个时代逼成了神经质，一把火烧了北京一家报社的汽车。

　　这种种状况，都让人们开始相信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了，以至于理想主义无处安身，以至于严肃的文化淹没在洪流之中，人们一边哀叹世风日下，一边顺从着成为帮凶。然而，指责大众的浅薄无聊却很容易陷入“政治不正确”之中，因为在任何时代他们总是大多数。他们一人一口唾沫就会把一个坚持独立思想的哲人淹没。尼采不相信，曾站在欧洲文明的假山上，只是亲切地叫了一声：“苍蝇”，就遭到殴打和放逐，最后发了疯。 何况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创造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模式席卷世界的时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一些健康而自由的灵魂？

　　1992年，中国刚刚开始搞市场化的时候，人们厌倦了斗争哲学、清教徒哲学，人们太需要放松一下了，所以，有了王朔和他那些小老百姓的故事。可15年后，小老百姓的日子过够了，人们似乎放松够了，15年前人们排斥的崇高、伟大、理想，今天看起来又成了稀缺产品，于是电视屏幕上又开始流行《亮剑》、《士兵突击》这样被英雄主义和清教徒哲学武装起来的电视剧。

　　2007年，广电总局终于出手，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选秀时代终于要被终结了，在任由通俗文化麻醉人民15年之后，这是一件好事吗？当下中国的流行文化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怪物：一方面，受制于言论制约的现实，它很难为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增添真正原创的精神产品；另一方面，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又为无数弱小的生命提供了数不清的诱惑。流行文化就在这一场寻找温情、寻找刺激、寻找适度的欢快与无休止的精神按摩中粉墨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