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大师掌故

　　周信芳主演的电影

　　在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生100周年之际，周信芳主演的三部电影在多处电视台、影院播放。

　　《宋士杰》拍摄于1951年，那时正值举行周信芳舞台生活50年的纪念活动，故拍此片。剧本基本上是京创《四进士》的原来框架，因为把杨青、丁旦等人物的戏尽可能地作了压缩，使之不超出100分钟，宋士杰的戏更为集中，形象也更突出，所以便改名《宋士杰》。此片由对京剧业务十分熟悉的应云卫与电影明星刘琼共同导演，应云卫和周信芳本来就是交谊深厚的老朋友，所以合作得很愉快。

　　演员阵容非常整齐，杨素贞由现为曹禺夫人的李玉茹扮演，宋士杰的老伴由童芷苓扮演。李玉茹与童芷苓原是年龄差不多大小的两位著名旦角。她俩演出《樊江关》时也往往因为谁演姑谁演嫂而难以解决。如今童芷苓演的万氏是老旦行当，而且她从来不演的，可说勉为其难，这是周信芳和应云卫两位大师的面子起了作用。

　　凡是演员能发挥演技而观众也对之颇感兴趣的地方，影片都保存了下来。宋士杰三次上公堂时的节奏不同的念白比舞台剧的效果更为显著。由于特写镜头的运用，宋士杰许多复杂而微妙的面部表情有了较舞台剧清晰而主动的流露。任何一个过场，即使没有宋士杰的戏，周信芳也自始至终“把场”，给其他演员以具体的帮助，并备应云卫的咨询。电影拍竣，应云卫觉得学到了许多东西，周信芳和全体演员都觉得有所提高，自然观众是满意的。

　　1961年举行周信芳舞台生活60年庆祝活动时，拍摄了《周信芳的舞台艺术》，是由《徐策跑城》和《下书·杀惜》两部分组成。《徐策跑城》仍是应云卫导演。原来徐策在平整而面积有限的舞台上前后、上下、左右地跑出台阶、跑出城墙、跑出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空间。现在不受舞台的局限，固然可以有更多的发挥余地，但原来的效果却反而受影响了。周信芳和应云卫绞尽了脑汁，总算还拍得比较完美，但仍存在着不少值得探索的技术处理问题。另一位著名导演桑弧很佩服应云卫敢于把虚拟的舞蹈动作为主的这个戏搬上银幕的勇气，因此称他为勇土，虽然是善意的玩笑，可见把这个戏拍摄成电影难度之大。

　　《下书·杀惜》导演为杨小仲。配角刘唐、阎惜姣分别由王正屏、赵晓岚扮演。周信芳的宋江比舞台剧中激情流露较多，和阎惜姣之间的交流频繁而矛盾的激化显得顺理成章。后来再演舞台剧时，就较多地参照拍电影时的版本了。

　　稍后，由当时上海京剧院副院长陶雄编辑了一部《周信芳的艺术生活》，简略介绍了周信芳的生平事迹及其代表作。

　　影片把周信芳青少年时代所崇拜的多位前辈表演艺术家一一作了介绍，出现了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王鸿寿、王笑侬、夏月珊、潘月樵诸人的剧照。对周信芳受他们的影响这一点有所说明与阐发。所摄周信芳演出的戏单、广告、海报以及记载他率领上海戏曲界进行救亡运动、反对汪伪日寇、迎接解放等新闻的报章杂志，我以为史料价值颇高。他的代表作《追韩信》、《清风亭》、《打严嵩》等均各有一两个镜头选择得宜，确是各剧的精华所在。

　　周信芳所主演的影片不止这三部。他在“八·一三”事变之前还由商务印书馆为之拍过无声片《琵琶记》，是其中的《南浦送别》和《赏花》，他演的是蔡伯喈，导演杨小仲。此片毁于“八·一三”事变的日军炮火，今已无法看到。后来与袁美云合作拍过《斩经堂》，据说原片现存北京某单位。这部黑白片已年代久远，内容也不尽善尽美，不可能再公开播映。

　　俞振飞演《太白醉写》

　　昆剧泰斗俞振飞是一个涵养功夫甚深的书生气十足的表演艺术家。他从香港回上海之后，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高度重视，出任了上海戏曲学校校长。那时，我已从华东戏曲研究院（1955年撤销）调至市文化局，主要的分工是联系京剧、昆剧和戏曲学校，正好和俞老对口，所以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

　　1958年，他住在五原路（近永福路）一幢公寓房子里，主要是一位老家人照顾着他，来往的宾客不多，生活比较清静。我去了，攀谈的时间就不一定论分论刻了。由于我自己对唐诗的强烈兴趣，和他谈《太白醉写》的时间较多。

　　有一次，他情绪颇佳，谈了生平演《太白醉写》多次中的一次奇异的“变奏”。本来，李白见了唐明皇下跪时口称“臣李白见驾，愿吾皇万岁，娘娘千岁”。高力士应代唐明皇说“平身”，接着唐明皇还要吩咐高力士“金凳赐坐”。而那一天，高力士居然忘记了说“平身”，唐明皇居然也忘记了吩咐“金凳赐坐”。这样，扮演李白的俞老只好一直跪着，戏将没有办法再演下去了。

　　俞老说：“我想这李白原不是一般的臣僚或文人、狂放惯了。高力士不在他眼里，对唐明皇也不一定就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根据他的性格，想立起来就可以立起来，于是我就霍地立了起来，把戏继续演下去。”俞老说，“那天的《太白醉写》特别精彩，李白豪情狂态表演得淋漓尽致。”俞老是忠厚长者，他始终不肯说那一天扮演唐明皇、高力士两个角色的演员的姓名。

　　1981年，天津《散文》创刊，向我约稿。我曾将有关此事的回忆写成《舞台上的唐明皇》一文，说彼时彼地舞台上的唐明皇反而别有情趣，当杨贵妃在这位风流天子身边的时候，风流天子忘乎所以，失了君臣大礼，完全合乎逻辑。这次“失误”难道不是神来之笔么！

　　中国戏剧家协会为庆祝建国10周年，要编辑出版《中国地方戏曲集成》，《上海市卷》的《太白醉书》是我直接向他组稿，他面交给我的。我觉得之所以把戏演得如此生动，的确有一个对李白的认识理解相当透辟的有利条件以致之，请他向戏曲界作一次报告，他欣然允诺。那一天，我随车到五原路，把俞老接到上海艺术剧场（兰心大戏院）做的报告，反应很好。

　　口技大师孙泰的奇遇

　　罗马尼亚的克拉约法，是一个绿树成荫的中小城市。1956年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忽然天空和丛林里的飞鸟，都发出悦耳的歌声，在城市中心露天舞台的上空盘旋争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是像神话里说的，出现了“百鸟朝凤”的奇迹吗？不，是中国口技家孙泰的表演，把云雀、百灵、黄鹂等鸟儿都纷纷引来了。打小时候起，孙泰就和鸟雀、昆虫、牛马等结下了不解之缘。

　　孙泰原来姓周，叫志良，家庭很贫苦，做过人家的养子，只上过一年学，后来流浪到了上海，在一家南货店里当学徒。只因他太喜欢动物，有时经过跑马厅，看到飞奔的马群，听着马的嘶鸣，会忘记了回店。走近鸟行，一看见那些在笼里踯躅的金丝鸟，也会出神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当时的新世界游乐场，他听到了口技艺人董玉山的鸡鸣、狗叫，十分羡慕，回去偷偷地学了几下，觉得还可以，就下了决心，鼓足勇气，去找董玉山，要拜师学艺。可是董玉山的收入少，自己糊口都难，怎么养得起徒弟，便又把他介绍给了新新公司的国尹宋。

　　国尹宋艺名“开口笑”，他的表演是一个人躲在帐幔里学这样学那样，称之为“隔壁戏”。他还在南京大戏院（现在的上海音乐厅）后面开了一爿伤科膏药店，招牌是“顺笑堂”。孙泰既是“开口笑”的艺徒，又是膏药店的学徒。可是“开口笑”教孙泰口技的时候很少，老是要他学做膏药的配方和摊膏药。孙泰志不在此，又不敢跟师父顶，只好处处留心，听到“开口笑”一句两句口技，自己便偷偷地练。

　　练口技，要不发出声音来是很难的，既得瞒着师傅，又要不妨碍人家的睡眠，休息，孙泰就一清早跑到公园里去，一会儿鸟叫，一会儿猪叫，叫得可痛快了。哪知好景不长，他终于被管公园的人发现了，第三天早上，刚练了几声，就被赶出园门。

　　那时候，“一二·八”抗日战争还没有发生，南站附近比较荒凉。在湖北会馆的东边，有一大片坟山，除了野狗之外，罕有人迹。可是孙泰东找西找，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就在这一块宝地里，风雨无阻地苦练了四年，打下了扎实的口技基本功。

　　有一天，“开口笑”忽然带着几分歉意对孙泰说：“没有工夫教你啊！”接着就要孙泰学几声鸡叫、狗叫，让他听听。孙泰便把浑身的本领都使了出来，“开口笑”听了，只是在鼻子哼了一声，也不知是凶是吉。这个哑谜，两个月后才算揭开，“开口笑”把孙泰带到了新新公司游乐场，要他和自己搭档演口技了。自此“开口笑”的表演也从单档改为双档，在当时，这还是很新鲜的，比如《杀猪》这个节目，“开口笑”演杀猪的，孙泰就演猪在挣扎中的嗥叫，很有真实感，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不久，游乐场停业，“开口笑”再也笑不出来，孙泰也失了业，此后又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

　　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孙泰和哥哥周志成到了新加坡，在英国人办的哈默斯顿马戏团里做小丑，咽下满肚子辛酸泪水，千方百计地逗观众发笑。1938年，孙泰又和潘家班的主角潘玉珍，大力士查瑞龙，跳踢踏舞的汤卓到了菲律宾。当时的殖民主义者对他们百般刁难，一次又一次地敲诈勒索。他们四个人的眼睛明明都很正常，殖民主义者却硬说他们患了砂眼，投入水牢。后来，请他们去演出的华侨用了许多钱，才把他们从水牢中救了出来，回上海时，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

　　在国外流浪途中，孙泰随时随地周密地观察生活，观察某些禽鸟昆虫的特征，以丰富他的口技艺术。在印度尼西亚，他发现斑鸠的叫声和我国斑鸠叫声不同，他便把这两种不同的叫声表演出来，使当地的华侨听了，引起怀念故乡亲友和山川风物的感情。

　　上海解放后。孙泰参加了上海人民杂技团。从此，孙泰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艺术上都进入了新的境界。在赴朝慰问演出时，有一次，他在高射炮阵地上看到敌机被打了下来，就立刻运用他高超的口技作了惟妙惟肖的表演，指战员都听得眉开眼笑，战斗情绪也提高了。1961年，在芬兰民间传统节日“达标”节那一天，他在电台演出口技《伐木》，把斧子劈和锯子锯的声音都不差分毫地表达了出来，甚至还有木头最后折断的声音，因此受到伐木工人的欢迎，他们特地把他请到丛林深处作了一次现场表演，虫鸟争鸣，风吹落叶，简直就是一首森林交响曲。

　　摘自《文坛艺林》蒋星煜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版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