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聊御用女编剧

　　◎文／本报记者 黄健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

　　如果你看过侯孝贤的影片你也许会感觉很闷，整个身体似乎被历史的沧桑与悲凉冲刷了一遍；但如果你见过侯孝贤本人或有幸跟他聊上两句，你一定觉得他是最有趣、健谈并且温柔、绅士的导演。

　　10月25日下午，侯孝贤来到北京第三极书局为他的好友兼御用编剧朱天文签售《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一书，面对六十花甲的年龄，侯孝贤依然打趣地说：“今年才是我的电影元年。”

　　10月25日，第三极书局邀请到了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来与读者进行交流，并特别在旁边的咖啡厅给记者安排了1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之前联系第三极书局的工作人员时，他们说采访的记者不多，“如果你抓准了机会，也差不多是个专访了！”记者提前20分钟入场，万万没想到，此时的咖啡厅已然挤满了近30家媒体。记者突然意识到，对于一个在台湾都难开金口的人来说，北京的媒体怎能轻易放过。

　　侯孝贤准时于下午2点半进场。白球鞋、牛仔裤、灰色休闲外套外加一顶

棒球帽，完全不似60岁人的打扮。他并不像记者以前听说的那样不爱讲话。相反，侯孝贤非常健谈，他同记者们聊他的“悲情电影”、聊他的复杂童年、聊他和御用编剧朱天文的默契、聊他对舒淇的赏识和如何制裁刘嘉玲的懒惰。采访间总是不时地有记者爆发出笑声，他的

幽默让每个人收回了对他悲情性格的质疑。难怪侯孝贤说：“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热情的人，只是小时候的生活注定了我要拍你们所谓的悲情电影。”

　　记者与侯孝贤进行了近30分钟的对话，他思维敏锐、跳跃，而且很会举例，把记者不明白的问题用浅显的甚至是娱乐爆料的方式给予解答，有时也会拿记者本人打比方。侯孝贤说他自己是个很善于观察的人，只要给他时间在“第三极”坐一下午，他就知道买书的都是哪类人。

　　我注定是要来拍电影的

　　侯孝贤的电影近20年来，在编剧一栏里都写着“朱天文”这个名字，所以很多人说朱天文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侯孝贤的好友阿城也曾说过：“我确信，除了朱天文，没有人可以担当侯孝贤的编剧。”本以为朱天文是侯孝贤的左膀右臂，但侯孝贤却摇摇头说：“没那么简单，我注定是要拍电影的。”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朱天文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对女人的细微观察？是什么让你们20多年来一直合作？怎么形容你们的关系呢？

　　侯孝贤(以下简称“侯”)：(摇摇头)不是你想得这么简单。你只能说这是我们有同好，大家的眼界跟鉴赏力达到一个程度，不然我完全可以跟别人合作，或者找别人的剧本。我们都看了很多的书，而且在闲聊的过程中都不断地发现对方。这种观察从没有停止过。

　　你要说为什么一直和她合作，最重要的就是我说的话她听得懂。虽然她是编剧，但是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影片都是从我开始。我先是看书，看完后写好一个故事的大概，然后再跟朱天文讨论，文字部分归她整理。她的东西主要是给摄制组看。我拍片时不用剧本的，我通常是在现场等着演员的状态出来。有人说我拍片很多都是即兴，其实你再怎么即兴都是在这个范围，你不可能漫无目的的。所以，对我来说，电影也是一个寻找，你不知道那个结果会怎样，只有你拍完剪完了，你才能知道。

　　青周：难怪作品中有很多你自己的印记，比如《童年往事》，好像就是你自己的生活写照吧。

　　侯：对。《童年往事》和我的家庭很类似，父亲早逝，母亲又有忧郁症，或者说精神病，这是长大后姐姐告诉我的。有人说我的电影很悲情，这跟我小时候的生活有很大关系，我小时候是个野孩子，一天到晚往外跑，其实我感觉那是一种……

　　青周：逃离。

　　侯：对对，逃离。但是也正是那个时候我的逃离生活，注定了我是要来拍电影的。我爱看书，小时候什么书都看，看完武侠看言情，看完言情看翻译小说，租书店的书都被我看光了。因为家里没有人告诉我什么书该看，什么书不该看，所以我什么都看，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今天。另外我从小住城隍庙，戏剧比赛都在那里，每次一演就是一两个月，我经常去看。还有一点就是电影院，我家那里也有戏院，小的时候，我会拉大人的衣服央求带我进去。大一点到了初中，我就爬墙、剪电影院的铁丝网或者做假票，只要戏院换片子我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直到高中，因为不好意思再爬了。我当时不知道这跟我以后有什么联系，但是到了退伍的时候，我突然决定我要拍电影了，就是这种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做的决定。

　　我现在拍戏比较麻烦

　　2005年，侯孝贤拍了《最好的时光》，这次来签售的书也是以这部电影命名。很多人关注什么是侯孝贤最好的时候，侯孝贤告诉记者：“在我30～40岁的那段时间，我处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我那时二十几天可以拍完一部影片，现在却比较麻烦了。”

　　青周：对于一个已过花甲的导演来说，现在拍片和以前有什么差别吗？

　　侯：不一样。我现在拍戏比较麻烦。年龄大了，这个东西摆不对，那个东西又没有弄好，这个真实的氛围不对了等等。以前我不管这些的，我直接就能拍到我要的东西，时间很省，能量又很足。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天可以拍一部片子，像《风柜来的人》21天就拍完了。现在拍三个月，我还是感觉不足，因为能量被分散了，任何细节我都开始注意，我会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些细节里。你明白吗？

　　我给你打个比方，我拍《好男好女》的时候，顺便记拍摄笔记，没想到后来出版了。隔一阵子，我又想写了，但脑子里老想着出版，我就不会写了，以前可以在里面写骂人的情景，这下在片场我也不敢骂了。这就是自觉以后，你反而会有一种障碍和限制。这种限制不是好坏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问题。

　　青周：你以前好像只关照台湾本土电影，但最近却什么都拍，根据法国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红气球》刚刚参加了釜山电影节。

　　侯：这就是我过了“最好的时光”之后的感觉。你看我这一阵子拍的东西就比较乱，什么法国的、日本的都拍。可是在以前，跨文化我绝对不敢碰。因为电影呈现的是细节，我们常常看外国人拍中国片，中国的角色平板到一个地步，完全不像。因为他们完全不懂中国文化。而我去日本、法国拍片，通常都不告诉演员对白，只是稀里糊涂地写在剧本里，让演员自己去说，演员自己反射，然后我感觉他们有没有味道。如果他们哪段重要的话没说，我也不会重拍，我通常都是再设计一个情景，更符合这段话的情景让他们说出来。

　　所以，我后来发现太多题材都可以拍，只是你要不要拍而已。这种状态就是别人出题，我来应题，日本找我拍纪念小津安二郎一百周年，我去拍；法国找我拍奥赛美术馆，我也去拍。《最好的时光》也是应题作文。

　　年轻的时候，我就自觉不自觉地会断定，就是这个，一定要拍；现在是都可以，也都不是那么重要了。但到了目前，现在，我说今年是我的电影元年，意思就是我要制定规律的拍片计划，每年拍一部作品。今年我要拍的就是武侠片《聂隐娘》。

　　我的导法让朱丽叶·比诺什极其兴奋

　　法国著名演员朱丽叶·比诺什加盟了侯孝贤的《红气球》，并称赞侯孝贤是“电影的魔术师”。对此侯孝贤却坦率地说：“那是因为她没有见过我这样的拍摄方法。就比如梁朝伟，习惯了我和王家卫之后再遇到李安，也变得极其兴奋。”

　　青周：你刚才说在国外拍片都不给演员讲台词，拍《红气球》也是这样吧，难怪朱丽叶·比诺什称你为“电影的魔术师”。

　　侯：呵呵，她是一个很好玩的演员。在西方，他们通常是根据对白去寻找角色的性格，用对白去表达一切。但是碰到我这个导演，什么都没有了，对白夹杂在叙述里面。她要自己理解后自己说出来。这就有问题了，她没碰过这种形式。我跟她吃了三次饭，前两次她一句话都没有，到了第三次才跟我谈剧本，我知道她有感觉了。

　　我给你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比如梁朝伟演《色·戒》。他在演的时候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告诉我他们一个镜头要拍好几次，他对这种形式非常兴奋。因为他以前跟我拍，什么话都没有就直接开始。跟王家卫拍，王家卫是把他灌醉拍。但现在拍《色·戒》则有一个标准，因为李安是美国好莱坞系的，他看过好莱坞专业演员的表演，也合作过，他有他的眼界，他的结构是一定要盯到这个情绪对了，他才开始下一个镜头，也才能衔接得上。这使梁朝伟非常兴奋。所以朱丽叶和我拍片也会让她非常兴奋，她感觉她整个人都变了。

　　青周：你跟法国演员合作，跟日本演员合作，有没有想过找内地演员合拍片？

　　侯：迟早是要合作的。你看我来内地这么多年，其实我认识很多人，田壮壮、张艺谋，大家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有一点，我法国敢拍，日本敢拍，内地，我没办法判断。我们的语言是一样的，所以我感觉是听懂了，但是实际上这么多年，内地和台湾的价值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能确定我的感觉是不是对的，但是迟早要一起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