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先生王佳芝及李安

　　宁未央

　　在中文写作的世界里，张爱玲被追捧的程度宛若张爱神，她的小说部部是电影坯子，却并不容易改编，斗胆在神仙头上动土的导演往往碰一鼻子灰，吃力不讨好。李安偏偏选了难上加难的《色·戒》，小说里的王佳芝“从舞台经验上知道，就是台词占的时间最多”，原文中没有太多可用的台词，大半是心理描写。李安把1.3万个中国字铺陈成169分钟的电影，用他自己的话说，“可把我们做死了”。

　　华语世界中叫好又叫座且能维持水准的导演，仅李安一例，虽然他的才华与个性使他从未拍出“大师”级的作品，但他善于处理文学体裁和微妙情感，《断背山》也不过是短篇(虽然还是比《色·戒》长)，被李安改编成电影后，小说的质感有所损失——这几乎是必然的，却在影像控制上行云流水，自然流畅，增添了不多的细节人物，仍是“忠实原著”。

　　及至《色·戒》，李安说对于张爱玲仍有“一种神话的崇拜”，在她的小说中，这又是自己最喜欢的一篇，更抱有诚惶诚恐的心情。他承认电影仍是从张爱玲的角度切入，从表面上看连电影结构和叙事顺序都是从小说里直接套过来的，但对于人物的塑造却大相径庭，改编的成果可谓反其道而行之。

　　易先生

　　在小说里，美人计中的美人王佳芝在紧要关头捉放曹，从她以为的“温柔怜惜”的神情中，看出易先生是爱她的，在陷阱口放走了老虎；而特务头子易先生杀了美人之后，安慰自己说“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美人也不会爱他。用“杀”的方式达到“最终极的占有”，有读者早在小说甫一发表的1978年便评说读来“毛骨悚然”，张爱玲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回答说这正是作者的目的。

　　电影却将莫须有的爱情明确化，层层铺垫，三场床戏固然真实极了，却既不唯美也不色情，如困兽之斗，男与女在最原始的斗兽场赤膊相见，从男人的暴力到女人的上位，征服者被征服，最终的释放，也是最终的和解。王佳芝自陈“他不但往我身体里钻，也往我心里钻”，易先生满脑子都是她，以致特务头子分了心，只恨她长得太美。王佳芝唱“天涯歌女”一场，易先生垂泪，两人四手交叠已俨然一对爱侣。此后，王佳芝放走易先生都成了理所当然而不是风云突变。易先生在电影里含泪听时钟敲十下，美人城外问斩，心如刀绞的状况与小说中杀人之后带“三分春色”志得意满的易先生俨然是两个人。

　　李安不是不聪明，以他研究张爱玲，揣摩《色·戒》的功夫不是不能领会张爱玲的意味，以张爱玲一贯的冷眼看红尘，爱情不过是男女的战场，不见硝烟却横尸遍野。李安这样处理《色·戒》中的爱情自有他的道理。

　　正如张爱玲一贯的冷，李安有他一贯的热，他说从张爱玲的视角切入，却也表白小说是电影的起点，不是终点。真的进入情境，大概也顾不得“人”“神”共愤。有人评价李安有儒家式的关怀，他唯一改动的《断背山》结尾，是女儿对父亲的谅解，为电影涂抹了一点亮色。这样的用心在《色·戒》中更为明显。他不仅宽宥了邝裕民及其同学的无知无畏，连特工老吴，李安都不忘为他添加一句台词：“我的老婆孩子都被他(易先生)杀了，我比任何人都想杀他。”小说里将学生当枪使，把年轻热血做狗血洒的老吴在电影里都有了他的“不得已”。

　　以下的情节都是小说没有的，易先生对王佳芝说：“我比你更懂得怎么做娼妓。”他知道日本人大势已去，自己不过是秋后的蚂蚱，特务头子连番审讯之后的虚脱疲惫，焚烧证据的阴沉不安都让手上见血的易先生几乎过于引人同情。导演太爱电影中的每一个角色，太想写人性最细微的真实，他说，“你觉得一个人坏，可能是他走了跟你相反的方向，他碍着你的事了，或者和你的价值观念不一样。人性摸索进去的时候，我觉得真相常常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这样的观念会造成一种无原则的谅解，以至于近乎突破底线——什么是底线？

　　抗日总该是没错的，李安在这部电影中的困境就是，他确实表达了人性，却无法将人性安放在合适的背景中。他展现日据时代中国的饿殍满地满目疮痍，用了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平庸的方法，与主角们血肉丰满的“人性”演绎相比，这历史的大背景恰似戏剧舞台上二维的幕布，概念先行且毫无生气，与幕前的活人贴合不到一起。

　　大概仍然是“关乎己”，而“关心则乱”，李安自己也说一拍华语片就心情沉重，反倒是西片较容易发挥。《色·戒》不像《断背山》那样游刃有余，小说处处写虚，电影却处处做实，用力过猛导致了局促，铺陈过满而没有留有余地，真真是“做死了”。

　　王佳芝

　　李安是极为认真细致的导演，他制作电影的方式无比予人“呕心沥血”之感，但《色·戒》尤为不同寻常，从导演到演员都犹如“到地狱中走了一遭”，他对这部电影的投入以及寄予的厚望超过了此前所有的作品。早在电影上映之前，李安便说这是他父辈的故事，倘若他不讲出来，以后的年轻人大概没有人再能准确呈现这段历史了；他又说，这电影有台湾记忆，会特别看重台湾观众的反应；甚至他说之所以选中汤唯扮演王佳芝，除却她本身的素质，还因为“她的味道跟我有点像，那就是跟王佳芝很像了”。电影是导演的自我投射，但将自己等同于主角仍是罕见。《色·戒》中有李安的家国梦、父子情和个人史，这些情结纠缠在一起，难免每每让他动容以至于恸哭。李安评价张爱玲的小说写出的是“百年尘埃”，其实，张爱玲倒未必有这样的企图，这是李安自己的野心。

　　李安说自己是王佳芝，从浅层看是他们出演戏剧的共同经验，“我也是演话剧，后来走上这一行，她也是演话剧，后来走上这条路。”“毫无保留地将内心深处的成长经验，放在《色·戒》里，片中描写大学话剧社的情节，就是他读艺专时的写照。”

　　也因此，我认为香港一段是电影中最为成功的段落。在小说中这部分内容是王佳芝心理活动中顺便跳回的记忆，在电影里却占了1/3以上的篇幅：王佳芝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她刚刚上大学，温和缄默，既不像赖秀金个性张扬，也不像邝裕民有着理想主义的冲动，不过为他们撼动而演出，又为观众的热情撼动而不能自拔，她确实把行刺当成另一次演出，数她最为进入角色，应付裕如。“王佳芝只当自己是易太太”，连邝裕民都不能像她那么从容，以致她在回到同学中间时也似乎忘了“卸妆”，这期间王佳芝的蜕变是惊人的，她迅速成熟起来，与同学们的距离不是在失贞之后才有的。

　　电影的高潮其实在1/3处已经到达了，暑假就要结束，幼稚的行刺找不到时机，这次几乎像是实习的爱国行动一点点露出虎头蛇尾的影子，易氏夫妇突然搬离香港让行刺计划彻底失败——这些都是小说里写了的，可是等等，李安竟不甘心让伏笔就此告终，易先生的手下发现了这些学生的企图，想要敲诈一笔，功败垂成的羞愤刹那爆发，学生们杀死了敲诈者。

　　李安用近乎自然主义的手法表现了这一场杀戮，这可能是他电影中最为暴力、最直面死亡的画面，杀死一个人竟不如想象的容易，不是“见到一个真的汉奸，就知道怎么杀死他”，一刀又一刀，他竟还能血肉模糊地站起来摔下楼梯，直到脖颈被生生扭断，他还睁着两只眼睛看你。

　　杀人者比被杀者更害怕，呼叫得更惨烈，哭得更痛。就在那个夜晚，王佳芝跑了出去，消失在香港的黑暗的林阴路尽头。

　　这一段的精彩竟比后面2/3更叫人震撼，爱国主义原来是见不得血的，还有什么比理想的幻灭更让人绝望呢？他们手挽手在雨中唱“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在大排档喝及第粥，坐在双层电车的上面夜游车河，甜蜜的青春，单纯的人啊，爱国主义简直像是荷尔蒙作祟，不过是啤酒上面的白色泡沫，稍纵即逝，剩下的是一整杯的苦涩。那个夜晚是个教训，却仍未点醒所有人，最晚觉悟的王佳芝最早明白，她后来对邝裕民说：“我们都付了代价。”

　　香港几年让她脱胎换骨，这是电影和小说最大的不同，在小说里，王佳芝是被人推着走的，她后来接受任务是“义不容辞”。在电影里，却更有着不甘心就此谢幕的味道，王佳芝是所有角色中最为丰富的一个，依靠女人的直觉对世故的判断早超过了邝裕民，及至最后放走了易先生，叫了三轮要去的目的地不是小说中写的亲戚的公寓以躲避几日，而是她之前就与易先生约好的福开森路公寓。车把上系着三色风车的三轮没有突破封锁，她从衣领下取出致命的药丸，却没有吃，为什么？我猜并不是对易先生仍有一线希望，而是对被杀的命运早有预料，那么好吧，就让他亲自动手，她自愿成全他，“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色·戒》的摄影师Rodrigo Prieto说这是一个“关于一个人寻找自我的故事”“她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但最后找到了自己”，这线索在电影中非常重要。“戏假情真”，王佳芝早就说了。理想是假的，主义是假的，只有她和易先生这点感情是真的，一个国家倾覆了，似乎不过为了成全他们这点真情。李安竟把一部“色·戒”演绎成了“倾城之恋”。

　　李安此前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绿巨人”，或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他应该不会再次重复“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王佳芝”。他说自己有邝裕民的一面，也有易先生的一面，但他更多认定自己是王佳芝，大概，邝裕民所代表的青春理想早某个时刻就为王佳芝所代表的幻灭感取代，这才是他们真正相似之处。这世界是易先生与老吴的，权衡较量老谋深算，而谁又知道，老吴年轻的时候未必不就是另一个邝裕民。

　　王佳芝坐在三轮车上，那是她一生之中最后的安然居所，记忆闪回，在排练场上，邝裕民和赖秀金叫“王佳芝，你上来”，那是一次点名，她恰巧就应了，如果拙劣地模仿张爱玲式的句子，可以说命运不过是一次偶然点名，你恰巧刚刚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