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我想用电影表达人的尊严

　　采 访 ／郭冬至 图\李杨 提供

　　10月24日，《盲山》在广州、深圳率先全国公映，首映场一票难求。很多观众甚至站在过道上看完全片。《盲山》讲述一名女大学生被拐卖到陕北农村，两年内不断地逃跑、被抓、再逃跑，最后终于被警察解救的故事。

　　导演李杨在刚刚结束的意大利罗马亚洲电影节上，凭借此片夺得最佳导演奖。

　　1986年，李杨还是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的一名大三学生，主动辍学留学德国，在科隆电影专科大学专修电影导演的课程。2003年，李杨以纪录片《盲井》收获30多个世界级电影奖项，是华语影坛首位获得柏林电影节个人贡献银熊奖的导演。2006年，李杨拍摄《盲山》，在陕西秦岭大山里带一帮人干了几个月，人瘦了一大圈。

　　自从看过他的第一部影片《盲井》，笔者就和李杨成为朋友。上次和李杨一起吃饭，聊到北京的房价上涨，银行利率提高，他不经意说了一句，他把房子抵押拍电影了。我鼻子一酸，眼泪都快出来了。对这个快奔五十的老哥，我知道房子意味着什么。

　　我更着力表现的是人性的光明面

　　郭冬至：《盲山》这部片子里你自己担任编剧，为什么选择了“被拐卖妇女”这样的题材？

　　李杨：大概是在1999年，我从德国回国探亲，翻到一份杂志，里面报道了一个真实案件。讲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在山区受尽凌辱和虐待，生下孩子，后来把她的所谓“丈夫”杀了，被逮捕判处死刑。她杀人确实犯法，但她其实才是最大的受害者。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悲剧。

　　这件事在我内心挥之不去，经常想起。去年春节，我在各地采访了一圈，了解关于被拐卖妇女的事情。我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最直接的就是，为什么她们被拐卖了以后跑不出来？她们有手有脚，不会反抗？是她们不够聪明吗？我见到了几十个被拐卖的妇女，知道了她们的故事，才发现往往一个村子都在合谋控制这些妇女。一个村子难道都是坏人？我想拍一部片子，回答这一连串的疑问。

　　郭冬至：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有原形吗？

　　李杨：没有。我和几十个被拐卖的妇女聊过。我剧组里的群众演员中也有当年被拐卖的妇女，她们的故事可能更加悲惨。我从中汲取了素材，最后塑造一个角色，经历更浓缩一些。

　　郭冬至：这部片子和《盲井》一样都用了一个“盲”字，是不是有意识的延续？

　　李杨：也许有一些，这两个故事其实说的并不是井和山，而是人性。我想表现的，是人心灵中的盲点。众目睽睽之下，公开地买卖一个妇女，公开强暴，把女性当作性奴隶，进行肉体和精神的双层摧残，这是毫无疑问的罪恶。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一头牲口啊，怎么能被买卖?但为什么一个村的人都习以为常，看不见被拐卖人的痛苦和哭求？他们也许不能被称作是坏人，他就是有个简单的想法：我需要个女人，为此不择手段。

　　究竟是什么遮蔽了他们的心灵？我想除了“盲”我找不到一个更贴切的词语。

　　郭冬至：片中有被拐卖的女大学生被她的所谓“丈夫”强暴的镜头，后来她又不惜出卖身体换取逃跑的路费，这都让人感到非常压抑。结合《盲井》，人们会感到好奇，是不是你有意选择拍摄比较“阴暗”的片子？

　　李杨：我并非特意要曝光人性的阴暗面，只是想表达人性的复杂性。当然片中涉及了人性的阴暗面，比如我们痛恨的中国人做“看客”的劣根性。比如钱能买到老婆，女性作为弱势群体被物化。这都是让人痛心的。经济在发展，道德应该也有相应的提升。

　　但我更着力表现的是人性的光明面，比如女主人公，她处在像电影《肖申客的救赎》那样的绝境中，一次次逃跑，一次次被抓回来虐待，却始终不放弃。即便她被迫怀孕生下孩子，却始终不承认那个每晚强暴他的男人是她的丈夫。她的肉体可以被强暴，但她的灵魂不能被征服，这是人性中最高贵的地方，也是我自己都被打动的地方。

　　我想用电影表达人的尊严。

　　思考才能使人真正成为人

　　郭冬至：你的片子公映，但刚好碰上《色·戒》这样的大片，挤在一起不怕被冲击吗？

　　李杨：李安也是我所尊重的导演。如果大家要把这两部片子放在一起比较，我也不介意。这不是一部商业片。我不敢说票房期望，只是希望它能引起哪怕一部分观众的共鸣，和我一起来思考。

　　郭冬至：有一种观点认为电影就是给人娱乐的，你拍这种影片，想承载很多东西，逼着人思考，会不会感觉有些沉重？

　　李杨：我当然不否认世界需要娱乐影片，但一个国家全是这样的影片，那就有些悲哀。我想给那些对商业影片并不满足的观众另一种选择，一起来思考真实的人生和人性。吃饱喝足，声色之娱，只是基本的满足，人要能够思考。也许有人觉得那样沉重，可这正是人之所以成为人，而异于动物的地方。

　　郭冬至：这么小的投资，如何保证片子的写实效果？

　　李杨：有人拍片子可以动辄花几千万美金，我的第一部片子《盲井》，成本才300万元，专业演员只有一个。第二部《盲山》用了400多万人民币，全是我自己砸锅卖铁的钱。但我敢拿出来和那些大片比较，比构思比叙述，哪怕比制作的细腻，我有这个自信。

　　郭冬至：你怎么评价这部影片？

　　李杨：我觉得这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片子，没有什么云山雾罩，不知所云的东西。目前看过这部片子的朋友，都很震动，有一个女孩子开玩笑告诉我，这部片子，不看会遗憾一辈子，但看过就不忍心再看第二遍。

　　郭冬至：你觉得这种震动效果来自哪里？

　　李杨：整个团队都很用心，比光用钱效果更好。我们用的大都是非专业演员，他们就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进入角色非常快，包括有的群众演员就有被拐卖的经历，还有那个打拐英雄朱文光，也在我的片子里扮演角色。团队也非常努力，为了拍雪景，山路非常滑，我们的车几乎是大家推上山的，后来大雪封山，我们剧组被困在山上，只得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把村里的鸡都快吃光了。

　　女主角是个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为了让她融入农村，我要求她很长一段时间，不许读书不许看报，断绝和城市的一切联系，体验山村里那种状态，有一次我看见她用手机和妈妈聊天就把她狠狠训了一顿。

　　现在想来对大家的要求严格到苛刻，但大家毫无怨言，这部片子最终能够出来，对大家的辛苦也算有所交代。

　　宁愿光脚趟出条路来

　　郭冬至：刚看你的片子时，我以为你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新锐导演”；当我知道你都快五十的人了，大吃一惊。按说这个年纪的人早就拍格调高昂光明的“主流影片”了。

　　李杨：我也同意电影不是导演个人玩儿个性，但更不是简单的宣传工具。我相信真、善、美；相信民主、自由、博爱；相信关怀人的痛苦和生命的尊严，才是超越国界、信仰和肤色的主旋律。

　　郭冬至：在反映人性的真实和复杂时，有没有可能在具体题材上回避比较敏感的内容呢？比如你的故事能否不要安排在农村的矿井和贫穷落后的地方，而是安排在大都市，或者经济比较好的乡村？以免展现落后的一面。

　　李杨：有人说中国有这么多进步发展，世界有目共睹，你为什么不拍一拍反映城市日新月异、农村幸福生活的影片？为什么一定要把镜头对准那些落后的地方呢？我想说的是，中国确实还有70%的人生活在农村，的确有一些人就在那样的环境下生活，我们的镜头为什么就不能对准他们呢？我们的政府天天都在谈三农问题，以人为本，温家宝总理到了矿井都要流泪……越是贫穷的地方，越需要关注，好电影要有大关怀。

　　郭冬至：你有没有考虑抓紧现在的时间多拍一些影片，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哪怕暂时是委屈一下自己？

　　李杨：我懂得妥协的道理 ，一个人内心总有自己的底线，可能我的底线更严格一些。回到中国，是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对于一些“游戏规则”，我当然懂，但我不能委屈自己的文化良知去迁就它不合理的地方，与其穿小鞋跳舞，我宁愿光脚趟出条路来。

　　现在我除了没什么钱赚，其实一点都没有闲着，我可以写写剧本，干些别的。我现在过得很简单，连车也没有，但我对得起良心，什么是好电影历史会作出判断，用不着急。

　　郭冬至：你对中国电影的未来乐观吗？

　　李杨：比较乐观，现在我们可以畅谈人道、民主，提倡平等、和谐，这对电影空间的发展无疑非常有利。

　　责任编辑：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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