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笑声

　　帝王之怒，流血漂橹，而一个政治家意味深长的笑声，或许比血溅御道更具有杀伤力。

　　-余志刚

　　清 流

　　西汉的司马相如文章很好，为人品节也算不错，但他面对陈氏集团奉上的一布袋金锞子就犯了晕，居然泪一把涕一把地写了一篇叫做《长门赋》的翻案文章，兴兴头头要为深陷冷宫的陈阿娇讨回个说法。汉武帝刘彻是何等样人物，读了《长门赋》竟跑到宫殿门口大笑三声，把一捆沉甸甸的简文连同匍匐道左的司马公永远晾在了丹墀上。帝王之怒，流血漂橹，而一个政治家意味深长的笑声，或许比血溅御道更具有杀伤力：你司马相如既然贵为清流，何不撩开自己的私处来看一看？你今日能“千金卖赋”，保不准明天就要“求售神器”了。

　　相比之下，后梁太祖朱温的做法要简单直截得多。不顺眼的文官，杀！不听话的儒生，剐！“迂儒鸦聒，殊为不堪”。唐天佑二年，作为宣武节度使的朱温竟然将当朝文官三十人悉数投入黄河，他站在河岸上扬鞭东指，大声问左右的随行僚佐：“清流乎？浊流乎？”一阵雄阔的笑声，最终淹没了随波漂零的风流儒冠。“跳进黄河洗不清”，朱温这一招玩得相当彻底，也十分漂亮。

　　词 人

　　南唐末代，词坛上出现了一个名叫李煜的，以其万乘之尊，执著于风流清词，使文人的品格性灵得到了尺幅千里的展示与张扬。李煜在《一斛珠》里这样描述他与周娥皇后的一段“内宫清兴”：“晚妆初过，沈檀轻注此几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绣床斜凭娇无那，咽嚼红茸，笑向檀郎唾。”这哪里是填词，分明是在炫示他的心灵艳史，东风过帐，春光泄漏，没有哪朝哪代的文人能像他那样敢于精赤条条地展览自我。李煜是在政治家的坚固壁垒下面掘进着一块文学小业主的精神后院，这就像他常常涉足的金陵苑，那里广植花草，梅花千树，清香数里。

　　但李煜那一段歌吹沸腾的帝王日子过得并不算长久，在赵氏家族浩荡南下的铁骑下面，南唐王朝的金陵迷梦很快成为江南天空下面倏忽飘逝的流云残烟。词人李煜是一个不入流的政治家，当大宋军队渡江过半，直抵金陵时，他还在精心修制他的求和表文，决心“臣事大宋，永世不易”；金陵城被困日久，无数将士血染成堞，他竟在柔仪殿左拥右抱，吟哦“樱桃落尽春归去，子规啼月小楼西”。他发誓城破之日，将携妻儿赴火殉国，可他哪里真会去死，宋兵刚刚入宫，就领了一班内宫近侍，肉袒跪降。仗剑而入的赵匡胤第一次见识这位大词人的博采丰仪，踩住他的一袭袍角，不禁捋须大笑。那是公元975年的深秋，金陵宫殿内的百年银杏，正按着“虞美人”的韵律粉蝶一样凋零……

　　狂 生

　　清末有位名士叫杨度，披览《唐宋八大家文钞》，读到韩愈的《与陈给事书》，不禁拍案大骂：“这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的大作吗？何自轻自贱、摇尾乞怜至此！”他把“文钞”往前面一推，喟然而叹：“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位非韩薄柳的杨度曾在梁启超的刊物上写过一首激进的《湖南少年歌》，一开篇就是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把华夏十七省人物吓得跳了起来：湖南人是什么东西，岂不闻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吗？真正是“小儿开黄口，蛤蟆吞大天”！但当时的杨度到底是狂而不浪，在国内一倡百和的排满声浪中还是颇孚众望的，人们没有想到，他日后会成为一只真正的“蛤蟆”。

　　杨度先是跟着梁启超叫嚷“君宪”，后来又追随袁世凯重建“大统”，北洋政府玩完，只好靠住张勋，张勋下台，没辙了，便一头栽向了曹锟。可惜他看中的“明主”都没怎么在意他，袁世凯只让他在发布政令时做做“枪手”，张勋想找个帮办编织他“登临大宝”的辫子，曹锟更不用说了，看到他的一副落魄相，就按住腰间的东洋倭刀哈哈大笑，嘴里还一迭声地骂人：妈了个疤子！妈了个疤子！曹锟笑的不是杨度，他是笑这个世道，一会儿是这个“主义”，一会儿是那个“信仰”，忙得一帮文人像没娘的孩子，闹哄哄地乱抱别人的“粗腰”，“粗腰”不见了抱“大腿”，“大腿”不见了就揪住个“脚趾头”不放，以为那样就有了“主义”，有了“衣冠世族”的“信仰”了。这曹锟识字不多，是个粗人，但他的这点想头正好应了严复先生的一句谠言：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