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汉视点：碳的政治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在巴厘岛召开的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聚集了这个世界上190多个国家的万余名代表。在会上最忧心忡忡的恐怕当属东道主印度尼西亚。因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到了2080年，印尼将有2000座岛屿被淹没在不断上涨的海平面下，其中包括正在召开气候变化大会的度假天堂——巴厘岛。

　　从通常的历史观点来看，人类的行动力总是落后于自然力量。实际上也是如此，温室效应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环境改变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但是人类社会对于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工作，只是从“寂静的春天”之后才大规模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此次气候变化大会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到期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倒是一次有前瞻性的会议。

　　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实际上是一个全人类的命题。所谓全人类，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由于进入工业化时间早，其累计的碳排放量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这使得在后京都时代，没有债主，也没有债权人。气候是没有所有制问题的。如果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征收道德上的气候负债，或者是实际上的“碳债”，那么前者的做法确确实实不像是一个身处全球化时代的做法。这时候，各国处于同一利益阵营中。

　　碳的政治是全球性的。因为后京都时代的冷热，更关系着每一个国家发展的下一步棋。其实围绕《京都议定书》的许多争议，都是各国在权衡自身发展速度和发展代价的时候做出的选择，以及对这种选择的阐释。我们承认，发展总会有牺牲，但是人们同时还要计算投入和产出比，因为产出是暂时的，而投入所带来的伤害则是长期的。这就使得我们开始学会从结构上改变全球政治的计算方式。

　　后京都时代，之所以我们要知冷知热，正是因为每一度的变化，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对自然的强迫改变，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国际政治语境。气候之所以应该超越地缘，京都之所以应该重于雅尔塔，就是源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分配，不再是简单物质性的，而是长效共谋性的。在改变环境的同时改变自己，也改变国际政治的传统价值，这是21世纪初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们都非常熟悉雷切尔·卡逊笔下那个《寂静的春天》所描绘的场景，在大多数人字典里还没有“环保”“生态”“全球变暖”概念的1962年，该书就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杀虫剂和化学药品对生态系统的毒害。与其他作者不同的是，雷切尔·卡逊不是一位小说家，《寂静的春天》也不是一部科幻作品。而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恐怕就是根据这个未来可能发生的每一幕去回溯和阻止，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努力后，这些会不会真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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