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百年：永恒的第一秒

　　世事浮沉间中国话剧已写完百年历史，然而这100年来的白云苍狗，对于中国的话剧艺术来说，也不过是刚刚度过了永恒的第一秒。

　　文/翟文晰

　　中国话剧穿越过繁花似锦的年代，走过战火喧嚣的岁月，如今，正伫立在话剧百年的界碑前，带着些许落寞回首那历历在目的光辉历程，也无比期待地遥望那悠远而未知的天涯路。

　　人人都看话剧的年代

　　中国话剧满载风尘一路走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作为西方文明的舶来品之一，中国话剧从最初的生涩逐渐走向成熟，在大革命时期，新文化人创作的话剧把话剧艺术的生长推进到一个根深叶茂的阶段。话剧演出逐步由大都市舞台深入到民间、农村，加入到大革命和抗战的舆论洪流中去。不断涌现的优秀剧作家犹如明星一般照亮了旧中国黑暗的夜空。田汉在留日回国时说：“我要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1924年洪深根据王尔德的四幕剧《温德米特夫人的扇子》改编导演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公演，确立了话剧的专职导演和正规排演制度。而曹禺则让中国话剧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舞台艺术样式。

　　上个世纪30年代，是一个人人都看话剧的时代。当年，《雷雨》和《茶花女》在上海卡尔登剧院演出时，轰动了整个上海滩，短短的20天演出后，观众“欲罢不能”，为了让演出能够继续，老板甚至愿意自降提成，从原来和剧团“三七”分账改为“七三”分帐。当时的上海几乎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话剧人才，也形成了一批专业的话剧迷。在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看话剧是很“洋气”的事。原来还是放电影为主的剧场，到后来已经一年到头都在演话剧了。上海沦陷后，据《申报》记载，1941年由李健吾改编、洪谟执导的《家》“突破一百场，观众已逾八万”；1942年费穆第一次让乐队进入话剧演出的《杨贵妃》“连满100余场，观众数十万人”，同年，曹禺的《北京人》上演，“极度拥挤、空前狂热”；1944年《文天祥》再次上演，日夜两场持续近一年，“无场不满”……

　　位于当时上海法租界的兰心大戏院曾是当时最豪华的剧院之一，也是最早的专业话剧剧场。它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舞台、音响、灯光设备，和扇面状的座位区。如今，卡尔登大戏院和其他几十家古老剧院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幸存的兰心依旧华丽漂亮，它那独特的金黄色幕布后更多出现的是儿童剧和杂技的表演，现在的兰心大戏院，由于经营面临困境，已经很少再上演话剧了。

　　繁华之下难掩萧索

　　2007年伊始，人们便把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话剧舞台，各个年龄阶段的表演艺术家纷纷参加话剧演出，以自己的方式向中国话剧百年致敬。刘晓庆载歌载舞出演《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陈佩斯连唱带跳百场《托儿》和《阳台》，赵本山把《刘老根》、《马大帅》原班人马带到了北展剧场开唱“二人转”,袁泉则带着音乐剧《电影之歌》的热情又开始了《暗恋桃花源》的表演……

　　2007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演出的话剧《吁天》，更是聚集了众多话剧表演艺术家，堪称中国新老话剧人一次空前的大聚会。近40位话剧明星扮演了李叔同、曹禺、郭沫若等10余位历史名人。张国立、濮存昕、凯丽、吕凉、肖雄、韩童生、张璐、张页川、宋国峰等“梅花奖”演员同台演出。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朱琳和身居上海的老艺术家秦怡两位80多岁的老演员也不辞辛苦，登台表演。整个舞台上用了600多只灯具，67次视频变化，50只话筒和10台投影仪，这在话剧舞台上也是最大的一次手笔。这些舞台装置营造更加完美的舞台效果，《吁天》无论是在灯光使用的数量，还是现场视频的变化上都创下了话剧演出之最。这一切，将话剧百年的盛况推向了极致。

　　然而话剧真正的魅力并非高科技声光电技术可以打造，话剧艺术的传承和繁荣不能仅仅依赖众星云集的华丽阵容。

　　近年来中国话剧的低迷与徘徊，让人们不得不对它进行凝重的思考。

　　这个曾经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血肉相连的艺术形式，离观众渐行渐远：远离生活，贵族化，曲高和寡、演出票价过高；特别是目前的话剧界一直为优秀原创剧目的匮乏而发愁。

　　上海艺术创作中心研究员毛时安认为，当代话剧中戏剧文学的“缺席”，实际上已经成了影响和制约中国当代话剧发展的巨大“瓶颈”和“软肋”。剧界对正在发生的社会生活、各种各样的人生境遇和异常丰富的当代人内心生活的关注力下降。话剧正在失去它犀利的洞察和贴切的关怀。

　　舞台上的许多问题，解决的关键却在舞台之外。在所有人都在追逐着快餐式的娱乐方式的时候，当国内的话剧演艺市场以一种片面追求短期利益的方式运作，要让中国话剧形成真正的话剧产业的梦想也只能先寄身于一片茫茫风雨中。

　　小剧场话剧的艰难摸索

　　于2003年、2004年兴起的小剧场话剧，终于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小话剧创作和表演的周期较短，需要的资金也相对较少，一般来说几十万就可以搞出一个，需要的人手也较少，这使它成为了许多缺乏资金实力的话剧创作者的首选。

　　2007年5月，“一百年戏剧工坊”推出了他们的第一部小剧场话剧《我不是李白》。话剧从5月21日起共上演43场，平均上座率85%。这对于一部没有大牌明星、没有经典光环的话剧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该剧讲述了精神病医院里几个“疯子”的故事，通过塑造三种病人的“疯态”，叙述了在钱、权、名的诱惑和压力下三种扭曲的人性。其中，自诩“李白”的男主人公在“疯”与“不疯”之间挣扎，最终在女主人公的鼓励下，得到解脱而回归正常，真正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人生。这部话剧的风头甚至盖过了两部同时上演的莎翁剧。

　　人们看到的了小剧场兴旺的人气，但隐藏于背后的却是一群小剧场话剧创作者的孤独的奋斗。《我不是李白》的制作人王剑多少有些无奈地对《小康》记者说：“戏剧想要赚钱太难了，但是没有人来帮助这些有戏剧梦想的人。”

　　摆在小剧场话剧制作者面前的，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话剧市场。由于所有的剧场都属于国家，这给很多没有背景的私人话剧创作团体制造了一个瓶颈，话剧创作者往往无法在最需要的时间获得剧场档期。而高昂的场租费用，迫使小型创作团体增加票价和宣传费用，更提高了小话剧创作的门槛。话剧面临一种尴尬的境地，真正有制作话剧能力的导演和演员、编剧，都在做电视剧和情景剧等，目前从事话剧制作的人，水平却良莠不齐。他们有着对话剧的热情，却不一定有制作优秀话剧的能力。

　　王剑说，真正喜爱话剧、懂得话剧的观众不多，这是话剧市场的不稳定因素。真正要培养出话剧观众，则很需要国家政策的帮助。王剑希望有一天，我国“能像美国一样，把话剧课像音乐、体育课一样，引入学校教育”，让孩子从小领略话剧的魅力，成为最忠实的话剧参与者和观众。

　　王剑特别告诉记者，在一次演出结束后，当所有的观众慢慢起立鼓掌时，从观众席上走出一个很小的女孩，拿着一朵花，从左往右慢慢地从谢幕的演员面前走过，思量再三后把花交到了饰演领导的演员手中，随即掌声又一片雷动。那似乎只有好莱坞电影中才会出现的一幕场景，似乎蕴藏着某种甜美的预言。王剑期待着，在将来能建立一个专业的剧团，用科学的管理方式来吸引那些怀着话剧梦想、有潜力的演员，“将来我们也许会和北京人艺等优秀的团队来媲美，并创作出我们特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