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诗歌史提供有力的岩层

　　高爽 霍俊明 撰文

　　《21世纪诗歌精选·第二辑·诗歌群落大展》的出版对于推动新世纪以来的新诗发展无疑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次的“诗歌群落大展”不能不让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诗发展的历史田野中寻找相互一致的对称部分。当我们回溯朦胧诗之后的诗歌运动和诗歌群落大展时，我们会注意到以下重要的事实：1986年10月，名不见经传的《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推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这次大展推出60多个诗歌流派；1989年由《诗歌报》推出的“1989中国实验诗集团展示”；2004年由《星星》诗刊、《南方都市报》和新浪网联合举办“甲申风暴·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这几次诗歌大展每一次都是在大肆宣传中进行的，而今日看来这几次轰轰烈烈的诗歌大展都没能避免中国诗人搞运动的惯性情结，而这种情结的宿命性悖论和后果就是运动大于诗歌，行动大于实绩，众多的流派和群落性的诗歌团体都成了带有讽刺性的历史的遗唾。

　　照之以往喧嚣的运动性的诗歌大展，此次《诗歌群落大展》的出版没有任何的媒体宣传更没有任何的炒作，这次平静的、自足的、以诗歌为本体性依据的群体大展在我看来更具有诗学意义。照之近年来喧嚣不已的媒体和为数不少的“诗人”的爆炒和恶搞，中国诗坛面临着一次泥沙俱下的风暴，而真正的诗人和优异的诗歌写作则一次又一次被芜杂、庸俗甚至恶劣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所遮蔽。这次的“诗歌群落大展”最大的意义在于在摒除了集团型、圈子性以及狭隘的诗歌观念的前提下在汉语新诗的转型关口，以客观、宽广、公正的态度对诗歌现场进行梳理和挖掘，把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诗人，那些已经写出了优秀诗歌的年轻诗人从黑暗的嘈杂的日常生活的角落中挖掘出来。

　　这次“诗歌群落大展”相当有代表性地呈现了李少君一贯坚持的“草根性”立场，而排除了虚假的道德训谕和当下时髦的“底层写作”和“乡村题材”的新一轮的题材优势的时代病症。为新世纪活跃又芜杂的诗坛来编选一部诗歌群落大展显然更具有挑战性，也充满了危险，因为在这个诗歌写作、发表、传播、接受、获奖都相当容易也日益问题重重的时代，筛选出诗歌的黄金、水晶，芟除掉蓬勃生长的杂草和刺手的荆棘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如何在数量众多的官刊、民刊、各种渠道出版的诗集、诗选、年选中寻找优异的诗人和诗歌，如何在杂乱隐晦的诗歌丛林中寻找出色的诗歌骑手显然是摆在每一个试图总结新世纪以来诗坛现状的有识之士的难题。这次的《诗歌群落大展》则充分展示了作为诗歌批评家和诗歌选家的李少君出色的一面。在我看来，2007年的“诗歌群落大展”，将来的历史会证明，它又一次为中国诗歌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岩层。

　　李少君最终确定的编选方式是以地域性、民刊和网络为三大基点，这三个基点的选定使得新世纪以来新诗发展的面貌最终以牢固、可靠的方式呈现出来。诗歌写作的地域性特征、大量的民间诗刊的涌现以及网络上数量惊人的诗歌发表、生产与传播正是2000年以来新诗发展的几个相当重要、显豁的症候，这显示出李少君宽阔的美学视野和田野劳作的“现场”的考古精神。此次“诗歌群落大展”共计推出江浙诗群、西北诗群、西南诗群、华中诗群、闽皖诗群、华北诗群、珠三角诗群、齐鲁诗群、“北大”诗群、“诗江湖”诗群等17个诗歌群落。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命名为《诗歌群落大展》，但李少君仍然相当“聪明”地将群落之外的重要诗人列为“群落之外”单独推出，因为诗歌群落可能永远都不能呈现出真正的诗歌发展的整体性景观，它只能算较为合理的有效办法，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有些相当重要的诗人永远都信奉诗歌是个人的宗教，他们永远在诗歌流派和诗歌群体甚至“诗坛”之外，他们尊奉的就是在平静自足中写出既具有个体主体性又深入当代的诗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