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文学的世界坐标

　　■顾彬批评中国文坛太杂，但乱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情

　　■销售比较好的是白先勇的《孽子》，在同志书店卖得特别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科发自北京葛浩文烟瘾很大。在采访间隙，他问记者能否吸烟：“在80年代的中国，不抽烟的男人不算男人，抽烟的女人不算女人。”

　　这位年过七旬的美国文化学者，刚刚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畅销小说《狼图腾》英文版的全球首发式。这位《狼图腾》英文版的译者，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介绍给西方世界的首席翻译家”。

　　3月14日，“首席翻译家”葛浩文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的专访。

　　他自嘲自己“一点诗意也没有”，并痛骂约翰·厄普代克是一个糟老头子。当记者问到有关德国汉学家顾彬炮轰中国文坛的事，他显得很不解：“为什么你们都要问我顾彬的事情？而且他还没有说中国的好话。”

　　呼兰河的第一位洋人

　　《国际先驱导报》：您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

　　葛浩文：1981年。当时作家萧乾去美国访问，到我家做客，萧乾说“萧军你知道吗？他想认识你”。我就写了封信，地址写“中国萧军收”，这封信竟然真到了萧军手里，估计是通过作协收到的。他给我回信说：“浩文弟，欢迎你到中国来！”

　　我通过香港来到北京，在王府井烤鸭店见到了冯牧、萧军、萧乾等一批老作家。我当时就疯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些名字很熟的中国作家。我对他们说，我有一个要求，想去哈尔滨看看。他们开始说不行，后来答应了我。

　　到哈尔滨后我成了一个名人，他们管叫我“同志”。那时在哈尔滨，出租车根本找不到，如果没有中国人陪，外国人根本没有能去的地方。现在人比较爽快，那时候保守，还有些束缚。

　　在哈尔滨我提出想去萧红的老家呼兰河看看，于是我成了解放后第一位去呼兰河的洋人。我当时做了一些萧红的研究，当地人很感动，因为自己人没做。我去当地图书馆查资料，对方说“这是内部资料，不能看！”我说我就是做萧红研究的，你们不给我看，给谁看呢？

　　比较喜欢悲观的书

　　《国际先驱导报》：您在选择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时，有什么取舍标准？

　　葛浩文：标准就是我自己的判断价值，这些作品有没有可能得到国际地位。现在中国文坛从爱情小说到严肃小说，都有人在写，所以顾彬批评中国文坛太杂，什么烂东西都出来。但是，没有人逼迫你去看，其实你喜欢的文学类型，现在的中国文坛都有。美国文坛基本上真实反映中国文坛的杂和乱，但乱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情。

　　过去读者喜欢严肃作品，现在读者偏向于轻松阅读。我本人当然还是比较喜欢严肃文学。但是，翻译要看读者是谁。比方我翻译春树的《北京娃娃》，书我并不喜欢，但翻译比较好玩，《北京娃娃》出来比较畅销。翻译不喜欢的作品就像吃不喜欢的饭，但我也要考虑市场。

　　《国际先驱导报》：对于中国文学，欧美读者的兴趣跟您的兴趣或许不一样。您作为文化输出者如何做到两者平衡？

　　葛浩文：美国读者对批评政府的、唱反调的中文作品特别感兴趣，当然体现异国情态的也喜欢。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而不是翻译本身。我挑的作品一定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我想让美国读者知道中国文学并不仅限于葛浩文挑选的作品。讽刺的、唱反调的、说社会黑暗的，我也都会选择。

　　我个人其实是比较悲观的人，比较喜欢悲观的书，比如《狼图腾》这样的书就很值得我们注意。美国人说“中国文学不能写黑暗的、不去写人与人之间的坏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

　　把昆德拉介绍到中国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文学正处于市场化的边缘状态，有些作家去写剧本或搞策划了。美国是如何保护和鼓励纯文学作家的呢？

　　葛浩文：美国有些作家名气很大，比如约翰·厄普代克，但是还有更多名气不大的作家，他们就必须要有个“dayjob（日常工作）”。有些美国作家说不愿意去写剧本，但是一些作家的日子过得太苦了，那就只好改行。

　　《纽约时报》每年都会列出十多本畅销书，但只有两三本是纯文学书，其他都是乱七八糟的，关于减肥啊、美容啊。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比美国更重视纯文学。

　　《国际先驱导报》：在中国有“马尔克斯热”、“米兰·昆德拉热”，甚至有“村上春树热”，但是在国外并没有一个“莫言热”或者“王朔热”，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葛浩文：王朔有一阵在美国热过，但很短，很快就过去了，中国人说王朔是“痞子文学”，所以美国人也想知道“痞子文学”是怎么样的。这次《狼图腾》会不会引起热潮，我也不知道。

　　像马尔克斯、昆德拉，他们能够在西方受关注，首先是本身的文学成就；第二，他们一个是欧洲人一个是南美人，读者熟悉，引起轰动理所当然。马尔克斯和昆德拉的作品，有一段时间是非看不可的。

　　知道昆德拉的中文名是谁起的吗？是我起的。我是第一个向中国介绍昆德拉的人，在台湾《中国时报》上，他的《笑忘书》名字也是我起的。

　　《红高粱》10年卖1.5万册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范畴里，在您看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葛浩文：这个得看具体是哪个国家。中文翻译作品在法国、德国，已经有相当的地位，销售也不错。还有意大利，意大利每年有60%的书是翻译作品，主要是把英文翻译成意大利文。因此意大利读者习惯看翻译作品，但是美国人不习惯。主要是语言原因。美国人认为“英文作品太多了，其他国家的东西我们不翻译也罢”，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但是改不过来。

　　我每翻译完一本书，也希望它能在美国畅销，三本书中能有一本畅销我就很高兴了。《红高粱》翻译出来后在美国有很多好评，但是10多年过去了到现在也就卖了1.5万册，这还算是比较好的情况。现在每年也会卖几百本，我觉得有这个数量就已经不错了。另外销售比较好的是白先勇的《孽子》，在同志书店卖得特别好。

　　《狼图腾》有可能销售20万册，但最大的问题不是作品本身，而是30美元的价格。

　　最可怜的情况，是我翻译的莫非的《生死疲劳》刚出来一个礼拜，我去附近一个独立书店，书店中心摆着两本样书，我买了一本，另一本由我的朋友买走。然后我就去跟书店的人说，你看《生死疲劳》这本书都卖光了，就是可怜到这种情况。

　　在美国，如果三个礼拜销不完，书就会撤下来退回给出版社，这个现象很常见，现在退书到出版社是很大的问题。比如已经预定了1万册，很可能卖不出去退回去的有五六千册。这些书怎么办？一本书如果卖20块钱，那就2块钱卖掉，甚至烧掉。

　　葛浩文其人

　　作为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介绍给西方世界的“首席翻译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陆续翻译了包括老舍、巴金、萧红、冯骥才、莫言、苏童、贾平凹、王朔、毕飞宇等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

　　葛浩文上世纪60年代参加美国海军，他没有被派往越南，而是到台北当了通讯官。在台湾的经历使他有充足的时间研究中国文化，“葛浩文”就是他在台湾的第一位中文老师为他取的中文名字。

　　1968年从台湾回到美国后，他继续学习汉语，师从柳亚子先生的公子柳无忌教授，从事萧红研究，并在1973年获得了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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