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们的中年危机

　　面对“21 世纪的宿命论”，我们还有机会不是靠猫在房间里孤芳自赏或者赖在酒席上互相吹捧来摆脱中年危机的心态吗？

　　文/ 菲戈

　　大概自从李安说自己有“中年危机”，中年危机就成了个时髦的词儿。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里，越来越多人在宣称自己有中年危机。

　　有个朋友问我：你就没有中年危机吗？我老实回答：基本上没这感觉。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我说这很简单，所谓中年危机，无非是到了一个年纪，一个人得到了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是在偏离从前的目标的过程中得到的；如今得到的已经得到，在那样一个位置上，就有些高不成低不就，原先的目标已经不相信了，也没有新的目标为自己树起来，于是人生的前景变得一片茫然，于是就“危机”了。我呢，没有朋友们那么“成功”，我的一贯的目标也一直在暗地里坚持着，或者说顽固不化，自然就没太明显的危机可言。最近在读的三本书，《恐惧的政治》、《重申启蒙》和《政治与命运》，在这方面深得我心。我仍然信奉启蒙的基本信条，拒斥后现代小资狂热分子对(被他们偏颇化和笼统化的)启蒙理性的恐惧和攻击。

　　其实所谓“中年危机”并不完全是个人问题，某种意义上，它是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好像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也正在步入自己的“中年”，有了某种特殊的“危机”。《恐惧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是我近年来读得最畅快淋漓的政治学、社会学著作。可能因为我也可以算是个“激进民主派”，与该书作者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有着近似的立场吧。富里迪对当今世界性的政治冷漠症的诊断，归因于缺乏目标。正如陷入中年危机的人们一样，目标的丧失使得未来一片迷茫，而“因为与未来的疏离，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创生关于‘需要做些什么’之想法的能力。没有这样的想法，就不会有对前方道路的展望，也无法作出真正意义上的选择。而政治需要的是一种未来导向的洞察与选择。最起码，政治要在让事物保持原样或者提供一个改善现状的替代性方案之间提供一个选择。”把这里的“政治”换成“人生”，显然也是一样适用的。

　　所谓“恐惧的政治”，是指：“……一种对未来的深深的混乱感。社会对自身感到不安，遭遇改变时总认为那是一种毁灭性的过程。同时，社会感到同它的过去疏离，对于该发扬什么、保留什么也再不确定。这些情绪在一种支持怀疑论、相对主义、犬儒主义—这些都是一种为自身的冷漠与缺乏责任感而骄傲的态度之最高的德行—的文化中得以传达。这种文化在政治上的表达是一套可以被命名为‘恐惧保守主义’的不连贯的教条。”

　　这是一种标榜清醒的后现代“现实主义”，其基本信条说到底实际上是“人是这个宇宙间最大的祸害”，而且人越是努力超越自身、试图去改善事物，为害就可能越大。这种“恐惧保守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它的想象力被局限在当下，对它而言，过去与未来同样叫人不舒服。将保存传统的任务改变为维持现状，一种明显是因循顺从的气质推动了这一置换。它对于过去的轻蔑同它对于未来恐惧是结合在一起的”。用乌尔里希?贝克更简洁明确的话来说，即： “基本上，一个人不再有兴趣去达到某种‘好’的结果，能做的只是阻止最坏的结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