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只能解决最单纯的问题

　　文/刘莉芳 刘倩(实习)

　　B=《外滩画报》

　　Y=塚本由晴(Yoshiharu Tsukamoto)

　　B：你特别强调建筑和人之间的和谐感，那么怎样让人在建筑里从容、优雅地生活呢？

　　Y：人和建筑之间应该保持恰当的协调关系。如果建筑太“跳”，就不协调。我希望住在我设计的房子里的人能安心、舒适、不受干扰地生活。怎样让人们在建筑中更长时间地存在，是建筑师必须考虑的。时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要素。现代人对时间的理解一塌糊涂。大家抱着很大的兴趣去了解、设计空间，但却忽视了时间。建筑必须得到时间延续性的存在，这是最重要的。同时，时间必须成为人的一部分。土地、房子用钱可以买到，空间可以买到，时间是买不到的。对时间的认识，应该放在首要位置。

　　B：现在设计外形抢眼的地标建筑似乎成了趋势，而你的建筑非常实用。你的建筑观是什么？

　　Y：住宅没有必要做得很“跳”。一顿饭如果太过奢华，怎么下咽呢？味道是最重要的，不一定用金刀叉。住宅和吃饭

　　一样，只要能用，满足人的要求，就是好的。非住宅，如果需要，我一定会把它做得“跳”。

　　B：你设计的建筑很“贴身”，你如何体会使用者的需求？你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吗？

　　Y：建筑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是处理共性的。比如不同业主的生活方式尽管各有不同，但总有相同点。迎合个性不是建筑师的工作重点。我们关心的是业主为什么要造房子，为什么选这块地造房子，今后怎么使用。其实建筑只是简单的形骸，只能解决最单纯的问题。

　　B：你的作品往往面临诸多限制，比如面积很小等，你如何理解限制？

　　Y：限制并不是坏事，看你怎么消解。有的人因为限制而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限制就是坏的，而我可以很好地利用限制，实现我的设计，这就是好的。以冲浪为例，浪就是限制，但浪也是推动我前进的力量，如果要滑得更远，就要利用浪。

　　B：你被认为是“轻建筑”的代表，你如何理解建筑的“新”与“旧”？

　　Y：我并不是非得把东西变得很轻，但现代主义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建筑越来越轻，现在做重房子挺难的。新房子用现代建筑的语言做，相对容易些。近期我们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如何把很重的东西用很现代的方式表现出来。我比较喜欢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说：大海中生物的栖居环境和它们生活的习性、体形是一一对应的，比如一只躲在石缝里的寄居蟹。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在建筑发展历史上，当然总的趋势可能是变轻的。房子与生物是对应的。房子的轻和重并不是完全可以比较的，而是在某种环境中显得轻还是重。

　　B：在你的背后，即将建起一幢楼，刷新中国最高楼的记录。你愿意设计这种高大、奢华的建筑吗？

　　Y：当然。(笑)

　　B：而你现在设计的都是小型、民用的建筑。

　　Y：设计方法差不多的。我肯定会做。(笑)

　　B：你是怎样走上建筑之路的？

　　Y：小时候，我喜欢动手做东西。那时，我哥哥在家里画建筑图纸，我看后以为建筑只是一份画画的工作，我想不用到处跑待在家里画画也不错，于是就开始从事建筑。一开始我只是画画，后来事情多了，不可能总闭门画图，必须出门工作。其实现在我仍然希望只画图，但已经不可能了。

　　B：怎样形容你和你身处的城市的关系？比如你在街头漫步的感觉，你不开心时会去的地方……

　　Y：我出生在海边的神奈川县，高中在藤泽市的湘南高中就读。我心情不好时，就去海边；心情好时，喜欢去像东京涩谷那样人多热闹的地方。我特别喜欢涩谷，那里有很多交通线路，有地铁丸之内线、银座线等，地面上还有电车、铁路等各样线路。线路的动感让我兴奋，不同的动感交织在一起，我很喜欢。

　　B：2002年你在上海双年展上做了一件自行车装置作品，那件作品的灵感来自上海市民的市井生活。你关心普通上海人的生活，而不是奢华上海。为什么？

　　Y：我关心城市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必须满足人们在其中活动的各种要求，而这种活动具有不定性。这种不定性是我关心的。在东京，这种不定性越来越少了。比如在东京的娱乐、交际和商业中心六本木区，那里的商店窗明几净。消费者只要付钱就可以买到他想要的。所有的东西都被准备好。消费者对公共部分没有任何责任。连干预公共空间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还有什么意义？

　　比如道路，是供行人行走的公共场所，在路上随机地发生不同事件，这些事件是因为人而产生、变化、消失。对动态的公共空间的定义，是我最关心的。那些走在路上的人，虽然不是非常有钱，但在我看来，他们定义了道路，定义了某个时间、某个事件的发生。我能够理解他们对生活的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非常从容。马路、公共空间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发生在道路上的“时间”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B：你曾经尖锐地批评六本木区的建筑没有生命力。

　　Y：六本木刚造好时，有一段时间非常有人气，大家觉得新鲜，过了一段时间就门庭冷落了，因为边上又出现了新的热点。像六本木这样的地方，正在韩国、上海不断地出现。相比其他建筑，那些建筑的规模实在太大了。

　　B：你在上海发现了哪些没有生命力的建筑？

　　Y：越来越多了。我现在很难判断，还要看上海的发展。但不是把老建筑的外形保留下来就够了，而要用一种新的形式去经营它。

　　B：你曾说日本大都会建筑存在一种荒谬性，你如何看待这种荒谬性？这种荒谬性在上海等其他地方是否存在？

　　Y：大都市建筑都有荒谬性。最重要的是，人们越来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我觉得最荒谬的东西。当然，这种荒谬性有时会产生优雅的愉悦感。比如单杠，人在杠上不停地转动，还可能受伤，这很荒谬，但会让人产生愉悦。再比如足球，不懂的人会想，那些人为什么用脚而不用手去碰球。当然，在既定的规则下，在公平的条件下，战胜对手，也会带来愉悦。

　　B：当你初到上海、北京，你如何去寻找跟陌生城市的关联？

　　Y：我并不在意那些突发的事物，我更希望看到城市里的家长里短、平常日子，因为这些东西具有城市的基本特质。生活和生命力往往蕴含在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里，而不在昙花一现的东西里。

　　B：这就是你所说的在日常生活中寻找非日常性？

　　Y：对。非日常性就是我设计的源泉。

　　B：你正在设计一个新型北京四合院，方案极具颠覆性，让我很吃惊。

　　Y：为什么感到吃惊？

　　B：方案的外表虽然勉强有四合院的“形”，但完全没有老北京四合院的精神气质。

　　Y：我对北京四合院的理解究竟能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不清楚。总之，我想做新四合院，也许这是一个好想法，在某些方面让新四合院和老四合院保持一种联系。

　　B：这个方案会实现吗？

　　Y：如果政府认可，开发的可能性成立，就可能成真。但时间会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