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走澳大利亚奥运史上第100块金牌

　　第100块金牌

　　——“对你来说，最荣耀的是哪一天，是做奥运主火炬手还是奥运冠军？”

　　——“冠军，当然是奥运冠军！”凯茜·弗里曼毫不犹豫地回答，伴着她特有的爽朗的笑。

　　可是当初她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几乎所有澳大利亚人都认为她“注定”要拿到那块金牌，甚至连国际田联都曾对她表示关心，“弗里曼在悉尼奥运会上面临的那种压力，世界上再没有几个运动员曾面临过”。尽管现在谁将在“鸟巢”点燃北京奥运会的主火炬台仍是未解之谜，但刘翔无疑是呼声最高的队员之一。如果推测成立，刘翔将面临与当年的弗里曼同样的压力。

　　“刘——翔？对不起，我不知道他……”听罢记者介绍刘翔的情况后，弗里曼说，“不过我非常理解他的处境和压力，我能建议的就是，必须将全部精力集中于自己的比赛，不要为其他任何事情分心。你所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成为最好的自己！”

　　当年的凯茜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就在成为全球瞩目的火炬手10天后，2000年9月25日，凯茜身着绿黄色“潜水服”，在奥林匹克体育场全场观众雷鸣般的欢呼声中，像一股旋风掠过跑道，毫无悬念地摘走400米金牌。这也是澳大利亚时隔12年来第一枚奥运田径金牌。

　　弗里曼并不知道，她夺得的这块金牌是澳大利亚奥运史上的第100块金牌。“这是个巧合，还是故意设计的？”面对这个问题，弗里曼笑着连连否认:“完全是巧合，有的人预计会赢，但是输掉了，反之亦然。轮到我这里正巧成为第100枚，只能说一切太神奇了！”

　　“神奇”，是弗里曼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无论是表达自己的情绪还是描述某一事情时，她总是喜欢用略带夸张的口气说出这个词。而在其他澳大利亚人眼里，她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故事。

　　弗里曼的运动天赋是5岁时被发现的，“那时我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个头还很矮。比赛前，我很紧张，也有些害羞，因为周围人很多。具体细节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雨天。我躲在厕所里，犹豫着要不要参加比赛……我参加的比赛应该是80米——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已经够长了。最终我赢了，我发现这让我很兴奋，我意识到或许我以后的人生将与此有关。”

　　1984年，年仅11岁的弗里曼加入了昆士兰州一个田径俱乐部，开始频频参加各类田径比赛。在启蒙教练丹尼尔斯看来，凯茜·弗里曼的成功完全靠了她的天分和刻苦努力:“当时她表现得并不出色，但是后来她逐渐长大些的时候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素质。她的步幅很大，表明她有短跑运动员的天分。”那一年，她被当地报纸称为“来自麦凯的奇迹女孩”。

　　像所有孩子一样，凯茜也曾懒懒地躺在床上拒绝去训练，而妈妈塞瑟丽亚告诉她:“你有两条胳膊两条腿，现在赶紧出去好好用它们！”

　　小凯茜在赛场上的天分很快开始展现。1990年在新西兰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上，凯茜赢得了4×100米接力金牌，这块金牌也标志着凯茜成为第一个赢得金牌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女运动员。但尚未细细品尝胜利的喜悦，弗里曼很快就被淹没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3天后，姐姐安妮-玛丽亚·弗里曼死于哮喘。

　　“姐姐比我大7岁，她因为先天残疾瘫痪在床。姐姐是我的动力之一，我总是想，我比她有能力，我比她有机会，所以我要为她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她的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看着她的棺材被放进地下，万分痛苦的同时又获得一种力量，我决心要成为‘最好的我’。我在她的葬礼上发誓，我以后每一次比赛都是为她而跑。

　　“坦率地说，当我十四五岁时，我还会经常分心，参加派对，追求男孩子之类的，但是后来，我把跑步当做生命中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像任何一位伟大的运动员一样，她的冠军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1993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半决赛中，弗里曼被淘汰出局，在返回澳大利亚的途中，她在飞机上的一个纸袋背面悄悄记下了她的“野心”:48.60，亚特兰大。3年后，在1996年的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她的主要对手是法国人玛丽安·琼斯·佩雷克，虽然凯茜领跑了大部分时间，但在最后80米，佩雷克超过了她，夺走了金牌。凯茜跑出了48秒63的个人最好成绩，赢得一枚银牌，成为第一位夺取奥运奖牌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参加奥运会对谁来说都是个压力，我仍然经验不足，但我对那个结果已经够满意了。”她说。

　　1997和1999年，她显示了在400米项目上的优势，两次获得世锦赛400米冠军。“拿到第二个世界冠军后，我才开始决定做一名职业运动员。在此之前我从没有认真地想过此事，只是觉得跑步很容易，比赛和训练也让我快乐，但我并没想到以此为‘工作’，为一份‘职业’。直到1999年，也就是悉尼奥运会的前一年，我开始很严肃地考虑此事。”

　　承载着无数澳大利亚人希望的凯茜·弗里曼开始为在家门口举行的奥运会做准备。她的最大威胁仍然是老对手法国人佩雷克。就在众所瞩目的田径对决前，发生了一件颇为奇怪的小插曲:就在比赛前几天，佩雷克突然神秘“失踪”。后来在法国现身的佩雷克在接受采访时称，她在悉尼没有一天不被人纠缠，澳大利亚人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她。不断有人走过来对她说:“你来这儿干什么？”或者说:“小心，有人收拾你。”甚至有人对她做出威胁的姿势以及跟踪她，恐惧驱使她放弃比赛，早早离开澳大利亚。

　　对于佩雷克的指控，澳大利亚媒体却反唇相讥，他们称佩雷克患上了“恐跑症”。报道说澳大利亚主教练沃德洛认为，佩雷克清楚自己目前的状态并不能第三次夺取奥运会400米跑的金牌。沃德洛说:“很明显她还没准备好。”《每日电讯报》的大标题是:“佩雷克大逃亡”，小标题是“佩雷克绝不敢夸口能击败弗里曼”。

　　佩雷克离开的真正原因也许永远是个谜，但澳大利亚人对凯茜·弗里曼的狂热却可见一斑。对弗里曼而言，失去了强劲对手的同时，却又置身于更强大的压力下。女子400米决赛的票早已全部售罄，能容纳11万人的主体育场里，尽是等待着这场胜利的人群。当身着一件黄绿相间的连体服的弗里曼现身时，全场一片欢呼声。弗里曼把自己紧紧地裹在衣服里，看不出什么表情，仿佛在对抗着，不让自己被那种无边的压力压倒。

　　“我得承认，当我第一个冲过比赛终点的时候，我首先感觉到的是解脱。我完全被欢呼声淹没了！我能感觉到周围全是人，我能感觉到每个人的快乐和激动，我也完全被感染了。”在主体育场，弗里曼再一次举起了原住民的三色旗。她的胜利不仅仅是运动上的成就，而成为现代澳大利亚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时刻，整个国家都在为超越种族之上的胜利而欢呼。

　　象征的骄傲

　　自从1994年在英联邦运动会上举起原住民旗帜之后，弗里曼便成为澳大利亚人心目中一个别具深意的象征。

　　1973年，凯茜·弗里曼出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麦凯(Mackay)一个原住民家庭。“虽然我们不是很富裕，但我们过得很幸福。我们没有汽车，没有电话，但我并没有感觉到我跟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我与母亲与继父关系非常好，他们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榜样。他们给我的坚强、乐观等品质，让我受益终生。”

　　人类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万年前。但自从18世纪后半叶英国殖民者登陆后，原住民的命运便充满了血泪和屈辱。目前，在澳大利亚2100万人口中，原住民仅有约45万，且大多生活在偏远贫瘠地区，是澳大利亚最贫困的群体。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人均预期寿命差距高达17年，直到1962年，当地原住民才享有选举权。

　　像大多数澳大利亚原住民一样，凯茜儿时也一直生活在贫困与白人的歧视中。小学时，有一次她在比赛中赢了好多次，不但未得到一次奖励，还不得不站在旁边看着被她击败的白人女孩领取奖品。“现在看来，这绝对是种族主义！但我当时还小，也并不在乎，因为我知道赢的人是我。但我的父母很不愉快，尤其是我继父快气疯了，我记住这件事是因为我父母的反应。”

　　1994年，在加拿大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上，凯茜·弗里曼在赢得200米金牌后，同时举着原住民旗和澳大利亚旗绕场一周，遭到澳大利亚代表队的批评，并警告她不许再做出上述举动。获得第二块金牌后，弗里曼又挑战性地同时举起两面旗子再度绕场一周，澳大利亚国内对她的勇气却表现出极大赞许，民意调查显出，超过3/4的公众赞赏她的举动。

　　“我知道澳大利亚原住民被压制了很多年，我们需要激励其他原住民为自己的权利斗争，也希望能与他们一起分享我的感受。还有很多不公平，很多痛苦，很多人不愿意我这样做。”时至今日，弗里曼并不愿强调当时所形成的冲突，她解释自己举起原住民旗的动机很简单:“在过去的历史中，这面旗子代表了抗议、抵抗，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有政治含义，这或许也是当时他们反对我举原住民旗的原因。但对我来说，它只代表着我的身份。我拿这面旗子，是因为我很为自己的身份骄傲。我希望澳大利亚人能意识到它所代表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这么简单。”

　　虽然澳大利亚的著名运动员有很多，但凯茜·弗里曼似乎享有一种超乎其上的荣誉。1990年，她被选为澳大利亚最杰出青年;1996年她获得澳大利亚最杰出运动员称号;1997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亲自宣布:“本年度最杰出澳大利亚人称号的获得者是凯茜·弗里曼……”在很多原住民眼里，凯茜·弗里曼是他们的骄傲。她的努力，使得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开始重新审视他们这个群体的过去与现在，而她的成就，则代表了这个原住民群体与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抗争的一个结果。

　　2008年2月，澳大利亚新总理陆克文发表电视讲话，代表政府向澳大利亚原住民在百年中蒙受的苦难表示道歉，很多原住民相拥而泣听完了陆克文的道歉讲话。在原住民为争取自身权利与价值而斗争的漫长道路上，凯茜·弗里曼的个人努力及其所蕴涵的精神价值再一次被铭记。

　　“最近我们的总理向原住民道歉，我希望其中有我的努力。”谈及此事，在闪过一丝欣慰的笑容之后，弗里曼又变得有些凝重，“其实很多人把我看成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真正代表，这让我有些恼火，因为这不是事实。实际上，我绝不是大部分原住民真实的代表，我希望人们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像第三世界的，我们有很高的自杀率，并且在主流澳大利亚人和原住民之间，仍旧存在很多糟糕的问题。因此，不要忘记这个问题，超越地看弗里曼才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