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面导演合作的电影九成都赚钱

　　90%的合作都赚钱

　　记者：贾樟柯的名气越来越大，也不愁资金了，和上影的合作还会一直继续吗？

　　任仲伦：合作应该会继续下去，目前他甚至有意加盟上影集团。我们合作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当年我们首次合作《世界》，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并不希望你拍一部上影风格的影片，而是上影需要拍一部贾樟柯风格的影片，后来他到处赞扬我们的这种包容与支持。尊重是相互的，他对于我们提出的各种意见也是尊重的。这次贾樟柯说想拍《二十四城记》，以工厂为背景表述工人的心路历程，我听完了他最初的构思就决定再次合作，“工厂”和“工人”这两个关键词曾经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角。结果他说，任总能不能麻烦你明天飞过来，我们有个新闻发布会……我挂了电话就飞过去了，并连夜赶到成都共同讨论了影片的主题与结构。

　　记者：那你为什么会去投资华谊兄弟的《集结号》呢，是预计到它后来引发的社会影响力？

　　任仲伦：现在《集结号》的巨大成功，出乎所有出品方的预想。一天深夜王中军来上海找我商量，希望上影能一起合作。当时这部影片面临着巨大压力，第一，虽然有冯小刚领军，但没有一线明星，又是国内战争题材，所以有人判断，影片票房肯定不会高，甚至可能会亏；第二，有些人对影片的某些情节是有非议的；第三，年底贺岁档会有一部中影投资、许多明星参演的《投名状》，对同样在年底推出的《集结号》有压力。真正打动我的是剧本体现的英雄气概和悲壮情怀，我决定参与合作，大家共同来克服可能存在的种种困难。结果《集结号》赢得很漂亮。

　　记者：王中军一直强调对其投资影片版权的控制，那上影对版权的考虑呢？

　　任仲伦：在每个具体项目中，要看各个投资者参与的方式。现在影片投资规模大风险大，投资方也就多元了，版权拥有方式也是不同的。比如《大灌篮》，上影是主导方，我们享受国内所有版权，并分享海外部分版权；《色·戒》我们是国内唯一出品方，但投资总额并不多，我们享受的是国内部分版权收益；《集结号》版权归华谊，我们拿的是投资收益；《蓝莓之夜》我们也是国内唯一出品方，我们拿的是国内所有版权。

　　记者：与外面导演合作的电影都是赚钱的吗？

　　任仲伦：90%都是赚的。在对外合作上，我们基本是赢的。当然也有些影片没有达到预期收益，比如《长恨歌》，但同时投资的同名电视剧却让大家都赚了。我最遗憾的是现在大热的《功夫之王》，2005年时我获得了亚太电影博览会“年度最佳表现者奖”，美国制片人找上门来要求合作，但当时的上影却无法开出外汇信用证。按照当时谈定的国内版权出价，今天至少能赚几千万吧。

　　记者：投资拍片这块业务上，上影这几年一直走得比较顺，在投资影片上有什么价值判断吗？

　　任仲伦：投入产出，是任何企业的追求。对于文化企业来说，产出不仅仅局限于金钱，应该包括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我们的心态是开放的，与优秀人才合作出优秀影片。在合作上，我们追求创新。比如与英国合作的《伯爵夫人》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中外合拍片，过去一般是分享国内版权，这部电影第一次了参与全球票房的分成。还有《蓝莓之夜》，它被认为是国内电影企业第一次投资外国电影。

　　记者：上影今年有什么大片投入市场吗？

　　任仲伦：上影集团在2008年有一个很漂亮的布局。一开年就是1.2亿票房的《大灌篮》，7月份暑期档将推出上影参与出品的好莱坞大片《木乃伊3》，9月份是和宁夏厂合作的商业大片《画皮》，我们号称是东方魔幻主义电影。年底我们还将推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影片《高考1997》，同时我们与中影合作的大片《赤壁》也将亮相。今年上影还有两部艺术影片值得关注，一个是已经要去戛纳参赛的《二十四城记》，还有上影导演胡雪杨的《上海1976》。现在我们觉悟到，在开放的年代里，电影产品是全球流通的，我们应该有更加开放的视野，在电影表现形态上突破过去不敢或者没有想象过的东西，让百花齐放成为上海电影的一种基本格局。

　　做正规军，而不是游击队

　　记者：上影和外部力量的合作是从王家卫开始的﹖

　　任仲伦：我们和王家卫合作比较早，持续也比较长。从《2046》和《地下铁》开始，到现在的《蓝莓之夜》。上海人骨子里的开放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在前几年上影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坚持一种人穷志不短的信念，要把上影建设成为多片种发展、产业链完整、具有海外重要影响的中国一流大型影业集团。当时许多人说这是不能实现的梦想，上影流传过一句话，上影改革是找死，不改革等死，不改不革是安乐死。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

　　记者：不是都说船小好调头啊，为什么不选择做小做专呢？

　　任仲伦：上海电影的辉煌历史和现实要求，决定了上海电影不能弱化，更不能消失，否则谁也负担不起这个历史责任；上海电影应该有坚守主阵地的主力军，绝对不能只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队。这几年我们坚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王。主要把上海电影的产业基础打好。

　　记者：在制片业之外，上影还有联和院线这个重要筹码。上影当时在那么穷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去盖电影院呢？

　　任仲伦：2003年我上任时，市领导曾建议我去看看美国和韩国电影业。当时国内民营电影企业发展的呼声很高，甚至有报纸整版整版地批评我们国有电影厂，认为我们没希望了。像上影这样的老牌国有厂确实负债高，冗员多，亏损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当时有一种做法是“拆散”，给员工几万元遣散了，余下的则效仿独立制片公司各自为政。我去美国考察后却发现，第一，美国上千家独立制片公司拍了市场上75%左右的影片，但前10位有影响有实力的电影基本都是大公司制作的；第二，独立制片公司潮起潮落，生生死死，有钱了就拍片，没钱了就倒闭。但大型影业公司永远稳稳当当的，它们都建立了自己的产业链，有制片业，还有院线公司。院线公司虽然利润较低，却拥有非常充分的现金流和市场网络，所以我们在2004年以来除了投拍影片，同时也花费巨资建设电影院，从而保持了连续四五年全国票房第一的绝对市场优势。

　　记者：和电影圈其他同行相比，上影为什么一直这么低调，上影的许多想法也不被人了解？

　　任仲伦：应该讲，上影在行业内的地位高低不是靠记者写出来的，而在我们究竟做成了多少创造性的工作。有领导和我说过，个人低调是需要的，但是上海电影不能低调。王家卫曾经向我提过建议，电影这个行业是认人不认公司的，在电影行业当老板难免要常常站在风口浪尖上。我懂他的意思，电影行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行业。但我的想法依然是努力通过多出好电影，来宣示上海电影应有的辉煌与影响力。我们的低调，并不意味着上海电影的低水平。上海这几年是获奖最多分量最重影响最大的时期，我们做了许多事，但确实还有许多事没做好，比如上海的本土主创力量还不够强，所以还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