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帕慕克：我是小说的仆人

　　B=《外滩画报》

　　P= 奥尔罕·帕慕克

　　B：在《别样的色彩》序言里，你说自己对天灾人祸特别敏感。为什么？

　　P：除了小说以外，我还写了很多反映火灾、车祸、地震的文章。在波斯湾战争后，伊拉克数百万居民被迫搬到一座山上，我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在准备《别样的色彩》时，我发现自己对灾难感兴趣。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事物都能引起我的兴趣。

　　B：9年前，土耳其也发生了地震，当时你怎样安抚自己的内心？比如恐惧、无力？

　　P：当时，我住在一座叫塞戴夫的小岛上，离震中只有25英里。震后第二天，我和朋友一起去震中。我完全不能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科学家预测，还会发生更大级别的地震。这种警告让市民们处在恐惧之中。每次余震，人们都以为是大地震。

　　那时，我在桌子底下摞了几叠百科全书，当中留了个空。如果发生地震，我就躲进去。

　　我完全了解人们在灾难中的焦虑无助悲观。那么多人死去，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们死了，而我还活着，这让我很有负罪感。为了克服恐惧，我写了两篇文章，收在《别样的色彩》。

　　B：你从7岁到22岁一直想当画家。你的大学专业是建筑。但是你没有成为画家、建筑师，却成了作家。是什么改变了你？

　　P：我出生于一个土木工程师家庭，我的父母寄望我成为一名工程师。在22岁之前，我非常坚信地相信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22岁，我就读于建筑系。那年，我突然停止了绘画，开始写小说。我用一个画家的思路写作。其他作家把我叫做“一个画画的作家”。他们说，我的书看上去绘画感非常强，画面感非常强。我很同意这一点。《我的名字叫红》就是关于绘画的。

　　当我放弃绘画、建筑，开始写小说时，人们都为我为什么。当人们问我时，我完全像被汽车探照灯照住的兔子一样，傻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人一生中比较重大的决定是很难用一句话来解释的，当然我现在还是不能用一句话来解释。

　　我写了《伊斯坦布尔》，用一部书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不想当画家，想当作家。

　　B：你常在书里融入个人经历，书中人物的感受也是你本人的所思所想吧？

　　P：在精神层面上，我很接近我笔下的主人公。当我描述伊斯坦布尔时，我其实是在写自己。我在小时候，是一个忧郁自省的人。这可能和我的家族史衰落有关。我出生时，家里有幢大房子，后来家道中落。我的经历和土耳其的没落正好符合。

　　B：《伊斯坦布尔》造成了你和家庭、哥哥的不和，现在你和家人的关系改善了没有？

　　P：作为作家，我们会写自己熟悉的事。我最熟悉的就是身边人，我喜欢写他们。写作时，他们会提醒我，把他们写得好一点。可事实上，事情并不总是好的。我只能写那些真实的事情。

　　小时候，我和哥哥经常打架，也挨打。哥哥打我比较多。母亲也会打我。那不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但都是事实，很正常。可是在西方，没人写这些，他们把挨打当作耻辱、家丑，把这看作强奸一样，从来不讲。我在《伊斯坦布尔》里写了这些，没有不尊重他们的意思，目的是探讨人性。身为作家，我的工作就是把人们不愿谈的写出来。我写出来了。书卖得挺好。但很不幸，伤害了我的哥哥。现在，我们还是会见面，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很奇怪，从土耳其到美国，从西班牙到中国，所有的记者都在问这个问题。

　　B：《雪》是你的7本小说，这是一本政治小说，引起轩然大波。你是如何从历史小说《白色城堡》、自传小说《伊斯坦布尔》转而创作政治小说的？

　　P：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不关注政治。以前的土耳其作家太政治化了，他们的作品在本质上是被纳博科夫称之为社会解说的东西。我一直认为，政治只会毁了艺术。后来，当我渐渐了解土耳其的外表与真实，人们开始关心政治问题。我之所以写政治小说是因为我真切地感到土耳其政治在毁坏民主政治、人权、甚至国家。

　　B：你曾经说过，很怕被媒体利用，这是为什么？

　　P：很遗憾，在一部分土耳其媒体把我看成是一个搞政治、民族主义的人，对我进行各种攻击，这是因为嫉妒。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些人不是土耳其人民。嫉妒是男人间的可怕东西，是政治的借口。现在，我尽量平静地对待媒体采访。我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想怎么做就让他们去做。

　　B：在你的书里，伊斯坦布尔除了是一个地名外，还象征着什么？比如回归？

　　P：我并不想把这事说得太浪漫，我已经53岁了，53年里我基本没有离开过伊斯坦布尔，全世界我最了解的地方就是伊斯坦布尔。所以，把伊斯坦布尔作为我小说中比较多的场景，很正常。即使在写《伊斯坦布尔》时，我也没有怀着这种浪漫心情，想着它是我的出生地、成长地，我不想这么做。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我有时远离伊斯坦布尔，但离开的时候，我很想念它。

　　B：你穿梭于东西方。作为一个东方人，当你身在国外时，是否觉得自己是欧洲人？

　　P：民族意识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不在土耳其时，比在伊斯坦布尔时，更像一个土耳其人。但是，当我在家时，我的民族意识中的欧洲性就表现得更明显。我的反对者，尤其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以此作为借口来攻击我。这使我很沮丧，因为几乎没有人像我一样如此透彻全面地在书中诠释自己的文化。但说到我的欧化倾向，我对于欧洲文学和生活方式的热爱，我确实无可辩驳。

　　B：你的书被翻译成56种文字，东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有什么不同？

　　P：在中国，最多读者欢迎的是《我的名字叫红》。但在美国、欧洲，读者最喜欢《雪》和《伊斯坦布尔》，他们把这两本书看作了解土耳其的窗口。看到我的作品带领欧洲人接近我的国家，我对此感到很欣慰。但这让我很困惑，因为我的本意并不是要解释土耳其、它的文化和它的问题。我的作品是普遍意义上的关注，而非解释土耳其政治。

　　如果想了解历史和冒险经历，可以看《我的名字叫红》；如果想了解我的成长经历，可以看《伊斯坦布尔》；如果想寻找自我，探讨伊斯兰神秘主义结合现代生活，可以看《黑书》；如果喜欢诗一般的语言，想了解土耳其整个环境，可以看《新人生》，书中写了从伊斯坦布尔到阿拉多尔沿途的风景；如果想探讨家庭成员的内心，如何看待外部世界，可以看《寂静的房子》。

　　我有一个助手，非常喜欢看小说，他跟我开玩笑，说我再也写不出比《黑书》更好的小说来了。

　　B：诺贝尔文学奖被称为“死亡之吻”，很多人在获诺奖之后，写作陷入低谷。你怎么样？

　　P：15天前，我写完了一本600页的小说，已经给了出版社，8月底9月初在土耳其出版。拿到诺奖时，这本书写了一半。得知获奖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出版商，让他别担心，我一定会尽快写完。我不是为了得奖而写作。对我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写出一本好的小说。获奖后，我没有接受太多的采访。主要精力用于写作。

　　我的新书内容涵盖1975年至1985年，讲的是伊斯坦布尔一个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是一本爱情小说，但和唯爱情至上的书不同。

　　接下来，我还会继续写小说。现在正在准备一个150页的关于小说艺术的小册子。在美国讲课需要学术的东西，所以，我得完成它。

　　B：作为小说家，你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小说已经走到尽头”的论调。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P：这种说法是错的，我从不担心小说的命运。小说是19世纪中期经法国、英国发展出来的文学类型。至今，100多年过去了，小说不再是法国佬、英国人的财产，而是全世界的财产。每年中国要创作出1万部小说，拉美、北美也是如此。土耳其更是人人都在写小说。文学全球化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完成了。虽然不是每个小说家都会成功，作品都会大卖，但是也有成功的小说家，上百万人都在看他的作品。现在，小说的种类很多，有侦探、爱情、流行等。书比电影、绘画的产量都大。在出版行业里，除了教材、课本以外，销量最大的就是小说了。世界各地任何人都能读到小说，使用小说。

　　小说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言说、辩论的文本，具有强烈的弹性，可以吸收民族、国家问题，民族戏剧性事件，把整个国家包容在一起。比如，我写《雪》，我以为每个人看后都会愤怒，是的，每个人都愤怒了，而且在讨论它。我认为小说是人类发明的可以延续、变化、幸存的伟大艺术。任何事物都可以放进小说。小说就是百科全书。用马拉美的话说，最终，世界的一切事物，具有想象力的小说家或者想象力的文学个体，事实上都会在一本书中终结。那也是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有时候，我自嘲，我是小说这个伟大艺术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