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土本典昭的中国记忆

　　郭 净

　　2008年6月25日，我得知日本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土本典昭因肺癌于前一天凌晨逝世。脑子里即刻出现去年底与他会面的情形。

　　2007年10月间，我跟云南的两个朋友到日本参加“山形国际纪录电影节”。节后，日本朋友又在东京明治大学组织了“云之东：纪录片见证现在的中国”研讨会。会议名称“云之东”，是与我们在云南举办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相呼应，揭示了发生在两个地理空间的两个事件之间的因缘。

　　14日下午的讨论以“从云之南看中国纪录片运动”为主题。会议邀请的重要发言者，是日本著名的纪录片大师土本典昭先生。山形纪录电影节策展人藤冈朝子在2005年《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手册)》回顾单元的导言中写道：

　　“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上，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和突飞猛进的技术汇聚一堂，展现了日本战后的复兴与崛起，然而经济的快速增长绝非没有任何代价。田园和村舍的荒废、海洋和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城市机动车数量的增长，只是日本20 世纪60年代现代化进程中负面影响的几个侧影。人们奋起反抗，拒绝成为社会快速发展中的牺牲品。土本典昭和小川绅介拿起摄像机，和他们站在一起……

　　“拍摄者长期介入他们所选择的社区进行拍摄，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系列纪录片。土本典昭的‘水俣’系列产生了1 0多部片子，表现工厂排放有毒物到水俣海域而遭受汞中毒的被害者。小川绅介的‘三里冢’系列(8部片子)讲述当地农民反对建设国际机场、不肯放弃自己土地的斗争。他们的影片手法新颖、观点鲜明，与时代的独立精神紧相吻合，并对当代的日本纪录片导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纪录电影的丰碑

　　朝子所说的土本典昭(TuchimotoNoriaki,1928~2008)和小川绅介(OgawaShi nsuke,1936~1992)，是日本战后纪录电影史上的两座丰碑，也是激励中国当代独立纪录片人面对现实进行创作的先驱者。早在1990年代，天津的纪录片作者冯艳翻译的《小川绅介的世界》就从台湾传入大陆，成为年轻纪录片人的启蒙读物。我在北京三联书店花100多元买到此书，很快被昆明的朋友借去，漂流得不见踪影。小川的著作经重新编辑翻译，以《收割电影》的书名于2007年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小川的电影，近年也先后在云南、北京等地举办了回顾展。

　　相比较于小川绅介，土本典昭被介绍到中国则晚了许多。他在2005年3月应“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组委会的邀请，携妻子到昆明参加该影展的第二届活动。本届影展的“回顾单元”专门推介他的《在路上》、《水俣病患者的世界》和《水俣病日记》3部作品，给我国的观众和纪录片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路上》是土本典昭第一部受到关注的作品。这部影片于1963~1964年制作，它跟随出租车司机奔波于东京的大街小巷，在运动的过程中纪录下这个庞大混乱的工地，见证了日本大城市快速扩张的面貌。它以其独特的视角开创了“60年代纪录片新纪元的革命”。

　　1965年，土本典昭找到了他终生纪录的对象：水俣病患者，拍摄了这个系列的第一部电视纪录片《水俣病的孩子还活着》。从这一时期到1970年代，日本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其中最严重并广为人知的事件就是水俣病的爆发。当时，九州岛的一家公司因污染排放而导致附近水域周边的许多居民汞中毒，在过去40年里有1000多人死亡，更多的人肢体变形，终生残废。从1965年开始，土本典昭便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水俣病的影像调查，先后拍摄了《水俣病患者的世界》(1971)、《水俣报告系列》(1973)、《水俣病起义——寻找生命意义的人们》(1973)、《医学意义上的水俣病》(1974)、《不知火海》(1975)、《水俣日记》(1995年)等17部纪录片。为拍摄该系列的影片，他和妻子搬到当地居住，以常人的眼光观察受害者的日常生活。在“云之南”放映《水俣病患者的世界》时，观众并不多，长达160多分钟的片子，没有任何噱头，运镜缓慢，讲述细腻，对观者的耐心无疑是个考验。这样的影片不仅要看，更要读。但它们不是给国际电影节评委看的，不是给艺术评论家读的，它们的观众就是那些被侮辱与伤害的人。

　　王众一先生说：“当初小川绅介的《三里冢》系列和土本典昭的《水俣》系列，由于尖锐地触及了日本的社会现实，在普通的电影院里无法上映。于是他们自己拿着片子在全国各地巡回放映，这个办法后来被称为自主上映，今天在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流行开来。”

　　水俣系列的影像里不仅有哭诉、反抗，更有自然的美丽和人们的坚强。土本典昭在关于《水俣日记》的导演阐述中说道：

　　“那个时候，患者们一直盼望着的水俣病问题的政治解决开始出现了转机。在以市长吉井正澄为首的市政府的干预下，加害方开始正式道歉和进行赔偿。自水俣病被发现40年后，患者们终于获得了‘市民权’。每一个人都在思考要如何在水俣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比如，在填埋地举行的第一次火节上，以前一直为死去的鱼类的灵魂惋惜，不忍靠近填海地带的患者衫本荣子，登上了祭坛，向鱼儿谢罪，并献上了感恩的祈祷。这情景在那些把填埋场看成是死者和受污染的鱼儿们的‘坟场’ 的人们心里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市民们感到了‘地壳在震动’。这个大海、鱼和人类的聚会既还原了水俣的本来面目，更是灵魂复苏的声音。”

　　土本典昭借助一个持续其一生的纪录行动，完成了外在与内在世界从污染到净化的生命转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