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后来您是怎么从编舞又转到导演上去的？

　　江青：其实87年之后，我做的所有东西就都不是纯舞蹈，多少都有唱的成分，对白的成分，表演的成分。回想起来这跟我的经历有关，因为我觉得创作不需要有什么局限，在合适的题材里溶入别的东西更有意思。

　　像在歌剧《茶》里，我就融入很多中国民间的东西。倒不是因为我学的是民族舞，最主要还是经常回国之后，因为创作需要收集了很多素材，对中国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喜欢。

　　我曾经在北京舞蹈学院当过客座教授，也到国外的一些大学教课。我发现，人家是希望通过舞蹈了解中国的文化，而不光是学动作。但很多中国学生对于动作的源头、由来却越来越模糊，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除了动作以外，要知道舞蹈文化的根源，比如它跟民俗有没有关系，这里面会越挖越深。

　　当你关注这样的问题多了，当有机会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这些收集到的东西放进作品里去。

　　《环球》：听说您跟谭盾的合作是1981年开始的？

　　江青：是啊。81年我在北京舞蹈学院上课，当时学生们都认为现代的就是西方的，但我不同意。他们说，那你就给我们示范，用现代舞做一个中国题材吧。我就想到了可以做王魁负桂英这样的故事，叫《负·复·缚》。编舞需要作曲的人，但那时很奇怪，见了很多人，但对话都对不上……结果有人说，有个小男孩，人很聪明，做的东西很怪，要不要见？我说好啊。

　　那时他还是学生，8个人一间屋子，其实我也希望多找些年轻人出来，跟他一谈又觉得很好，就让他作曲了。

　　最有意思的是，他给我做的《负·复·缚》是用旧的录音带录的，我发现背面还有一个钢琴巴松，后来我就把这个作品变成了一个独舞的作品，叫《忆》。这是谭盾很小的时候的作品，他都奇怪，你怎么会喜欢这个作品，太幼稚了！但我觉得很纯，很真实。傅聪跟我很熟，他听了也很喜欢，他也拿去弹了，后来郎朗也弹过。

　　我还用了谭盾很多曲子做了自己的作品，这次，他的《茶》要拍瑞典的版本，我正好在瑞典，就做了。后来中演公司的人看到了瑞典的演出，觉得很不错，应该有中国版本，就这样我又排了中国版。

　　《环球》：回国内排歌剧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您觉得现在国内艺术界的氛围怎么样？

　　江青：在国外排剧是很有计划的，一般一出歌剧8个星期，所有的人都会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集中精力这8个星期就做这件事情。但国内现在还不是这样，很多人手头上都有别的工作安排，同时在做好几件事情，这样排戏会更难。

　　我也在国内做过舞蹈教学，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比赛太多了！舞蹈也好，别的艺术的东西也好，有必要搞那么多比赛吗？比赛比什么呢？技巧还是内涵还是演员的表现力？但大家都特别重视这个比赛，花了太多时间在上面。

　　我觉得现在内地的艺术界都有点过于急功近利，静不下心来做一个东西。其实台湾也有过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我希望内地的这个过程也能短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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