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画家、电影评论家曼尼.法伯(MannyFarber)近日去世。法伯长期为《时代周刊》、《电影评论》、《新共和》、《艺术论坛》等杂志撰写文章，苏珊.桑塔格认为他是“美国最活跃、最聪明和具有原创精神的电影评论家，其思想和眼界改变了人们看事情的方法”。而作为一位画家，古根海姆博物馆和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都曾为他举行过回顾展。

　　文/陆彦

　　1978，曼哈顿，曼尼.法伯画展开幕酒会上，艺术史学家JonathanCrary和一群朋友围在法伯旁边。一个年轻人拨开众人说：“我得介绍我自己，我是你最大的粉丝之一。”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法伯如何影响了他。法伯带着怀疑的眼神打量着这个陌生人，直到那家伙说：“你的作品改变了我的人生。”法伯回答：“我怀疑。”

　　曼尼.法伯为人既保持着毕恭毕敬的礼貌，又随时可能迸发出尖刻的一面。《电影评论》杂志的编辑Richard Corliss上世纪70年代就认识了法伯，并为其编辑过35年电影评论生涯中最后一批文章。1990年的Tellu ride电影节上，法伯被授予终身成就奖，RichardCorliss受命担任颁奖嘉宾。他们在草坪上聊天时，法伯觉得Richard说的话过于假大空，便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亲爱的，我真想一拳打碎你的下颚。”

　　以直率著称的曼尼.法伯8月18日去世，享年91岁。

　　作为画家和影评人，法伯毕生与冗长文体、华丽辞藻和傲慢自大为敌。他的抽象拼贴画证明了微小之物的价值，他的写作“改变了人们看事情的方式”(苏珊.桑塔格语)。他对影评人们最推崇的希区柯克和奥逊.威尔斯嗤之以鼻，称《公民凯恩》“令人兴奋但是一场闹剧”。最重要的是，他促使“电影狗”(moviegoer，即狂热影迷)们把注意力从情节和社会含义转移到更加重要的精神事件上。

　　法伯的影评文章首次结集出版于1971年，名为《负空间》(NegativeSpace)，1998年扩充再版。它教会了很多人怎样看电影，同时又教会了很多人怎么写文章。但是《负空间》只代表了法伯全部作品中的一小部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是，法伯最好的研究者RobertPolito正在筹备出版多卷法伯评论全集，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下电影”的命名者

　　法伯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注意到黑帮电影，但当时观众只能看到审查后的版本，与现今我们看到的复修版DVD 并不相同。

　　在1957年的著名文章《地下电影》中，法伯首次提出了“地下电影”这一概念。他认为：“那些男性动作电影— 枪战片、牛仔片和黑帮片—的真正的大师，比如拉乌尔.沃尔什、霍华德.霍克斯、威廉.韦尔曼、《关山飞度》前的约翰. 福特以及安东尼.曼，在电影教科书中理应比奥斯卡最佳导演和主流评论者褒奖的对象们占据更高的位置。”他对《疤面煞星》的导演霍华德.霍克斯尤其赞赏有加，因为“他以最少数量的镜头展现了最高的速度、最大的内在生活和观点”。法伯是B 级电影最早的拥护者，那些原先备受轻视的动作片导演，是法伯首先为他们大唱赞歌，其后又经法国《电影手册》的评论家们以及美国著名影评人AndrewSarris和PaulineKael的戮力推荐，才逐渐被世人接纳和看重。

　　法伯的评论对电影票房没有影响，人们不记得他的名字曾出现在任何一部电影海报或是DVD封套上。人们是否喜欢他，对此他毫不介意。他也从不讨好任何人。以权威人士的身份恐吓读者，或者以含糊不清的赞美之辞逢迎他们，在他看来都是文字小贩们的行为。虽然并非隐士，但他竭力避免与那些“批评家”为伍，也从不与评论对象接近。“匿名、冷静，评论以电影为中心，而非以自我为中心。”他在1977年的《电影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生活、写作和艺术活动的原则：“我不喜欢与导演们见面或出席媒体首映式，除了极少数例外。”

　　2004年，LeahOllman为《美国艺术》专访法伯，他告诉Ollman：“我对批评这一艺术非常苛刻。句子的长度，作家自我迷醉的程度，都让我永远为之苦恼。普鲁斯特和梅尔维尔那样的作家使我愉悦。他们从不浪费词语。 ”

　　法伯去世后，另一位美国著名影评人DavidThomson说，重读法伯时，他常常分辨不出法伯对一部电影的想法。缺少的不是分析，而是总体的价值判断。法伯的关键之处不在于给出斩钉截铁的意见，对他而言远为重要的是近距离审视电影本身，与作品的节奏和视觉表现合拍，然后把观察到的呈现于笔下，尤其注意表达方式，以便读者们能够抱持同样的注意力和期待，进入到文章之中。法伯在专访中愉快地告诉Ollman：“我信任我写下的绝大部分著作，但我对字句的典雅以及击中你的力量更感兴趣。”“抬高或者贬低希区柯克不是要点。”法伯在60年代晚期的文章《混乱》中写道：“关键在于如实呈现材料本身，胜于胡说八道糊弄读者。”

　　最富男子气概的影评家

　　法伯1917年2月20日出生于靠近墨西哥边界的亚利桑那州矿城道格拉斯。他是一位店主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我有两个哥哥，”法伯在接受《美国艺术》访谈时回忆道，“他们极富竞争力。”这两位兄长都成了精神病学家，其中一位还是卓有成就的作家。“我的父亲也同样极富竞争力。”老法伯从立陶宛移民到美国，曾学习成为拉比。学生时期的法伯是班中成绩最好的学生。“我从来不做人物性格描述之类的事情，一旦我在某些东西中添加一个笑话，事情就起作用了。如果在讨论严肃课题时顺便作出旁枝末节的评论，这对我来说更有趣。”他在伯克利短暂学习过，后转学到斯坦福学习绘画。20出头时，他曾去华盛顿学习木匠技艺，这一经历后来影响到了他的拼贴画创作。

　　二战初期，《新共和》的电影评论家、美国著名影评人OtisFerguson报名参加海岸警卫队。“当Fer guson离开《新共和》时，我立即写信给编辑，说我能很好地胜任这一工作。”法伯毛遂自荐，因为“写影评，我能够每周发表作品；画画，我一个月才完成一幅”。《新共和》给他的报酬是40-50美元一篇文章，其时他正处于三次婚姻中的第一次。

　　在《新共和》和《国家》杂志期间，法伯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声。他住在纽约，在抽象派画家和杂志评论家中间建立了朋友圈子。他勤勉努力，试图得到注意。

　　在他为《评论》、《天下》、《新领袖》、《电影文化》、《艺术论坛》以及后来的《骑士》写评论的几十年里，法伯从不尝试去讨好读者，他的文章一如既往的粗粝。即便是《骑士》这样的女性杂志也不例外。也许这本杂志的读者们真的认真读了他的文章也未可知。

　　1949-1950年，法伯一度受雇于《时代》周刊，年薪8500美元，当时算是相当高了。也许他认为为《时代》撰写的文章低于他自己的水准，故而《负空间》一书中没有收录任何这段时间发表于《时代》周刊上的作品。

　　法伯被认为是美国100年中最好的10位影评人之一，但他本人更喜欢被视为美国最好的100位艺术家之一。C arrieRickey称他是“男人中的男人”，对霍克斯和沃尔什电影的喜爱，反映了男人对女人的不耐烦以及谈论她们的需要。你可以说他预示了今天的电影：女人缺席，男人干男人的事。

　　Carrie是对的。法伯不仅是极好的作家、评论家，他还是其中最富有男子气概的。他把电影评论定位为卓越和极富挑战的手工活，需要全盘筹划、全部灵感和艰苦的工作。他对其他评论家和自己都很苛刻，但从不贬低给他带来如此多激情和痛苦的写作。“批评非常重要，非常困难，”他在Ollman的访谈中说，“我想不出一个人能做更好的事情，除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