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佟佳熹

　　导语：央美一直充当中国造型师的角色，中国的各种图像式表情都有着央美标签。如果艺术是人民的，那么人民“创作”的最大艺术品就是这所90岁的学校。

　　国徽、国旗、人民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天安门的装饰、钓鱼台、中南海内部装修、人民大会堂室内装饰、国家博物馆接待大厅……来中央美术学院访问的外国人，总能从这所中国高校的历史里找到他们对中国的最初印象。一直到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中央美术学院在近半个多世纪内，俨然中国国家形象最资深的造型师。

　　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给属下的城市设计学院定了一个年龄段——17岁，他们每年5月做的一个设计活动就叫“17岁”——全院的学生，设计17岁的孩子用的东西，许多学生本来就十七八岁，设计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一些年轻人看来，中南海、钓鱼台那一套早就过时了，思路是对立的。不是一种思路来否定、代替另一种思路，我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并举，传统要做到最好，中南海领导满意算你们最好；这边17岁的孩子最满意算你们最好，这才叫兼容并蓄。”在央美建校90周年之际，潘公凯如此理解“兼容并包”：“大家都在兼容并包，没有学校排斥兼容并包，不过是说谁容得最多，谁包得最好。”

　　1918年建校，1950年正式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央美除了一直充当中国造型师的角色，其“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人民的艺术”等思路，给中国的各种图像式表情都贴上了央美标签。如果艺术是人民的，那么人民“创作”的最大艺术品就是这所90岁的学校。

　　“以美育代宗教”

　　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于1950年4月1日，而在此前，其前身——建于1918年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已经陪伴学生们走过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国立美校历经数次停办、停课，抗战期间辗转江西、湖南、云南、四川等地，校名更是经过“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数次更迭。继首任校长郑锦之后，林风眠、滕固、吕凤子、徐悲鸿等曾先后担任校长之职。

　　作为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国立美校是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以及“五四”运动的思想氛围中生长起来的——此种文化背景与时代契机，解释了为何这所学校在诞生伊始，即形成与西方同类美校不同的性格：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创造时代的艺术”、“现实的艺术”、“人民的艺术”。

　　“打倒模仿的传统艺术！打倒贵族的少数独享的艺术！打倒非人间的离开民众的艺术！提倡创造的代表时代的艺术！提倡全民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1926年林风眠出任国立艺专校长时大声疾呼。一连串的“打倒”背后，是一所高校承担的时代政治重担。在国家危亡之时，国立艺专“救亡图存”的理念确实聚拢了大批有识之士，涌现了陈师曾、王梦白、李毅士、潘天寿、黄宾虹、吕凤子等一大批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而最早的一批学生如刘开渠、王雪涛、雷圭元、李苦禅、常书鸿等，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巨匠。

　　徐悲鸿也是其中的一名。1946年徐悲鸿出任国立艺专校长。他把在法国学到的西方写实主义技法加以提炼，形成了一套完整且成熟的造型体系，并应用在学校的教学之中。与此同时，徐悲鸿提倡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强调与中国现实和社会需要相结合，在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反映社会现实，实现“为人生而艺术”——他的核心办学思想，对之后半个世纪的美学体系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难以逆转的影响。

　　三个裸体少女

　　央美的另一个校址在延安，在黄河岸边的抗战前线。创建于1938年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又一个阵地。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由徐悲鸿出任第一任院长。延安精神从革命圣地传播到北京，央美师生在建国初期创作了大批作品，其中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创作，代表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雕塑的最高水平。在建国初期美院的大批作品中，如靳尚谊的《老农》、黄永玉的《阿诗玛》、朱乃正的《打夯》等，延安精神化为人民建设和平、繁荣、现代化的新中国的无穷动力。

　　征服都是从被征服开始的——在中国当代艺术征服世界之前，中国首先向西方艺术开放了窗口。1978年，央美学报《美术研究》复刊后的第一期封面发表了“引人瞩目”的人体美术作品，不久，央美另一本学报《世界美术》创刊，连续刊载了介绍西方现代美术的文章，率先闯入了建国30年来的艺术禁区。1979年，央美教师袁运生在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厅绘制了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壁画中出现的三个裸体少女形象，让中国人真正卸下了心理的冬装。

　　李少文的《九歌》和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等“文革”后央美第一届研究生的毕业作品，以及杨飞云的《那时我们正年轻》、朝戈的《年轻人》等“文革”后央美第一届本科毕业生的作品，不仅突破了“文革”的艺术禁锢，同时开启了唯美画风与“生活流”绘画的先河。随后涌现了《新时代的启示》(张群、孟禄丁)、《天书》(徐冰)、《招魂》(吕胜中)等作品，央美师生成为“’85新潮”、“后’89”、“新生代”等美术思潮与艺术运动的中坚力量。

　　奖牌“金镶玉”与日用陶瓷专业

　　“据说悉尼办奥运会时用过学生，但只是一点点。而北京奥运会视觉形象方面的设计，80%是中央美院完成的。国际奥组委没想到一个美术学院的年轻老师和学生们做的东西竟然那么好，而且承担了那么大的工作量，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除了印章、福娃、火炬，其他都是我们做的。”奥运会闭幕，央美关于奥运设计的细节得以公布。院长潘公凯承认，央美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设计是有历史传统的——至少在美术设计上见证了五十多年国家的重大形象改变。

　　为国家重大活动做艺术设计，在潘公凯看来，与“艺术为人民”并不矛盾。“有些专业完全是根据市场需求开设的，像城市设计学院的日用陶瓷专业。”淄博是最大的日用陶瓷出口基地，淄博市长于是请求央美给他们办一个专业。“全国美院都有陶瓷专业，都是陶艺，参加展览，那东西好看不好用。我就说我们这个陶瓷专业坚决不做陶艺，就是做实用的。”潘公凯感慨于中国消费者现在买不着好的餐具：“有艺术性的、好的餐具买不着，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解决这个问题。说中国没有人做吧，还有个景德镇陶瓷学院，招生人数很多，但我看那个学校已经办乱了，陶瓷成了一小块，办其他各种专业。所以我们是日用陶瓷，不仅要培养陶瓷设计师，同时还要培养老板。”

　　“从学科建设上来讲，重要美院该有的专业我们都有，我们都要走在前沿，哪个都不想落后。当然，首先得知道前沿在哪里。我们现在承担的一个项目，国务院要求设计一辆全部由中国人制造的官员用车。现在官员坐的都是奥迪嘛，德国的，中国官员不能老坐外国车，红旗又有点落后了。不管什么牌，从外形到内部都要我们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