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环境里，忽然有一部电影，里面都是无法成气候的小人物、失意者，竟然七拼八凑地成了大器。从他们执 著的信念上，台湾人看到了整个社会出现奇迹的可能”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北京报道

　　“心情不好？去看海角吧。”几个月来，台湾的观众反反复复走进电影院，带着朋友和家人，一起欣赏本土电影《海 角七号》，甚至有人创下连续观看18场的纪录。

　　影片自8月22日上映以来，创造了票房奇迹：超过侯孝贤的《悲情故事》，超过李安的《色·戒》；超过成龙的《 警察故事3》，成为台湾光复60年来最卖座的华语电影。台湾中天电视在一个节目里还引用这样一句流行语：“没看《海角 七号》，社会压力好大！”

　　侯孝贤称《海角七号》是“我近年来看过最热闹、最亲切、最有商业卖点的台湾电影。如果连这样真诚的电影都不卖 座，我们真不知道台湾电影的未来在哪里。”马英九在10月10日高调赞扬此片“代表了坚毅、勇敢的台湾精神”，将其称 为“台湾最宝贵的资产”，将影片与北京奥运会上倒地11次依然起来奋战的跆拳道选手苏丽文并列称为“台湾最宝贵的资产 ”，并借此鼓励民众“有信心重振台湾经济”。半个月后，他还专程到赞助《海角七号》的南投信义乡农会酒庄摊位前致意， 感谢他们赞助了这部台湾电影。

　　“这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它做对了一件事，就是为主流服务。它的好不在于它的伟大，恰恰在于它的平凡。”知名影 评人周黎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我是个说书者，而不是士大夫”

　　“每一个人都能在某个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看到他有勇气做自己在现实里不敢做的事。”

　　这一切让此片的编剧和导演魏德圣感到“不可思议”。

　　“台湾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当它的精力全部放在政治经济上而结果又令人失望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寻找宣泄情绪的出 口，投射在能让人有所寄托的事情上。”11月19日，魏德圣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电话专访，并如是解释《海角七号 》的火爆，“台湾前几年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比如‘林志玲热’、‘王建民热’、‘李安热’，现在轮到了‘海角’而已。 ”

　　《海角七号》的故事很简单：台湾小镇恒春为了迎接日本歌手的海滩演唱会，需要组织一个当地乐团作为暖场演出， 乐团的临时监督、日本女孩友子爱上主唱阿嘉，后者刚刚离开打碎自己音乐梦想的台北，回到家乡当一个邮递员。工作中他无 意间发现七封情书，是60年前一名日本教师在离开台湾的船上写的，收信人是一名也叫“友子”的台湾女学生，地址是已无 迹可寻的“恒春郡海角七号番地”。结局皆大欢喜，60年前的情书被送到当年的女学生手里，阿嘉与友子相爱，乐团的演出 非常成功，每个成员都看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和希望。

　　就是这样一部糅合励志、爱情、偶像、喜剧因素的电影，赢得了台湾票房的满堂彩，令台湾以外的观众感到些许不解 。

　　《海角七号》做得很用心，音乐、摄影都很讲究，最成功的当属角色设置，每一个角色都有着典型的背景和性格，有 玩音乐的老中青三代，有恒春人、客家人、原住民、日本人，恒春就像一个浓缩的台湾社会，小小的土地上蕴藏着多元文化， 复杂的历史情愫和族群关系都在这些角色的生活里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弹月琴的老邮差茂伯始终不买别人的账，坚信自己是“国宝”，应该在舞台上熠熠发光，他不肯放弃每一个机会，让 观众在开心同时意识到要珍惜每一个能让自己发光的机会。

　　而影片开头阿嘉返乡前砸烂自己的吉他，骂的一句“操你妈的台北”，更喊出了无数在城市中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的 心声，与20多年前罗大佑在《鹿港小镇》里唱的“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没有霓虹灯”，情绪是如此的一脉相承。

　　在这样的小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能在某个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看到他有勇气做自己在现实里不敢做的事。”魏 德圣说。

　　周黎明认为，以前的台湾电影多是以知识分子角度俯视芸芸众生，或只关注个人内心的小世界，典型的如蔡明亮的作 品。而现在台湾人终于看到一部讲述自己生活的片子，“导演肯放下身段去讲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魏德圣本人也曾是台北的失业青年之一。那时他每天骑着摩托车到台湾大学附近的“35元”咖啡店写剧本，并在《 中国时报》上发表“小导演失业日记”，曾经潦倒到身上连买一个茶叶蛋的钱都没有。

　　“我为什么能‘放下身段’？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这些故事都是我身边的生活。”魏德圣电话里笑着说 ，他不是科班出身，不是文艺青年，只是因为有故事想讲出来才做了导演，“放在历史里看，我是个说书者，而不是士大夫。 ”

　　“天时地利人和”

　　“这时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故事更能安慰人心。它让我们感觉，就算是回到原点，也还能燃起一线希望。就是靠老百姓 自己”

　　《海角七号》为什么能这么火？仅仅因为它是一部精致的商业片吗？

　　“你们一定很困惑，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台湾女作家陈念萱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她把原因归为“天时地利人和 ”。

　　“人和”是指魏德圣本人的执著和魅力。入行15年，他一直有自己的创作理想，却缺乏实现的机会。他曾为杨德昌 的《麻将》和陈国富的《双瞳》做副导演，写出关于原住民历史的剧本《塞得克·巴莱》，并四处筹钱拍了个五分钟的预告片 挂在网上以吸引投资。后来他以《海角七号》的剧本获得了台湾“新闻局”的青睐，获得500万台币的辅导金，别人也许会 尽可能控制成本，他却坚持要做到尽可能的精良，于是又向银行申请贷款、到处借钱，打算筹到5000万台币。

　　拍戏时，他常常早上起来对演员讲好剧情，跟摄影师布置打光，然后就出去打电话借钱。从电话本的第一个人打到最 后一个，借不到，再重新从第一个开始，又打一轮。朋友不借，他就问：“那你们的朋友能不能借？”

　　“他可以积欠员工九个月工资，没有一个人回来跟他要钱；他可以在南部拍戏七个月便当钱欠着继续吃。他可以让所 有的器材与技术人员都愿意在赊账的状况下让他完成梦想，这就已经告诉你，他有异于常人的公关能力。”陈念萱说。

　　“地利”是指台湾的特殊环境。近来政治的乱象、经济的低迷、本土文化的现状，都不尽如人意。包括台湾在国际环 境中的特殊地位，都给了民众渴望社会飞越的感情期待。台湾专栏作家苏惠昭曾在《海角七号》的影评里写道：“‘我们’听 到太多的坏消息，前‘总统’挟爱台湾以遮掩其世纪贪污之实，新‘总统’缺乏魄力，教育没有改革、失业数字攀升……‘我 们’不知道希望在哪里，未来怎么走。一直到有《海角七号》。海角台湾太需要英雄了…… ”

　　“在这样的环境里，忽然有一部电影，里面都是无法成气候的小人物、失意者，竟然七拼八凑地成了大器。从他们执 著的信念上，台湾人看到了整个社会出现奇迹的可能。”影评人宗小皮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天时”则可以理解为影片上映的时间。《海角七号》于8月末上映，正好是一个台湾没有选举、也没有好莱坞大片 上映的时刻。魏德圣解释说，他们观察这个档期已经很久了。暑假末期，学生们有时间去影院，他们的交流与口碑将带动整个 市场。而制片方适时地先后打出“请带你的朋友一起来看这部电影”、“这是适合全家大小一起观看的电影”等宣传，更全面 网罗了所有的观众群体。

　　“这时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故事更能安慰人心。它让我们感觉，就算是回到原点，也还能燃起一线希望。就是靠老百姓 自己。”陈念萱说，“活着，就是希望。”

　　台湾电影复兴的转机？

　　“我证明了台湾本土的观众群还在，而拍电影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唯一的要求是，每个镜头都不能妥协”

　　《海角七号》给沉闷多年的台湾电影带来了一线转机，更多的台湾本土观众开始力挺华语电影，紧随其后的《男孩》 、《1895》都在这一“复兴运动”中受到益处，拿到较好的票房成绩。甚至已在此前下片的《九降风》都在这种浪潮中被 安排在部分地区重新上映。

　　因而许多人认为《海角七号》将是台湾电影复兴的契机。前任香港金像奖主席文隽颇为乐观地在专栏里写道，《海角 七号》的成功让他想起当年《风柜来的人》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台湾电影重生：“20多年后，台湾电影终于迎来了 第二次重生”。

　　不过这20年里台湾电影实在太不景气，仅凭一部影片之力不知能否力挽狂澜。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由于好 莱坞电影在台湾的全面开放，台湾本土片全然无力对抗其冲击，商业片也完全停滞不前。

　　几个数据足以说明问题：1998年台湾电影年产23部，影片进口322部，进口数量居于90年代之首；200 0年，台湾电影产量19部，在华语片市场发行总值的1.8亿新台币中，有1.01亿新台币是李安的《卧虎藏龙》创下的 ，讽刺的是，它是由美商公司发行的；2004年，台湾“票房导演”朱延平的《妙探神威》创下台北市总票房仅2000多 新台币的最低纪录，按当时的电影票价计算，仅有十位左右的观众去影院观看。

　　“台湾电影整体在往精英化、边缘化的方向走，他们不是拍给本土观众看的，而是拍给海外人看的，说到底就是给那 几个影展的评委看的。”周黎明对本刊记者说。

　　他认为由台湾“新闻局”每年拨给年轻导演的电影辅导金在其中起了“弊大于利”的作用。由于辅导金的发放偏向于 艺术电影，加之金额数量不大，对外筹钱又困难，致使台湾电影走向越来越窄的小胡同，几乎形成了直接送去海外评奖的循环 机制。

　　“你看十部港片就能了解香港人的生活，大排档啊、茶餐厅啊，但是你看十部台湾片却完全看不出台湾人的生活是怎 样的。”也因此，周黎明认为《海角七号》会带来台湾电影的转机，“至少会让学电影的人心态变得更好一点，知道电影是拍 给谁看的。”

　　《九降风》的导演林书宇也是第一次拍剧情长片的年轻台湾导演，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不知道单凭 一部片子能否改变台湾电影工业的局面，但“2009年肯定是一个‘制作年’，因为会有不明就里的投资人进来，希望也做 出类似《海角七号》的电影赌一把。”

　　“会不会成为转折点我不知道，但我想我打破了一些原来大家认为不可行的规则。”魏德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以前大家都奉行以下几条规则：没有大明星就没有票房；制作成本超过5000万台币就收不回成本；对白用闽南话就会失去 海外市场……魏德圣的《海角七号》打破了以上任何一条。

　　“我证明了台湾本土的观众群还在，而拍电影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唯一的要求是，每个镜头都不能妥协。”魏德圣 说，“我不知道如果每个人都了解到这一点，而不是认为《海角七号》的成功仅仅由于幸运，台湾电影会不会有一点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