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社会转型期新的问题、困境、诱惑以及压力，使得在1980年代具有共识的知识分子，立场、观点发生分化，产生对立和争论。

　　一些人被称为“新左派”是因为，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阿明、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和乔姆斯基等，有人的文章和言论常常发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左倾做法，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号称要继承这笔“社会主义遗产”。

　　另一方面，被称为自由主义派的人偏重于援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洛克、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学说，其基本主张简单说来有：一、市场经济，自由、公正的竞争；二、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财产权；三、宪政与法治，政府权力应该受到监督与制衡。

　　双方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在“社会弊病、社会不公正产生的根本原因”上。

　　新左派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另一派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

　　与此相关的是对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该以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新左派认为这样会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他们中有人说，第三世界国家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甚至是自杀性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惟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等有了一种新的、公平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参与全球化。

　　关于中国国情，新左派有人断言，中国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另一方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性质。

　　两派的标签都来自西方，面对的却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市场经济肯定不是单单具有正面或负面一种作用，关键是有没有比市场经济更有效、更可行的方法？贪污、腐败的主要根源在哪里？

　　长期战斗在反腐第一线的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民族主义的崛起

　　从1990年代起，随着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冲突的发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有高涨，有时达到狂热程度。

　　民族主义在1990年代初乘虚而入，是因为19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有些人感到出现了信仰真空，意识形态上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有人主张，“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一位学者在题为《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文章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实绩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还不够，还不具有民族传统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此书把爱国等同于反美，其立论基础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作者说，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都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思路相同，其中说：“中国在过去许多年中，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这使得美国这样只懂得力量的国家忘记了中国的实力。”作者建议中国也要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作者担心的只是“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的阳刚之气，这种社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亟需扭转”。

　　民族主义的崛起促使一些学者以理性的态度来研究它的作用，有人指出，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第一，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民主思想；第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第三，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还有学者大力提倡一种基于理性、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学热”

　　当代“国学热”的第一波在1993年发端于北京大学，但受到以正统自居的人士从政治方面发动的大批判，被指责为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因此仓皇消褪、无疾而终。第二波复发于10年之后，2003年夏天，在湖南长沙举行了“全国儿童经典诵读经验交流会”，据说当时已有500万个家庭，60多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加入到诵读儒家经典的行列；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2004年被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接下来，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人大校长为此发表的讲话猛烈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引发争论；此后，关于祭孔，关于是否应该立孔教为国教等等，也有很大的争论。

　　弘扬儒学的思潮明显包含两种倾向，一种提倡文化儒学，是对半个世纪把儒学完全当成封建主义糟粕加以否定、批判的拨乱反正，主张有选择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其在现代生活中发挥一定的维持日常人伦的作用，这是合理和应该的。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欠债甚多，补课的工作需要大力进行。

　　另一种是鼓吹政治儒学，“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中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国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这种观点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人一票选举的现代民主政治，坚持区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以及圣人天生教诲百姓，普通人无权运用理性辨析的蒙昧主义。这种荒谬的主张只会给继承和弘扬传统思想文化帮倒忙。

　　中国的下一步发展还需要思想解放，30年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是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历程，对立和争论带给我们的是丰富与创新。(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