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夏榆

　　从“庙堂”走向民间，从“遵命”走向自主，从中心退居边缘……曾几何时，最高领袖毛泽东也是投稿者；现在，人人可“上传”网上发表作品。中国文学30年，脱“神”还“俗”。

　　前记忆

　　《新的人民的文艺》是周扬发表在《人民文学》创刊号的论文。

　　1949年10月25日创刊的《人民文学》，由茅盾任主编，艾青为副主编。当年的创刊号封面和目录页后的首张内页上，刊登着毛泽东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是毛泽东专为《人民文学》创刊所写的题词手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刊名题字则是经过毛泽东推荐，由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手书。

　　作为与新中国同时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创办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国家最高权力和领导人的支持，它是新政权、新政治、新政策为构建新的文艺和意识形态而进行的一次制度化、组织化的具体运作的产物。它是被赋予了应当代表新中国文艺的最高 (政治文化)使命，含有引导、组织、管理全国文学创作的功能。

　　《人民文学》的编辑者，名义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主编茅盾，副主编艾青。但从1952年三四月号合刊起，副主编改为丁玲。导致《人民文学》早期所发生的第一次重大改组或者说挫折，是在1952年初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期间。艾青被公开点名严厉批评，刊物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也被逐一“清算”。

　　1955年5月，《人民文学》发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把大炮带回家的士兵》。在早期，《人民文学》经常发表译作，当时的编者大概很难想象，卡尔维诺的名字在四十多年后会标志着一种抽象、纯粹的文学精神。

　　1962年的第5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毛泽东的《词六首》。这六首词是毛泽东1929-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毛泽东把稿件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上“人民文学收”。

　　然而到1966年5月，“文革”风暴掀起，在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人民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压，被迫停刊。

　　它在1976年的“复刊”则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充分博弈、角力的一种结果，成为一代政治和一代历史的文学见证。

　　复刊的动议，是在1975年间。付诸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的有关指示。7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7月25日，在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中，毛泽东更是明确表示了对缺少“百花齐放”的文艺现状的不满，提出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除了毛泽东的最高权威之外，这种变化也与邓小平的“复出”直接相关。

　　《人民文学》“复刊”的报批文件由文化部上呈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圈阅了，张春桥做了具体批示，邓小平也有批示。复刊后的《人民文学》封面使用毛泽东的手迹做刊名。

　　《人民文学》复刊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复刊后所遭遇的第一次大风波源于首期发表的蒋子龙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由于受到1976年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波及，这篇小说遭致批判，编辑部和作者本人都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压力。第四期“编者的话”中不能不作自我批评和检查，同期也刊发了蒋子龙署名的自我批评的文章。但对比此前的其他批判运动，这一次的结果实在不“残酷”，因为中国的政治格局已临近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他和蒋子龙在两年之后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一起，开始了一个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文学成了社会意识的先导，它参与确定公共议题，有力地改变了大众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想象。在那个初冬，千百万人的心被一篇小说激动着，他们从中听到了新时代降临的征兆。

　　幸存者归来

　　1950年10月25日出版的《人民文学》的创刊号发表了柯仲平和何其芳献给共和国诞生的颂歌《我们的快马》和《我们伟大的节日》，茅盾先生约请正在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刘白羽写了反映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的《火光在前》，作为当期小说的头题。

　　创刊号还发表了一组巴金、胡风、郑振铎和冯雪峰为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撰写的文章，胡风的题目是《鲁迅还在活着》——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就这样出世了。

　　1952年，白桦在第6期的《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竹哨》，同期有巴金的散文《平壤》。

　　次年白桦又在《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年轻的白桦将奇丽的边地风情带进当代中国读者的想象空间。然而不久，白桦被打为“胡风集团成员”遭到批判。

　　1953年，因为向毛泽东递交阐述自己对文艺工作意见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胡风受到批判。两年后因震动国内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被捕入狱。受胡风冤案株连，众多的作家被打成胡风集团成员，遭受监禁。

　　从那时起，中国的人文环境就被彻底破坏了。把本来应该有的、必要的、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立案、调查、取证、起诉、法庭辩论、宣判、上诉、复查、再次法庭辩论、再审判等等全部省略。成百上千的人的生死、荣辱、只凭一个人一时的“浮想联翩”就一锤定音了。各地的监狱和劳改队只凭“胡风分子”四个字就照单全收……

　　历次迫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与独创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残酷地剪断了。

　　1977年，远行者归来，白桦、闻捷、碧野，他们来自地理上的远方，他们从被迫的漫长沉默中终于归来。1977年第6期，白桦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地上的神仙》。

　　1979年11月中旬，在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的白桦接到胡风一封信。

　　信是由《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转来的，比较厚，信封却很小。然而这封信让白桦获悉了胡风的下落和出境。“他对往事的记忆依然清晰，甚至还不乏锋利和幽默感。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虽然还没有完全地获得自由，心灵已经自我解放了”。

　　1979年，胡风获释。1980年胡风被平反。1983年第2期《人民文学》发表复出的胡风的杂文《写在“坟”后面》。在此间，因1957年反右斗争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五十五万余人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成百上千被划为右派受到批判和放逐的作家陆续获得解放。

　　新时期开始

　　1978年春天，宗璞写了短篇小说《弦上的梦》。

　　这是一篇关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小说，稿子誊清后寄给《人民文学》。“编辑看了都觉得好，但是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小说不能发表，就搁在那儿了。”

　　《弦上的梦》写到1976年民众对周恩来的悼念。写小说之前，宗璞去天安门广场，在那里看见哀悼周恩来的情景，广场人山人海，很多的花圈，一层一层堆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因为家族的关系，宗璞见到过周恩来。外祖父任芝铭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抗战时期，外祖父送他的第六个女儿任平坤到延安参加革命。周恩来的义女孙维世是任芝铭的外孙女，宗璞叫孙维世表姐，早年孙维世经常到家里来住，有时候周恩来到家做客，宗璞就跟孙维世在家门口等周恩来。

　　宗璞写出短篇小说《弦上的梦》，她记录了那些哀伤悲痛的瞬间。

　　但是这篇小说直到1978年12月才发表。11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那一年《弦上的梦》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奖第一名是刘心武的《班主任》。

　　1979年的《人民文学》成为传奇的记录者，归来的艾青吟唱《光的赞歌》，童怀周的《丙辰清明采风记》记录了大时代的风暴；在同一期上，邵燕祥发表了《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而在1954年的第12期，这位诗人发表过《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

　　1980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柯云路发表了构思写作于两年前的短篇小说《三千万》。

　　其时，柯云路还叫鲍国路，他是山西榆次锦纶厂的技术工人。

　　这篇处女作，用当时评论界的话说是一炮打响，随后获得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鲍国路从此成为柯云路踏上文坛。两年之后他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新星》。

　　《新星》的发表和热销使柯云路在文坛备受瞩目，它被海内外视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标本。

　　除了被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编辑以及媒体记者追逐，柯云路还被普通百姓围堵。那时候住的条件比较艰苦，平房里没有上下水系统，吃水要自己出街去挑，每次他是刚刚提完水回家，门口就有人等着找，说是有什么问题，递状纸诉冤情。

　　《新星》之后，柯云路又写出《夜与昼》《衰与荣》，从偏远的县城写到京都，写到社会变迁过程中政治、文化的社会阵痛。那个时候他经常参加北京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沙龙。“那时候大家思想特别敏锐、开放，各种新东西不断被引进来，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成为新旧潮流冲突、嬗变的中心，讨论交流有关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各种问题，充满了理想化的色彩，那时候的文学应和了时代变革的浪潮，作家不断地突破禁区、一个短篇小说就引起社会的轰动。那时候文学在政治禁锢中获得解放，真正成了社会的晴雨表，成了民众的代言。那时候的文学成了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