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听说你现在还在改自己的小说，是真的吗？

　　金庸：现在不改了，已经改了三次了，第三次已经改完了。《碧血剑》、《天龙八部》、《雪山飞狐》改得多。我第三次修改，陈墨提了很多意见，很多意见我都接受，主要意见是《侠客行》、《飞狐外传》、《雪山飞狐》。

　　时代周报：还会再改小说吗？

　　金庸：第四次将来再过十年再改吧。

　　时代周报：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

　　金庸：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觉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

　　时代周报：你是自己喜欢改还是听了别人的意见才去改？

　　金庸：自己喜欢改自己写的文章。鲁迅也讲，一篇文章写好了放在那里，不要发表，过十几二十天拿出来看看，觉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觉得好一点，还是放在那里，再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会好一点。

　　时代周报：你的小说在48岁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

　　金庸：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以后要交给印刷厂去付印了，印刷工人觉得这个字钩来钩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当然好得多，但是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可以改的。

　　时代周报：问题是人家觉得你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还要那么改？

　　金庸：不敢当，不敢当！我这个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钱的。普通作家写了以后，叫他修改一个字，他也不肯修改的，改一个字花钱太多了。这个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给了印刷厂，印刷厂就不肯给你改的，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的。

　　时代周报：你有那么时间和精力来改自己的小说吗？

　　金庸：当时看看改过已经不错了，但是再过十天八天看看，觉得如果这样写会好一点。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比较用心的。

　　时代周报：你的小说在中国大概是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最多的吧？

　　金庸：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满意，他们说：如果你有金庸这个本事，自己写一个好了。他们不会照我原来的小说这样拍的。

　　时代周报：张纪中拍的电视剧改编怎么样？

　　金庸：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当面骂得他哭了。(笑)我太太就讲，你为什么骂人家，朋友嘛，他很努力拍，拍得不好有什么办法。我说：他不改好了。

　　时代周报：我觉得《天龙八部》拍得比较好。

　　金庸：《天龙八部》没有什么改动的。以前我说：你不要改了，要改不如让编剧自己去写好了。编剧写不出来就没有本事吃饭了。

　　时代周报：其实你在创办《明报》之前就曾经做过电影编剧，你的很多小说一章一节就是电影、电视的写法。

　　金庸：是的。我写剧本，当时是左派电影公司，他们要讲阶级斗争，讲贫富悬殊，要打倒有钱人，但是电影老是讲阶级斗争，人家是不喜欢看的。

　　时代周报：你原来看过许多西方电影，然后把电影手法融入到小说里？

　　金庸：对，西方电影、电视我都看。当时在香港写影评，就每天看一部电影，香港放电影很多的，每天看一部都看不完的。现在没有这么多电影看了。

　　和诸先生的交往

　　时代周报：我到北京访问过李君维先生，当年他跟你一起考进《大公报》。

　　金庸：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跟我一起考进《大公报》的。我到香港来跟他有关，本来要派他到香港来，他刚刚结婚，不来，那么，报馆就派我来了。他现在怎么样？

　　时代周报：李君维年轻时写小说很像张爱玲，非常可惜，后来几十年都不能写小说了，就在北京的电影公司任职。

　　金庸：这个人蛮好的，当时在上海，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如果他不是结婚，派他到香港来，我就不来了，那我就糟糕了，我在上海要经过“反右”，一定反进去，“文革”一定糟糕，“反右”和“文革”两次一定非常糟糕的。说不定“文革”的时候就死了，武侠小说也不会写了。李君维后来不写文章也好，逃过“反右”，逃过“文革”了。

　　我和李君维相识也非常偶然。我在中央政治学校念书，后来给学校开除了，那时候孙国栋比我高两班，也是历史学家，周策纵也是校友，我们学校最出名的就这两位。孙国栋就讲柏杨翻译《资治通鉴》有很多毛病。柏杨第一次来香港，我跟他辩论了一次。他认为秦始皇很好，我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我们辩论得好剧烈，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那时候张彻、董千里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围攻他一个人。后来我们不谈了，去吃饭。讨论学术问题也不损害友谊，后来我们也是蛮要好的。柏杨生病的时候，我去看过他。

　　柏杨认为秦始皇好，我说：你是受到毛泽东洗脑。柏杨其实有很多意见很好，像“酱缸”，“丑陋的中国人”。秦始皇这一点，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讲秦始皇好的，我认为不好。

　　时代周报：后来张艺谋拍《英雄》不就又说秦始皇好吗？

　　金庸：人家来访问我，我说：“张艺谋拍《英雄》一塌糊涂。”

　　时代周报：你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心理，觉得自己没有很完整地读过大学，所以退休之后想到大学里去读点书？

　　金庸：我喜欢读书，我觉得跟大学生做做朋友很有味道的。年轻人什么话也不客气的，大家放肆地随便讲，在浙大、在北大，这些同学谈天蛮好的。

　　时代周报：当年你被中央政治学校开除是怎么回事？

　　金庸：我到台北，我的表哥蒋复璁在故宫博物院做院长。他是我们海宁人，我们海宁地方小，世家大族通婚姻就这几个人，所以徐志摩、蒋百里、蒋复璁都是我的亲戚。蒋复璁带我去见李济、屈万里，我说，以前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书，蒋介石是我们的校长，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我就说：“对校长当然要尊敬了，可是这样子就像对希特勒一样。”那些学生就打我：“你为什么把我们校长比希特勒，怎么可以比呢？”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我说：“我对校长很尊敬的。”这一次到台湾去，现在政大的校长说：“查先生，以前我们把你开除了，很对不起，现在言归于好，好不好？”我说：“我当时应该开除的，我把校长比作希特勒。”他说：“我们言归于好，送你一个文学博士，你接不接受？”我说：“当然接受，不是言归于好，是我向你们道歉。”我和张忠谋、林怀民三个人一起拿了文学博士。

　　我在政治学校是念外交系，现在外交系这些年轻学生都是我的师弟师妹了，他们让我去演讲：我们现在台湾念外交有什么出路？我说：你们学外语，现在台湾外交当然没有什么希望，你们学一些偏门的外文像阿拉伯文或非洲的文字，将来你是全中国唯一懂阿拉伯文、非洲文的人，人家如果跟他们做生意，非得请教你不可。这些师弟师妹们很兴奋，见了我就问学什么文字好？我说东南亚这些小国家文字、伊朗文、土耳其文都有用，他们以后就去研究这些文字了。

　　时代周报：你到台湾去得多吗？

　　金庸：那时候蒋纬国生病很厉害，我去看他。我就跟蒋纬国讲：陈水扁在搞“台独”，你一定要反对“台独”。他说：查先生，我现在每天都在反“台独”，他讲“台独”，我就骂他。我最反对“台独”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搞“台独”呢？后来蒋纬国的家私都给陈水扁拿出来抖在街上。他说：我也不行了。

　　时代周报：你和李敖的交往怎么样？

　　金庸：我跟李敖本来要好的，他请我到他家里去。后来因为他跟胡茵梦离婚了，《明报》照实报道，他怪我为什么不帮他，我说：我们办报纸的人完全公平讲话，绝不因为私交好就帮你。我到台北去，他有一个房子想卖给我，我说：我在台湾不置产业。他说这个房子半卖半送给我，我说：你再便宜我也不要。

　　时代周报：这一代人中，余光中最近刚过80大寿，他的诗名气很大。

　　金庸：余光中是因为温家宝喜欢引他的诗，引了他几次所以名气很大。他最近不大写什么东西了吧。他如果再早一点，跟徐志摩他们写文章，就蛮好的。生得迟了！徐志摩是我表兄。他爸爸是大哥哥，我妈妈是小妹妹。

　　“我不赞成有金学”

　　时代周报：我曾问陶杰：香港谁的文章写得最好？他说：金庸。我又问：金庸之后谁的文章写得好？他说：董桥。

　　金庸：董桥在《苹果日报》，我跟《苹果日报》这些人都不往来。他年纪大了，兴趣在古董字画上面了。

　　时代周报：当年他和胡菊人主编《明报月刊》各有各的精彩。1966年《明报月刊》的发刊词写得真好，是你写的？

　　金庸：是啊。后来也登了余英时和姜敬宽的信。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访问过钱穆先生一次，钱先生的眼睛瞎了，报纸、书都是他太太念给他听。

　　时代周报：钱先生晚年的《晚学盲言》就是由他口述，钱太太记录的。他讲话无锡口音重吗？

　　金庸：无锡口音，跟我是一样的。无锡出了很多名人。章太炎先生在无锡也教过书，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钱钟书先生送了一套书给我，写一句“良镛先生指教”。我说《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他送给我书，我就写了一封信多谢他。钱先生写信很客气，但是口头讲话就不留情面的，很锋利。

　　时代周报：钱钟书对陈寅恪是很有看法的。

　　金庸：钱钟书写东西一点一点，写《管锥编》不成为一个系统。陈寅恪喜欢成一个系统，自己有前后，成为一个系统不容易，中国历史研究成为一个系统，这中间一定有毛病。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观点也跟一般的“红学家”不同。他也不是专门研究《红楼梦》，只是玩玩，当时正好中文大学有个演讲谈《红楼梦》，后来成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金庸：余先生关于《红楼梦》的想法我很欣赏，一般人不是研究《红楼梦》，是研究曹雪芹，我就认为这个作品可能不是曹雪芹作的，作者如果不是曹雪芹，研究曹雪芹根本是错的。余先生的方向我觉得是对的。潘重规先生在中文大学的时候，我跟他也熟的，潘先生就是“索隐派”，他认为《红楼梦》是反对满清。

　　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完全没有证据证明是曹雪芹写的，现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生平，一写几十万字，我觉得这个路线可能是错的。如果最后证明这个小说完全不是曹雪芹写的，那你的研究完全是空的。需要肯定作者是谁，如果连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没有用的。

　　时代周报：现在除了“红学”，人家还提出“金学”。倪匡说，“金学”是他开创的。

　　金庸：我不赞成有“金学”！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家里有一套你送给他的金庸作品集，他说睡觉前看一看。

　　金庸：余英时先生跟我下过一盘棋，我认为他的棋比我好，因为他一开头不小心让我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转，结果这盘棋他输了。我现在还是认为他的棋比我好。

　　时代周报：余先生以前跟沈君山先生还参加过新英格兰的围棋赛。

　　金庸：我们几个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我三子，让余先生两子，我跟余先生还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们两个差一点，他的棋瘾很大，我请他星期天来下棋，他一定来的。

　　时代周报：以前余英时先生和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学谈武侠小说，严耕望先生从来不看武侠小说，听他们谈，最后受感染了，临行时向余先生借了一部武侠小说作为途中的读物。

　　金庸：严先生算不算余先生的老师？

　　时代周报：不算，是师兄，他们都是钱穆先生的学生。很有意思，黄仁宇先生比余英时先生大12岁，却是他的学生。

　　金庸：余先生的学问做黄仁宇的老师绰绰有余，我认为黄仁宇非常不对，余先生教得不好。余先生学问很好，不应该教出这样的学生来，这个学生很差。余先生我很佩服，可是余先生这个学生我一点都不佩服。

　　时代周报：许倬云先生也喜欢看你的武侠小说。

　　金庸：他们拿武侠小说来换脑筋。很多科学家喜欢武侠小说，比如陈省身先生、华罗庚先生、周光召先生。北京天文台发现一个行星，来征求我的意见，叫“金庸星”，我说：那欢迎得很。这些天文学家说：我们空下来就谈金庸小说。

　　有人说你是中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小说家。

　　我的小说容易看，像沈从文的小说我比较喜欢，但是比较高深，比较难懂，鲁迅的小说也很好看，但是我的小说比较热闹。

　　如果没有香港这个地方，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小说？

　　在内地不可能，在台湾可以，古龙也蛮不错的。

　　你相信一百年以后还有人读你的小说吗？

　　我希望有。

　　你有没有想过“不朽”的问题？

　　创作没有人生这样好，人生可以不朽，创作故事很难不朽。

　　有人把金庸、倪匡、蔡澜、黄称为香江四大才子。

　　这个讲法靠不住，不对的。倪匡本来在美国的，他最滑稽了，讲笑话。从前写书的时候常常和蔡澜在一起，我跟蔡澜讲：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他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我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较投机，陶杰的妈妈是我们杭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