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是怎么来的？

　　《新周刊》：上世纪80年代初，参加文化沙龙是怀抱什么样的想法？

　　范竞马：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是旁观者，我是不善于言辞的。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文化沙漠，但是沙的底下有很多的虫挖的洞，很活跃。我们感觉自己就是那些沙子底下蠕动的东西，很活跃。就是那种从早上到下午的争论，激动、亢奋，尼采的一段话、马尔萨斯的一段什么，拿出来，大家你驳斥我，我驳斥你，很精彩。我崇拜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甘阳啊，周国平啊。欧阳江河，我读他的诗都激动，我都朗诵他的诗，完全是自发的，他的诗打动我，有力度，有穿透力。我是他们所有人的粉丝。

　　《新周刊》：要走进这些人的历史里面？

　　范竞马：对！那肯定是，只要哪里有聚会我就去。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那时候的郊游，去水库玩。我从来都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们叫我去，我愿意去就去。

　　《新周刊》：他们这群人是因为走进这个圈子才敞开心扉吗？离开沙龙回到自己的世界里，会再封闭起来吗？

　　范竞马：你要这样想——我们之前那十年，在乡下、工厂，没有上学，没有大学在上课，这些人都在自己如饥似渴地读书，十年完全是一种自由的状态——虽然是什么都不让读，但其实在私下，大家都在用功。那时候我为了听那种西洋唱法的声音，自己花很多功夫找物理老师装的一个单管的收音机，矿石收音机，只有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收得着信号，听边境地区的广播，一听到就觉得是天国里的声音。那时候传过来一本书，书都是被很多人翻得烂掉。十年后，这些人一下能够回到城里，能聚在一起，你能想象吗？所以八十年代是怎么来的，怎么会有八十年代？这些人是在之前十年内——这十年看起来是不存在，突然打开，一下子……

　　《新周刊》：“八十年代”对你个人而言充当一个什么阶段？文化沙龙又带给你什么？

　　范竞马：纯属一个过渡期，一个醒悟的时期，一个从青少年的烦躁到了一个成熟的过程。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给我的诗歌、文章，他们的言谈，给我成熟。我观察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可笑之处，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帮助。他们给我打开了一个大门，在我封闭的个人世界里——我从大凉山来的井底之蛙，跳进他们那个井里以后，发现他们的井那么宽敞，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他们是有局限的，他们当初谁也没出过国，但是当时他们的思想比我要宽阔、丰富得多，因为他们的书读得比我多。

　　《新周刊》：赵越胜二十年来有什么变化？

　　范竞马：他是所有的人里、我的所有朋友里我最崇拜的人之一，最可爱的人。他爱憎分明，他从来不含糊。一次一个他认识十多年的老朋友去巴黎看他，他高兴极了，准备了酒和东西，把朋友接回家里，三句话不投机，就把人家给赶走了，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个人不能住在我的屋檐下，搬到哪去我不管。”他的老婆半夜三更跑到外面去给那个朋友找酒店，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人和他在一个屋檐下。他一贯如此，为什么我这么多年和他还走得那么近呢，我觉得他非常纯粹，连撒谎都是透明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而不是像条变色龙似的跟着社会潮流去变，永远不变。

　　《新周刊》：他没有痛苦和遗憾？

　　范竞马：我想越胜的内心一定经历和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但他似乎并不感到遗憾，因为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他为什么过这样的生活？他完全可以有更好的用场，他完全可以写漂亮的文章，他完全可以去发表演说，他为什么要去过现在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是必然的，他的个性，没必要去说为什么了。这样的人是很可贵的，永远保持着自己。

　　对话柯云路

　　八十年代的文化沙龙是诸子百家

　　《新周刊》：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沙龙是少数文化人的聚会吗？

　　柯云路：八十年代的时候沙龙比较多，不仅是赵越胜这一个沙龙，我们说“沙龙”，因为是广义上的，其实就是各种活动的思想文化圈。八十年代初，北京的思想文化特别活跃，很多很多人都在那里探讨中国发展的问题。这些人相对来讲比较单纯。有一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状态。我在长篇小说《夜与昼》、《衰与荣》中用了很多篇幅描写这些沙龙的活动。

　　《新周刊》：沙龙围绕哪些话题展开？

　　柯云路：沙龙既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讨论的目的就是想要改变命运，改变中国。确实想改变中国。赵越胜沙龙只是众多沙龙中的一个，当时影响较大的还有金观涛等人的沙龙。而金观涛作为知识精英对当年中国的思想启蒙贡献很大。一些体制内的如杜润生、马洪等身处改革第一线的高级干部，身边也活跃着很多有思想的年轻人。

　　《新周刊》：杜润生、马洪这些人算是当时中国官员中的主流吗？或者说那时候这样的领导多吗？

　　柯云路：他们人并不一定占多数，但是代表潮流，是一种改革的风气和潮流。他们是一批先进代表人物。

　　《新周刊》：你怎样进入赵越胜沙龙的？

　　柯云路：赵越胜也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八十年代的这些圈子都是互相引荐。见了杜润生，见了马洪，又见了他身边的许多锐意改革的年轻人，他们就会提到金观涛，也会提到赵越胜，“你要去，我告诉你怎么联系”。赵越胜的沙龙是一个比较纯的沙龙，基本上就是聊哲学。

　　《新周刊》：现在沙龙的成员还有活动吗？

　　柯云路：现在大家早就各干各的了。几十年了，每个人生活的变化很大，命运也都不同。以前去沙龙，可以早预定，没预定的进了门也可以参与，没有现在这么多事儿。那时大家想怎么说怎么说，谁也不藏着掖着，不会提防谁。就想共同做事，研究一些问题。作为一个作家，当时我就是想要了解社会，参加沙龙的目的是多重的。

　　贴士：

　　赵越胜沙龙

　　“赵越胜，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青年研究群体’的主力之一，专业研究的是西方当代哲学，主攻马尔库塞。气质、长相十足像个河北农民，却是地道的‘高干子弟’——父母是副部级高干，住独家四合院。”(苏炜《爱乐琐忆》)

　　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文化圈内活跃着很多文化沙龙，赵越胜沙龙在当时的参与者回忆中，为当时京城“三大文化沙龙”之一，沙龙每个月都有活动，以聊天、讨论为主要形式，参与者多是围绕音乐、哲学、文学等方面议题展开讨论。

　　地处地安门街道的一处四合院，东三环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都是赵越胜沙龙活动的地点。其后，主要成员苏炜在双榆树的“鸳鸯楼”公寓也成为赵越胜沙龙活动的地点。“两家都有的一流好音乐，便常常成为这种聚会上‘热场子’的最好媒介；而朋友们中间两位最受欢迎的音乐专业人士——同是中央音院受业背景的作曲家丽达和男高音范竞马(后来还加上中央乐团的梁和平)，一个伴奏一个放歌，则就更成为聚会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了。”沙龙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持续到80年代末，其间甘阳、徐友渔、陈嘉映、范竞马、苏炜、周国平、柯云路、欧阳江河等人都曾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