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小提琴说的是意大利话、法国话、俄国话，就是不说中国话。这些民乐改编成小提琴曲之后，观众很喜欢，我想我们做对了。

　　口述·俞丽拿 整理·何映宇(记者)

　　雷鸣般的掌声。

　　3月7日，《梁祝》首演五十周年纪念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俞丽拿重新演奏起这支脍炙人口的乐曲，只是这一回，俞丽拿所用的不是那把跟随了她五十年的国产小提琴，而是一把1647年出产的意大利斯特拉瓦迪瓦名琴。俞丽拿兴奋地说，这是她一位学生的父亲、台湾天禧美术馆馆长吴明宪先生专门为了她这次演出而借给她的，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五十年过去了，舞台上的俞丽拿光彩依然，技艺更是炉火纯青。在这五十年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遭到误解和批判时的心酸，他们这一代中国音乐人，用他们的热烈和忠贞谱写着中国音乐史上的春天。

　　梁山伯和祝英台化成了翩翩起舞的蝴蝶，俞丽拿的音乐则将这个传颂已久的传奇化成了小提琴上灵动的音符，那她记忆中的这个蝴蝶故事又将是怎样的一段往事？

　　声乐系的学生比我们受欢迎

　　今年是梁祝首演五十周年，我很庆幸，过了五十年我还活着。第一活着，第二我还在台上。一般来说到了这个年龄，很少有人还活跃在舞台上。今年我虚岁70了，在教育单位，几乎没有什么人还在舞台上表演，我很庆幸我还能为观众朋友们服务。

　　1957年，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习。我念书比较早，5岁就进小学一年级，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还不到17岁。那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年代，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虽然比较左，但是老百姓都是非常热情地参与到了历次运动中去，我们5年的音乐教育，有一半的时间差不多在参加政治活动，学习的时间现在看来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大学一年级学乐器的时候，我们就确立了这样一个观念：我们是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但是当我们带着满腔热情，下到农村，做一些普及型的表演时，我们沮丧地发现，声乐系的学生比我们受欢迎。他们唱的是中国歌曲，唱完一首之后，观众总是一个劲儿地鼓掌，热情地叫着“再来一个”，绝对地欢迎。可是相比他们的情形，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因为都是西洋乐曲，所以应者寥寥，掌声也是稀稀拉拉，说实在的，我们心里实在是很不平衡，很不好受。声乐系学生的乐器是声带，他们要保护好这个声带，就需要多注意休息，所以我们早晨6点起床练习的时候，声乐系的同学常常还在梦乡之中。我们觉得我们花的力气一点不比他们少，可是却不受欢迎，当时很苦恼很苦恼。

　　1958年，我们这些小提琴学生在学校党委的组织下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年轻人口气比较大，要自立一个学派。当然这个小组名字其实也是有来源的，当时都要向苏联学习，向老大哥学习，苏联有一个民族学派的音乐家群体，所以我们这个小组其实也是苏联影响下的产物。我还被选入外国专家班学习，这个外国专家就是苏联的音乐专家，学习方法也是苏联的方法，但那时间很短，很快就开始中苏论战，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这个小组的成员大都是音乐附中升到音乐学院里的同学，但其中有一位是进修生，叫何占豪，他对民族音乐比较熟悉。这个小组成立之初，学校也考虑过，不把我的名字列进去。因为既然是“实验小组”，实验的话，就有可能失败。我的想法是，我学这个乐器就是要让中国人听懂，我都不考虑什么比赛不比赛，国际不国际的问题，如果中国人都听不懂的话，你学它干什么呢？我觉得当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中国人接受这个乐器、喜欢这个乐器，所以我打了个报告，坚决要求进入这个小组，我愿意做这个实验的铺路石，即使这个实验失败了，我也在所不惜。看到我这么坚决，学校就同意我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我们参加这个小组的所有的人，都没有想过，我们会在这个小组中得到什么，从来没有想过，只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一开始，我们想，是否可以把中国民乐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试试看。我们于是把很有群众基础的民乐《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乐曲改编成了小提琴协奏，4个小姑娘拉小提琴加一个手风琴伴奏。还有《二泉映月》，现在将二胡曲《二泉映月》改编成小提琴演奏曲没有人会觉得有意义，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需要一种民族化的尝试。正是我们这个实验小组第一次将《二泉映月》改编成小提琴曲，后来北京的吴祖强教授听了我们的版本之后将《二泉映月》改编成弦乐队，这才流传到海外，现在外国乐团到中国来演出，有时候也会加演一个《二泉映月》，就是这样的由来。

　　你们年轻人，一定要敢做敢为

　　这些民乐改编成小提琴曲之后，我们想检验一下，这些乐曲会不会受到听众的欢迎。我们选择的“首演”地点是外滩。外滩风大，我们就用晾衣服的夹子来夹乐谱。还没开始演出，我们已经被观众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当音乐响起时，我们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反应，问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都说好喜欢，和之前演出的情形大相径庭。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励。以前小提琴说的是意大利话、法国话、俄国话，就是不说中国话。我想我们做对了。

　　说到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提我和周总理的一段对话。当时，周总理经常因为接待外宾等原因来到上海，我有机会与周总理有过一些接触。曾经有一次，在一个休息的舞会上，总理请我跳舞，我说我不会跳啊，总理说不要紧，我带着你，你跟着我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跳了一支舞，我一边跟着他，一边踩他脚。在跳舞时，我对总理说：“我们很困惑，我们的小提琴中国人不喜欢。”总理没有具体说你们该怎么做，他只是说：“你们年轻人，一定要敢做敢为。你们想怎么做一定能做成。”

　　过了一年，我在另一个场合和周总理碰面。我那时想，一个青年学生一年前向总理提的问题，总理怎么还会记得？结果总理却问我：“俞丽拿，你不是问过我一个问题吗？现在你们做得很好啊。你们这么做就对了。”我当时特别感动，那么多的国家大事都要他来管，一个青年学生的问题他竟然还记得，并对我们的演出给予了肯定。

　　这是我们最初的一些尝试。很快到了1958年10月，学生全部不在学校里上课，分到了很多省份。我们管弦系的学生到了浙江，一边深入生活，一边演出，一边创作。那时，我们在考虑，明年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十周年要献礼，拿什么献礼？每年5月，上海音乐舞蹈汇演(也就是后来的上海之春音乐会)的时候就要拿一批新作品出来，从这些新作品中挑选优秀的节目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当时我们实验小组就在温州到宁波的海船上讨论，我们到底要作什么样的曲子？以前改编民乐的曲子三分钟、五分钟就没了，效果不够大。我们先讨论这个曲子的形式。首先，这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一个人演奏，后面有乐队伴奏；时间呢，有的说是三乐章，有的是四乐章五乐章都有，20多分钟到50多分钟不等，大致定的是这样的情况。

　　形式基本确定下来后，就关系到题材的问题，题材写什么？当时正好是大跃进的时候，口号是“大炼钢铁”、“全民皆兵”，但都不适合小提琴。小提琴比较人性化，假如当时定了这些题目的话，《梁祝》也就没了。最后报给学校党委书记的时候，我们备了一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由党委书记孟波拍板定了《梁祝》。要知道，这在当时是要担政治风险的，我们过来人都知道，当时的那种政治压力，没有一些魄力是不敢这样签字的。

　　孟波是党委书记、副院长，他是延安鲁艺的老革命，他自己也作曲，所以他是懂音乐的。所以他一看这些曲目，这些年轻人有着很强的革命热情，但是却不切合实际，只有《梁祝》合适。

　　何占豪、陈钢缺一不可

　　孟波签了之后，才有《梁祝》接下来的创作。《梁祝》能够成功我觉得首先是这个题材在中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它在华人圈中没有人不知道，而且当时已经有越剧《梁祝》改编成了电影，轰动全国。所以不仅它这个故事有基础，而且在艺术上也可以有一些借鉴。另外，我们小组成员何占豪原来在浙江省和杭州市越剧团拉小提琴，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就不知道拉了多少遍，他哼出来的曲子，带有浓郁的越剧味，这都为后来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样我们就开始了《梁祝》的创作，但是这个创作带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全小组没有一个人学作曲，后来我们学校副院长知道了这个情况，马上派了他的高徒陈钢来支援我们。何占豪、陈钢缺一不可。何占豪不会作曲，直到后来他才学的作曲，而陈钢对于越剧又不熟悉，所以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无私合作，才能成就《梁祝》这部杰作。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作曲系的教授也来做顾问，还有我们学生，将作出来的曲子作一段抄一段，我也是其中的一位抄写员。最后曲子作完，决定小提琴演奏者的时候，也不是大家争得头破血流，而是由学校教研室的老师决定。

　　当然大家也都没有想过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会一炮打响。何占豪和陈钢曾经在学校的音乐会上演出过一次《梁祝》。那是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在我们学校的大礼堂，何占豪演奏小提琴，陈钢弹钢琴，但是可能是因为两个人的演奏都是半吊子，我们开玩笑说，一个是胡拉，一个是乱弹，这当然是玩笑话，但是他们满腔的感情没办法表达出来这是真的，所以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5月27日，在兰心大戏院，我正式演奏了《梁祝》。拉完最后一个音之后，全场没有一点动静，我当时心情有点打鼓，忐忑不安，但是没过多久，下面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我的心就算定了。但紧接着问题就来了，指挥、作曲和我都不断地谢幕，可是掌声不停怎么办？我们这次是新作品的音乐会，所以没有准备返场作品，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的欢迎。最后没办法，只好再拉一遍。

　　那时没有电视机，所以首演没有录影，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了排练演出，并由中唱上海公司录制唱片，当时的责任编辑是李景洪先生。他稍微有点小失误，结果害了我一辈子。他一看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叫“俞丽拿”，就误认为这个“拿”字肯定是“娜”字之误，于是大笔一挥，改成了“俞丽娜”，结果我第一张唱片就是以“俞丽娜”的名字与听众见面的。这是个小插曲。

　　这部作品也顺利地入选了国庆十周年献礼文艺作品。1959年，拍摄了一部艺术纪录片。在这个纪录片中，舞蹈家舒巧带着观众去看不同的节目，其中就有《梁祝》，留下了当时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

　　虽然《梁祝》首演的时候受到了欢迎，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梁祝》被批判为大毒草，在当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要被归入“封资修”的大背景下，《梁祝》也难逃厄运。“文革”之前，我就被下放到农村，在“文革”期间，《梁祝》禁演，我也有十多年没有演出《梁祝》的机会，只是样板戏京剧《海港》演出的时候，我在伴奏的乐团里拉小提琴——当时的越剧团和京剧团里都有拉小提琴的。“文革”结束后，《梁祝》也没有马上演出，直到上海之春音乐会上重新演出，我们才再度迎来了小提琴的春天。

　　这部作品对交响乐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西方听众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个窗口，这个作品现在也已经走向了全世界。《梁祝》翻成英文是“butterfly's love”(蝴蝶的爱情)，再解释一下就可以说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西方听众马上就能理解了。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许多人喜欢上了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