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边 芹(发自巴黎)

　　小资的拉法耶特

　　从北站行出，敦刻尔克街车站大门正对着的叫德南大街。说是大街，其实很短，几步路就伸到一个街心广场，从那里眺望西南而下、横穿十区和九区的拉法耶特街，一路可直通塞纳河右岸的一个繁华地——歌剧院。1896年7月13日晚7点过后，清廷特使李鸿章乘一辆双篷四轮马车直奔他下榻的旅馆“大饭店”，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我在走访北站两天后，也是在晚上，决定沿着李鸿章乘马车大约花了二十分钟走完的路，步行去歌剧院。这条街的街名取自大革命中名噪一时的将军拉法耶特。法国人送给名人最好的礼物，就是把一条街或一个广场冠上他们的名字，永生的办法，此为一绝。国土的角角落落就这么网一般被锁在对强人、名人、伟人的记忆里，时刻提醒小民自己过客无凭的身份，那些墙上的名字才是真正主人。从这个细节依稀还能探到旧日领主式思维在近现代虚无缥缈的进步大旗下面，顽强地在人的血脉中传递。

　　两天之隔，短命的“印第安夏天”已被秋天的本来面目翻过。9点以后的拉法耶特街，清冷得犹如炉膛抽去了干柴。这里属于塞纳河右岸银行、办公区，是“资本大食堂”的操作间，夜一来这架庞大的人工心脏起搏器便停止了跳动。沿街小买卖是严加控制的，不让小民的生存本能毫无遮掩地涂抹在城市的容颜之上，是小资天堂奠基的第一块砖。我总是在这道分界线上，看到“东方”对“生”永远的让步，以及高抬贵手之下，春虫般涌动、淋淋漓漓、无遮无掩的生存本能。

　　转上拉法耶特街，在走到李斯特广场前，部分咖啡馆已打烊，而这时河左岸小资们冬虫般刚刚苏醒，这个城市为他们将俗民们的欲望挤压收缩，提供了似乎永不中断的统领天下的幻觉。

　　1896年7月中旬的那些天，巴黎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酷暑。李鸿章长袍马褂，在7点钟远未落山的太阳下，不知怎么熬的。但他乘的四轮马车的篷因此而放了下来，就像坐在敞篷车里，他看行人和行人看他两便。这种四轮马车车夫坐在前面很高的座位上，车内两排双人座是面对面的，车门开在四人座中间。车是从总统府直接派出的礼车，镀金雕花是免不了的。后来通用的橡胶车轮尚没有换掉铁圈实心轮，取代中世纪土路的石块路，也还没有被方便了汽车弄丑了城市的柏油马路取代，那大车压在石块路上哗啦直响。李鸿章带着翻译(一说是他的秘书罗丰禄，一说是驻法公使庆常)与莫罗少校和副司长莫拉尔面对面坐在车内，谈了什么没有记录。

　　我想找一张拉法耶特街19世纪末的旧照片，终究没有找到。一路走过，米色石面的楼，灯影下似古还今，一看墙体上刻的建筑日期，多半20世纪初建的。现在留在明信片上的巴黎城，最后的大变动发生在19世纪后四十年和20世纪最初十年，自那以后，局部的建设和改造未断，但换城的狂躁已经收敛。也就是说李鸿章到的时候，正值两次世博会——1889年和1900年——之间，巴黎城求大求新的高潮，第一阶段的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靠战舰枪炮开辟海外市场和抢劫原料，也以没有遭受任何阻力的高效进行着，资本战车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狂妄，碾压着大半个世界失败者的尸体，不知餍足地敛聚着财富。你在拂掠这个城市剩余的浮华时，每一块砖石其实都并没有沉默。19世纪靠劫掠旧文明积攒的财宝，构筑了西欧几大都市与众不同的奢侈，那是胼手胝足搭建不起来的。今天从地球那边奔来“旅游”的失败者的后代们，已很难将眼前的奢华与祖先的眼泪连在一起，连掠夺者都没有意识到石头的背叛。

　　遭遇围观的李鸿章

　　呈现在李鸿章面前的是没有一条皱纹、只待不断添妆的巴黎。李斯特广场夜晚看去异常高大的圣樊尚·德·保罗教堂，应该也在他眼前滑过，教堂在北站之后刚刚建起来，设计师就是北站的作者。19世纪，巴黎建了最后一批“奢侈”教堂，这样说是因为其后再建的，已经不再那么注重外表，信徒也不愿捐很多钱建庞然大物了。19世纪为新一神教进行了大规模的播种和屠戮，才铸就了今天西方精神世界的一统。说起来弹指一挥间，实际是推土机般的排山倒海。从他们对旧一神教一信两千年，新一神教还有度不完的时光、无穷尽的征服等在前面呢。1905年政教分离，信仰与权力脱节，是对法国天主教的致命一击，背弃者这种时候像洪水一样奔逃，跑在最前面连魂魄都一路撒掉的自然是小资。金融资本经过数百年的征服，以“进步”为诱饵，有一群冲锋陷阵的精神贵族，右脚踢掉王室，左脚踹开教会，以“个人主义”为上佳礼物，百年一槛，一砖一瓦解构了传统宫殿。没有被“进步”蒙住眼睛而看到这场文明篡变的人，被胜利者精巧的手封埋到新宫殿的混凝土中。差不多要两百年的跨度，才能看清一个文明由征服者扭转的船头。但夺权者没有算计好的是，如此大手术下，西方文明已经为它的黯淡和沉落埋下伏笔。为了让这个民族放弃抵抗，对“颓废”和“背弃”的讴歌绵延百年，人类价值观还从来没有被这么敲锣打鼓地颠倒过来，解构一个民族的骨架，早已无须兵器。每一种文明必为它的“解放”付出代价。欲望复苏的土地会有多至数百年的弹跳，无一不是充满诱惑的，这几乎是所有消逝的文明的宿命。

　　李鸿章的马车经过这个广场时，在广场附近居住的音乐家的名字还没有挂上去。

　　这是他结识巴黎的第一条长街，固然与他已经走过的欧洲城市没有截然之别，但毕竟时变境迁，沿路小民对他的迎接并不友善。一路围观的人群，与其说是欢迎，不如说是看热闹，对李特使的喝彩，据说不如对最后一辆车上两只白色的下蛋母鸡劲头足。但与比利时相比，境遇已经好了。李鸿章在布鲁塞尔走出北火车站时，随行的中国人遭到围观者的讽刺和谩骂。“异教徒”其实需有一大堆精细品质才能逃离下等人的境遇，只不过总有几个逃得快的被驯化者，积极地遮掩那道人肉阶梯。狼犬驯化的第一步是培养优越感，界外必是低一等的，由精英们(蜂巢的哨兵)严密把守的所有通向外部的渠道回流的画面都旨在让人坚信这一点，哪怕下等小民这个界线也是一丝一线根植在血脉里。有时看到伸手过来的白种流浪汉都战栗地坚守着这块高地，倒吸凉气之余，也为“狼犬”对“驯化者”的高回报心生艳羡。在骑兵卫队护送李鸿章的马车开拔后才走出布鲁塞尔车站的几个中国人，要不是警察挡驾，差点被一群无赖痛打一顿。但警察也挡不住沿途人群扔向李鸿章的侍者们的各种投掷物。那情景一百年中都在以不同的形式重复着，只不过越到后来，越披着道德的盾牌。

　　我在李斯特广场略坐了一会儿，夜已深浓。打着灯的圣樊尚·德·保罗教堂高高的台阶上寂无一人。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一掉头，旧电影带着胶片上的雪花和放映机的沙沙声，就在灯光打不着的暗处显影出来。《十字架报》报道：李鸿章坐在马车上，头从左拧到右，好像对街上如此多的人有些吃惊。《回声报》则说“他对发生在他周围的所有事都好像是超然度外的”。西方人常把中国人的矜持，看成是高深莫测。无时无刻不患得患失的他们，也的确难有其他想象。一种文化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判断另一种文化时，不可避免地再造出一个本不存在的次文化。但凑近看到他的人，还是能捉到“他垂落的眼皮下滴溜直转的眼球和嘴角苦涩而嘲讽的皱折”(《回声报》)。

　　我无法揣度李鸿章坐在马车上的所思所想，只能拉出一个做了一次反向旅行的法国作家的话，大致体会左右他思绪的背景之墙：“那是一个被围捕、宰割的中国，在被瓜分的威胁之下，再也无法恢复镇静。她龟缩一团，充满怀疑，带着那被彻底打乱的文明，再也无法以狡猾、以人多、以至此一直保持的无动于衷，来有效地面对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这是亨利·米肖为再版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写的序中的一段话。深知自己游猎本性，他们看世界比我们少了一箩筐的浪漫，那就是一幅狩猎图。

　　这是1931年他抵达中国时的印象，其时李鸿章已辞世三十年，清朝被推翻二十年，经过共和、军阀混战，中国再度面临日本的入侵，李鸿章预见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远未平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跑线，从那时一路奔过来，迷雾一场接一场，奔跑线路纹丝不变，只不过越接近庆功的晚宴，看不见的人越多。

　　此时坐在这个广场上的我，虽然有一百年的时间墙壁遮风避雨，毕竟只能暂时脱去尚未甩干的历史陈衣，这人造的、刻意忘却的洒脱，能持续几时？历史未缝合的伤口，会在遥远的地下，隐隐地牵着人们以为斩断的脉络，有一天在意想不到的时刻，火山般喷发，一路摧毁，理性这时会遁逃得无影无踪。

　　躲闪的眼睛

　　不止一家报纸写到李鸿章躲在大大的镜片后面一双“逃遁”的眼睛。不刻薄地把这归结为狡猾，比如说“他的脸透出力量和狡黠”。19世纪“东洋镜”被打破后到过中国或与中国人直接接触过的西方人，在“中国人狡猾”这一点上见解多半是一致的。但也有人看到更深一层，亨利·米肖在《一个野蛮人在亚洲》的“中国篇”中写道：

　　“这个古老的、老迈的小孩民族，不想知道任何东西的本质。”

　　米肖用了“不想知道”而不是“不知道”，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看低中国人。相反他的亚洲之行让他偏爱中国人远胜于日本人。与远东这两个看似文化相近的民族接触过的法国人，一般都热爱日本文化但喜欢中国人，这很好理解，中国人憨而大方，与高卢人的民族性是互补的。但喜欢与看不起往往只隔了薄薄一张纸。这个眼睛像探刀一样的民族，一路血腥地搜遍世界，找到了几个敬而远之的“同类”，和一大堆可供“劫掠”的“非同类”。我称之“痛苦的发现”，因为将那么大片的文明送上手术台，自己也是要在刀锯之下断臂的。

　　让西人一见之下便有“狡猾”之判断的，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那双躲闪的眼睛，就是眼睛从不直视对方。米肖说：“任何东西都能让这个民族一逃了之，当你直视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小眼睛就逃到了眼角。”

　　眼睛躲闪是尊敬对方表示自己的谦卑？还是西方人理解的内心怯懦想逃遁的表现？我曾用中国人较敏感来分析眼睛躲闪的根源，但同时又发觉，如果这个民族作为个体是敏感的，作为整体又为什么相对迟钝？麻木在这里是不是对乐观而豁达性情在一再被虐时的一种贬义注解？而乐观与豁达似乎正是未经狼犬驯化的结果。我在人群被隐秘之手严格圈养和驯化的国度，看到狼犬驯化的后果是人群普遍悲观而狭促，浑身每一个细胞都淋漓着忧患意识。在驯化他们变成无形整体的过程中，单一食品和圈养(一切都是秘而不宣地在意识形态层面严密操纵的)，让他们一路用恐惧交换了善的本能。整体的凝结和敏锐性与对外部世界的排斥和无知可悲地成正比。米肖说的“小孩民族”应该就是未经狼犬驯化的民族。

　　法国报载李鸿章的下人们为在比利时大街上受的侮辱，实行了报复。他们在布鲁塞尔“美景饭店”对饭店的服务生摆出一副“征服者的蛮横”，视他们为“奴隶”。好几个随行的中国人对饭店的女佣有“非礼表现”，头一天晚上就闹得不可收拾，最后饭店方面不得不“武力”介入，才使这些可怜的女仆脱身。

　　引号内的字都是从报章原文直接翻译过来，只这些字就是一出难以想象的闹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除非当时在场的中国人留有笔录，否则永无真相。在真相这两个字的深层概念里，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一本质歧异：中国人要么回避，但若真追起来，那是超越利益底线的“真”，终了只能有一个标准：真实；西方人则似乎从不回避，但那“真”是悬浮在利益底线之上的，与信仰捆在一起，一道界一种标准，好似樱桃蜜饯只能点缀在蛋糕上，时常可以解释为：强权即真理。只有一个标准的中国人往往就这么落进陷阱，以为他们界内的“真”是普世的。我不敢往远处想，就是近两百年也没有还历史以真相！如果只做自己历史的手脚倒也罢了，自他们闯出欧洲大陆，别人历史的解释权也必须攥在他们手里。早已领教法国人随意调放“樱桃蜜饯”位置的奇大本领，我对“美景饭店”里事实上发生了什么是满腹狐疑的。这个民族对他人意向的猜疑和想象追索出去时常是绕不回来的。在与真实的距离上，每一种文明都耍尽花招。相比来讲，中国人至少还没有强词夺理、将历史见不得人的部分永远封埋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