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沈嘉禄(主笔)

　　程庸，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上海男人。在办公室，他是传媒工作者，走出办公室，就成了圈内尊重的收藏家、思想者。收藏界历来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海，而况在素有收藏半壁江山之称的上海，但许多人讲起程庸还是相当认可的。因为搞收藏的人，资本当然是重要保证，但更重要的是有鹰一般的眼光，而眼光又是靠知识养成的。

　　程庸是搞古陶瓷收藏的，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上海和外地的古玩市场上寻寻觅觅，但随着民间收藏的升温，这支队伍迅速膨胀，市场上的假货也越来越多。没办法，只好转向欧洲淘宝。近十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去一两趟欧洲，至今已经跑了欧洲30多个城市，50多家博物馆，300多家古董店。目的无非两个：一是探访四百年间中国艺术品传播到欧洲的踪迹，二是寻访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古玩。当然，作为工薪阶层，财力有限，他只能跟古董店里的老外较劲，斗智斗勇，日积月累，收集了一些唐、宋、元、明、清的陶瓷、漆器、铜器和玉器，还有外销瓷。后者如今在国内成了热点，拍卖行的价格至少要翻两三倍。

　　但是，这不是程庸西行的终极目标，他是带着思考往返两大洲之间的。从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地皮时，一方面为辉煌的欧洲古典艺术和古迹保护程度所震惊，另一方面也从欧洲重要博物馆的珍藏中发现了中国文化的蛛丝马迹。

　　在今天我们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时，总会提到丝绸之路，事实上在海上贸易开始后，丝绸之路已成白骨累累的史迹了。那么当西方航海家和探险家怀攥着皇室的密札踏浪东进时，注定要踏上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必定要为丰富多彩的东方文化所陶醉，那么新一轮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就此以新的形式展开了。

　　程庸说：“17世纪欧洲伟大的哲学家伏尔泰、狄德罗等认为中国是在‘所有的文明之上’的国家。然而在19世纪以后，中华民族一下子落难到‘东亚病夫’，中国成了最落后的国家。清代乾隆年间，中国的GDP还是全世界第一的，转眼之间就败落了，这是为什么？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有着经济以外的原因。”

　　程庸认为这与近代中国被西方所谓的文明国家反复蹂躏、欺负、掠夺有很大关系，但他又反思，为什么强盗这么容易就上门来放火打劫？我们为何没有保护好自己？结论只能是朝政腐败，关门锁国，狂妄自大，给了入侵者机会。同时，文化上缺少创新精神缺少自省能力也是一个原因。

　　经过一番思考，程庸写了一本书《国风西渐——中国艺术品影响欧洲三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讲的是流散欧洲的中国文物，当初是如何影响并改变欧洲文明进程的。更深的用意则如他在书中所言：“考察中国艺术影响欧洲几百年，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保持记忆，知晓中国曾经拥有的辉煌和独立的文明，并对世界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有了这个记忆，才不会因过度‘崇洋迷外，而迷失自己，才不会因为暂时的落后而过度自卑，更严重地说，不要轻视、漠视自己的文明。”

　　“一个人的征途”从脚下开始

　　记者：什么原因促使你写了这么一本书？你一开始踏访欧洲，并不是为了写书，而是淘宝，欲以个人的能力，将流散在欧洲的瓷器或其他工艺品买回来，充实自己的收藏并向社会展示。

　　程庸：是的，一开始是去淘宝，志向是“搜集流失海外的文物”，到了欧洲才发现欧洲人比我们“懒惰”，古董店往往上午不开门，于是就利用上午的时间逛博物馆、皇宫。这一逛发现了秘密，只要是老皇宫，十有八九找得到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三四百年前的欧洲宫廷，都喜欢布置一个“中国宫”，大多数国家如此，这令我感叹不已，心情复杂。我在欧洲淘宝的过程中，受到或轻或重的歧视举不胜举，此刻才感觉到真正的扬眉吐气。原来过去我们这么牛！昔日中国的影响力就像今天的美国！于是，我开始搜集文献、图片资料，力求用老外自己的文献和图像，来证实这段辉煌的、但被人忽略的中国历史。

　　记者：有人说你是淘宝欧洲是“一个人的征途”，其实你背后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国力的强盛，才使你走出国门去淘宝，才使你下决心以个人的力量来做这个研究专题。

　　程庸：对，后来淘宝就变得不怎么重要了，因为流散在外的文物是多少，实在是个未知数。不过我也确实想过，一旦搜集到一定的量，就办一个展览向社会展示，会很有意思。事实上流散在外面的文物太多太多，一个人能力有限，如果有很多人来做同样的事，汇聚起来，力量就大了。现在，有不少企业家知道我在做这件事，很感兴趣，愿意跟我去海外搜集流失的文物。能激起更多人的热情，这比充实我个人的收藏更有意义。

　　记者：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了，国力强盛了，就会出现文物回流、艺术品价格高升等现象，这也是爱国热情的具体表现。我再要问：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特别是研究了陶瓷对外贸易史后，你发现中国瓷器是何时大规模进入欧洲的，最先被哪个阶层的欧洲人使用并欣赏？

　　程庸：大约是四百年前，中国瓷器传入西方，作为奢侈品最先得到了贵族阶层的欣赏与收藏。当时中国出口的瓷器、漆器、家具、丝绸等，都被欧洲贵族称为奢侈品，只有富人买得起。

　　雨果是中国瓷器的最大“粉丝”

　　记者：我在前几年撰写《寻找老家具》时也发现，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法国与远东地区有频繁的贸易往来，路易十四还与康熙皇帝互赠礼品，并通了几次书信。中国向法国赠送了家具、瓷器、漆器的丝绸、雕刻工艺品等，这些图案和髹漆方法影响了当时洛可可风格家具的生产与设计。

　　程庸：是的，皇室有财力，有艺术鉴赏力，总能领风气之先。后来西方人在中国批量订购、大量进口瓷器，瓷器的使用才由贵族渐渐普及到了平民。茜茜公主居住过的皇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陈设了很多中国的青花瓷、五彩瓷，还有阻隔视线的中国漆器屏风、中国家具，甚至还有绘有中国青花的瓷器马桶与脸盆。瑞典皇后更是痴迷中国艺术，除了拥有与奥地利皇宫相似的居住环境外，她还纺织、养蚕，搞中国艺术沙龙，过起了纯粹的中国生活。

　　记者：你在欧洲几个国家博物馆里看到的中国瓷器规模如何？质量堪比官窑吗？

　　程庸：在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皇家博物馆，一进门，就见整个大厅陈列着中国高等瓷器，五大名窑中的汝窑、钧窑、明清官窑等，煌煌气势一下子震慑了我，顿感意气豪迈飞扬。大家知道，汝窑、钧窑的精品就是官窑体系内的。在葡萄牙里斯本进入最大的戈尔本堪贵族私人博物馆，清三代优质瓷器展现在龙型长廊里，看得我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多少次，我与朋友穿行在欧罗巴的大街小巷，常常为觅不到上等级的中国瓷器而郁闷感伤，而到了这些博物馆，自会五味翻腾，感喟更深，原来好东西都在这儿供着呢。

　　记者：欧洲的博物馆包括私人基金会，对中国瓷器还是相当重视的。听说欧洲的一些艺术家和作家也喜欢中国瓷器，比如伏尔泰、歌德、雨果等。他们与皇族、贵族的审美有何不同？

　　程庸：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从上流社会到平民阶层，以厅堂里摆几件中国瓷器为荣，以收藏中国瓷器为风尚。当然，最粉丝中国瓷器的要数雨果，他是当时法国最有声望的作家。我曾去他在巴黎沃日的故居，进入二层就被整堵墙的中国瓷器所震撼。有一次他的女仆不小心打碎了一只中国花瓶，他心痛万分，写了一首诗：老天哪，整个“中国”在地上跌得粉碎！他还把中国青花瓷比作美丽的少女，在另一道诗《中国花瓶——赠中国小姑娘易杭彩》中把青花瓷的蓝白对比来形容少女。

　　歌德同样如此，他父母在家里搞了个“北京厅”，满屋子中国瓷器、漆器、墙纸，中国艺术氛围极浓，歌德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在《歌德谈话录》里会不断赞美中国文化，说中国有着成千上万的《风月好逑传》时，德国人还生活在野森林里呢。我在法兰克福的歌德故居中也亲身感受过他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伏尔泰、莱布尼茨是当时欧洲最有名的两个哲学家，惠司勒是侨居欧洲的美国画家，他们对中国文化也极为赞赏，都是中国瓷器的忠实收藏者。还有马奈、梵高等影响后世的大画家，都在作品中借用了东方文化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