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青春之花火

　　BY  杨铭宇

　　总有些书会让你觉得，作者究竟出于什么目的会写下这满满当当的文字，然后还出版了，接着还有读者花了钱去买回来，再赔上时间去阅读。村上龙《69》的阅读初体验，亦如此。

　　1969年，东京大学取消入学考试，披头士、滚石乐团正踏上巅峰，蓄着长发的嬉皮士在街头的游行、迷幻剂缭绕的派对、疯狂的摇滚乐演唱会上提倡爱与和平；在巴黎，戴高乐下台了，在越南，战争正僵持不下。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69”都是一个恍如烟花般盛开的年代：绚丽无比，又因其爆发的危险性，不容只渴求安定的人轻易靠近。

　　村上龙把自己的自传体小说放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自不免会想象《69》如果不是100%的惊世骇俗，至少也会是80%的离经叛道。何况如果换算一下年纪，1969年，村上龙十七岁，正是一腔热血无处发泄，懵懂又萌动的年纪，兼之生活在驻扎有美军的西九州基地。电视、电影、报纸、摇滚乐、诗歌带来的西方文化，正势不可挡地影响着作家在小说中的化身——矢崎剑介，以及他的同龄人。

　　如果抱定这样的先入为主去阅读本书，任谁都会和我一样，对主人公阿剑们的故事颇感失望，或者说是对村上龙的一种不适应。十七岁的矢崎剑介，高一时在两万人参加的全国性考试中排到了三百二十一名，却在摇滚、诗歌、爵士、实验电影中迷失，变成正统老师眼中的人渣，以及习惯了规章制度的学生心里的怪人。但在描述完每一个第三者眼中阿剑的叛逆与不羁后，村上龙总是不忘自嘲式地揭开那层遮掩：哦，原来这都是为了讨女生欢心。一切伪装撕去后的阿剑，只不过是个绝大多数人都曾会经历过的半熟少年。无论毕业前精心准备的“文艺盛典”，还是轰动一时的“校园封锁”，其最大的满足来源，只是美人的一颦，一赞。与Bob Dylan、Rimbaud、John Coltrane、Jean-Luc Godard等真正的叛逆者们相比，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实际行为上，阿剑，抑或十七岁时的村上龙，其差距何止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或许是没什么惊天动地好写，于是，对《69》里的矢崎剑介，村上龙的文笔变得简单而细琐。例如，详尽描述如何用五十块钱填饱肚子，几次三番地描写阿剑时常出现的阿Q式意淫，让他在接受警察调查时只求能回家躺着吃冰棍，还有对Lady Jane初恋小男生式的心绪波动。在阅读过《无限近似透明的蓝》里灰暗颓废，《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中力量感十足的抨击，《恋爱永远是未知的》那苦苦追寻人生意义的无力后，《69》带来的，一如这封面上的亮绿色，清脆，透亮，即使有些污点，也只能冲淡这层绿，而无法抹去绿色所代表的只属于青春的真实、坦率。

　　或许，某种意义上来说，《69》有点像姜文那部《阳光灿烂的日子》。孩子成了城市的统治者，他们的快乐来源要简单得多，一场没打成的群架，一次胡同里的追逐，一场《列宁在1918》的模仿秀，都永远值得纪念。马小军在体制的空隙里自由穿行，剑介在体制里寻找表现自己的机会，顺便给吊个码子，好让女生们“眼神里充满妒忌”，男生们“跪地向天使祈求”。

　　当1969年在冰冷的三明治和没有实现的初吻中结束后，村上龙在小说结尾详细叙述了几乎每个出场人物的现在。1969年的阿剑们，成年后几乎都过上了平稳安定的生活，反倒是当年一脸泪水拼命擦洗学校墙壁上“想象力夺取政权”的班长加入赤军，在新加坡被捕。这算是作者对现实的一种反讽？

　　村上龙说《69》是自己再也写不出的“快乐”小说，也许他是对的。每个人的青春只会有一次，如花火一般炸开，让天空一片绚烂之后，就只剩下那瞬间的美丽在回忆里若隐若现。就如阿剑所说：只要觉得好玩，只要过得比你快乐。及时行乐或许是不对的，但追寻快乐永远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