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 坐南不望北

　　我呼吸惯了这里的空气，听惯了这里的声音。我的亲情、友情都在这里。如果还热爱小说，不一定非要往大都市里挤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南宁

　　上学是为了给父母记工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作家，有的在北京，有的在上海，有的在纽约，有的在广西。有的为了获奖，有的为了发泄，有的装神弄鬼，还有的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是为了让朋友们更喜欢自己”。广西作家东西说，他写作是为了“内心的秘密”。看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时，他少见多怪地想，老纳怎么会提前50多年写出“我的秘密”来了？

　　远在没有来到省城之前，1966年，东西生于广西谷里，一个贫困的山村。

　　他的个子不是太高，1米61，体重却有70多公斤。按照通行的公式计算，属于肥胖症里最轻的那种，虽然他看起来并不十分肥。十几年前，他是一副尖嘴猴腮、吃不饱穿不暖的样子。他是有些“委屈”的，但也不时常说起。当年人们做着发财梦的时候，他做的是发胖的梦。结果，他如愿了。

　　谷里地处中国行政神经末梢。“文革”结束，斗争的余温还在。小的时候，东西的“前身”田代琳会趴在猪栏上，眼巴巴地看着两头一点也不“特立独行的猪”。在他眼里，两头猪“一样地可爱”。父母说，“到底拿哪一头去上交呢？”如果没开批斗会，东西会指向稍小的一头；如果恰逢批斗会，他会识趣地指向比较大的一头。害得两头猪心惊胆战了好长一段时间。最终，其中一头在肥头大耳之际，像出嫁一般，由东西自豪的姐夫和堂兄们抬着，经过弯弯曲曲的山路，运往10里以外的公社食品站。

　　和猪告别的时刻的确令人伤感，“噙着泪水”。谁说养畜生没感情呢？在那个不是评工分就是开批斗会的年代，养猪是重要的业余生活，是社员显示才华的机会。“每个人都用修建房屋的才华来修建猪圈，用准备酒席的天赋来煮猪潲(一种猪饲料，用泔水、米糠、野菜、剩饭等煮成)，把不想和别人说的话拿来和猪说。”猪不但是梦想，也是生活的底气。东西惭愧地想，除了抬猪和交公粮，自己贫瘠的小家确实也没什么别的可以奉献给国家。所以直到现在，他不是一个爱提要求的人，不是一个爱高声说话的人。

　　那个村子坐落在半山，只有十几户人家。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公路。日后东西终于成了“城里人”，刚工作不久就去县里“反映”，结果有了水；接着，东西又“反映”了一下，结果有了路。他又“反映”了一下，结果有了电。生活有时会有创世纪般的奇迹，却不能够沾沾自喜。

　　东西上学，是为了给父母“记工分”。他的父母是文盲，生产队一起劳动，经常是5天10天才评一次工分。而5天前、10天前谁干过什么活，大家早已忘记了。一到评工分的时候，村里吵得翻天覆地，说我哪天在哪里干活，还跟你打过架、讲过话，你都忘了？闹出一些“冤假错案”：没有出工的人给他记满工分，出工的人反而说他旷工了。东西发现父母在自我陈述时非常吃力，于是他6岁就开始帮父母记工分，“某天，某人在哪里拔草，在哪里收玉米。”村里人一听就说，“对了对了，是这样的。”

　　乡村有事传得快。“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故事。张三来自哪里，要去何方，有多少故事，什么缺点、优点。”婆媳吵架、家长里短，竖起耳朵就能听到。乡村里有爱情，也有偷情、意外的夭折，等等。他很早就看到了这些本该“遮蔽”的部分。

　　云贵高原南麓的山村终年云雾缭绕，树木遮天蔽日，热浪逼人，树叶易于腐烂，它所能够拥有的诗意，并不是江南才子式的。小的时候东西的文字教科书是写在石头上的：有人丢了马，写道——谁见了我的马/告诉我一声。

　　他9岁开始在小学里独立生活，自己码石头做灶头，挑水煮饭。14岁到了离家几十公里的县中上学。1982年，东西16岁，考上了河池师专。“我很庆幸是在80年代初期读的大学，当时思想开放、标新立异。90年代后的大学生反而没有那时候活跃了。”当时有一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再过20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因为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唱那首歌时，“是真的那样想的”。

　　事隔多年，东西说，“我幻想的未来不是现在，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未来。”

　　荒诞的世界，黑色的幽默

　　东西是一个“怯懦的人”，因为从小知道自己家庭成分不大好。“那时我家是富农。1976年我母亲作为坏分子被拉去乡里批斗，批斗会现场我没有去。当时我10岁，在喇叭里听到他们点了她两个错误：第一、我家带头捡‘橡木籽’。其实我们家一颗都没捡；第二条罪状是我父亲没有去参加修公路，而当时我父亲正在修公路。”现实比小说更为荒诞，几乎是这一代作家的共识。

　　东西还记得，“毛主席去世时，我们村里挂了遗像，村公所还开了追悼会，每个人要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作告别。我也在里面，看到我母亲泪流满面。她是被批斗的人，跟我们发过很多牢骚，为什么毛主席过世的时候，却哭得那么伤心？母亲说，她哭是因为想到了死去的亲人。”

　　日后，他写长篇小说《耳光响亮》，也是以1976年毛泽东去世开篇。而那一天，小说里的“父亲”也失踪了。政治的压抑、贫穷的压抑，都影响了东西的写作，日后他对记者说，他对世界的诉求，是希望“这个社会更公平一些、更合理一点”。

　　他对异性的最初想象来自《红灯记》里的大辫子姑娘。上学时他战战兢兢，不敢和女同学说话，擦肩而过时都害怕得“双脚要漂起来”。19岁师专毕业，他回到天峨县中学教书。当时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最可怜、最需要安慰的人。他读到郁达夫的日记，为那些描写面红耳赤；看到卡夫卡的《地洞》，引为知己，他认为他们一样怯懦。

　　他日后的小说里，也充满了这样的“小人物”、“黑色幽默”。他引用马克·吐温：“人人都生活在可笑的状态中，可是人人都不知道这样的事实。”他的小说虽然总有些男欢女爱，却往往病态，缺乏浪漫气息。《后悔录》写一个倾述者曾广贤，在没有听众的情况下，花钱请按摩女听他讲自己的“后悔”。2005年，东西因为这部小说获“第四届华语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称号，后来又获“中华文学基金会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

　　“刚到南宁那两年，东西显得特别低调，掉片树叶都怕砸了头。一起进出报社时，他见了谁都点头打招呼，脖子上像装了转轴似的。”朋友胡红一这样说。什么叫体制内？东西不是太明白，他当过老师、县委宣传部干事、记者，“广西作协怎么了？挂在文联下的小单位，没实际权力，只是坐那里开开会。我都是下了班才写作。”从编辑、排版、校对，到开稿费、寄样报，事事亲为。在那里他见到了早年张艺谋带着的还没有国际化的章子怡。孙红雷现在是红了，可当年在合影里站最后一排末边，只露了个小脸。东西可是梳了个分头，坐在第一排呢。

　　他在小说和影视剧间跳来跳去，一会儿写小说，一会儿写剧本，就差没练书法了。《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成电影《天上的恋人》，曾获得第1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去年还获得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他的小说《耳光响亮》、《我们的父亲》都被改编为20集的电视连续剧。今年春节前，他完成了25集电视连续剧《后悔录》的剧本，这部片子不久就要开机。

　　用最低的生活成本换时间和心态

　　人物周刊：演员“北漂”，一些外省作家也“北漂”，你一直生活在广西。广西从来不是话语中心，不可能放大你的声音，你怎么看写作和地域的关系？

　　东西：“娜拉”可以出走，问题是出走以后怎么办。我曾经有一两次离开广西的机会，但仔细地打过算盘，发觉“北漂”、“东游”都不一定适合我。我呼吸惯了这里的空气，听惯了这里的声音。我的亲情、友情都在这里。如果还热爱小说，不一定非要往大都市里挤。

　　人物周刊：你不认为文学和艺术相对集中在中心城市？

　　东西：在这个时代，小说能赚多少钱？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写作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在中心城市尤其如此。所以我愿意待在外省，用最低的生活成本来换写作的时间和心态。

　　假如我们以北京为中心，葡萄牙比广西更遥远，但我们还会读若泽·萨拉马戈的《失眠症漫记》。另外，在信息高度畅通的今天，作家扎成一堆很容易同质化，而边缘地区的作家，反而能提供陌生化的写作。海明威说得多好啊，他说一个在众人簇拥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固然可以摆脱孤寂之感，但他的作品往往就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孤寂中独自工作的作家，假如他确实超群出众，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或面对缺少永恒的状况。

　　人物周刊：你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时，你写过一篇创作谈，承认自己是边缘的和封闭的，现在你会更正这种看法吗？

　　东西：不会。也许真正的写作者都有这种封闭感，你再畅销，也没有J.K。罗琳畅销。你在中国有名，可能还渴望在世界上有名。只要有了这些理想，作家就会有被封闭的感觉，就会觉得委曲。像我这种出生于村庄的人，封闭感会更强一些。而我的写作，就是尽力去突破这种封闭。也许《没有语言的生活》就是一个比喻，假如不是大山阻断我的视线，不是因为交流不便、信息不畅，也许我写不出这部小说，也写不出《目光愈拉愈长》。前者，我写瞎子、聋子和哑巴的无法沟通；后者，我写目光穿越高山森林能看到城市。这都是我的现状和渴望，是地域对我写作的影响。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写影视剧本，据说有些小说家挺轻视影视创作，你怎么看？

　　东西：写剧本的作家很多。刘恒写《集结号》，写《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写《云水谣》；刘震云写《手机》。王朔写得更早，比如《爱你没商量》、《一声叹息》。朱苏进写了电视连续剧的剧本《雍正王朝》。由于作家进入影视领域，影视剧的水平明显提高。有时候，我看一部影视剧获得的心灵撞击，甚至超过小说。并非小说就高贵，影视剧就低微。

　　人物周刊：请谈谈作家的担当。

　　东西：小说的影响力日渐减弱。当担当无效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担当？纳博科夫说过：文学创作的目的只是自娱和娱人，是为了展示人类想象和创作的魔力，而并非是为了自以为是地改造社会。

　　人物周刊：你眼里的边缘写作什么样？

　　东西：福克纳只写美国地图上邮票大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沈从文只写他的湘西，但他们的作品都能漂洋过海。他们不只是展示风俗。

　　作家不愿意和别人没有区别。这需要独立的思考、新鲜感和想象力。边缘性也许让我没有扎堆，没有被某种写作同化。这让我对沉默的乡村、对曾经的生活困境产生感激之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