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罗斯曼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

　　多数以色列老百姓认为，这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与阿拉伯人谈和平的想法太天真”。在战场上失去一个儿子的格罗斯曼说，“我是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的任务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提醒人们人性与道义问题依旧至关重要”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Shalom!”

　　无论对方来自哪个国家，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的问候与告别，都会使用这句简短的母语。

　　除却“您好”，这个希伯来语最基础的单词，更有“平安”、“和平”之意。格罗斯曼沉稳的声调传递出一股力量，捍卫着其人其作所思所求的核心。

　　56岁的格罗斯曼，与阿摩司·奥兹(Amos Oz)、亚伯拉罕·巴·约书亚(A.B.Yehoshua)被誉为当代以色列文坛三巨头。他的作品，常以独特视角探讨人类的正义与公道，被译成25种文字，拥有广泛的国际声誉并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曾在以色列电台做编辑和新闻评论员多年，1988年因不堪报道自由受限辞去工作。

　　作为希伯来文学的传承者，格罗斯曼的早期创作即显示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1983年问世的首部长篇小说《羔羊的微笑》中，他的笔触已探及约旦河西岸的敏感问题，并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为主人公，勾勒出个人命运与政治现实间的密切关系。他热爱祖国，关注以色列现实和犹太人的生存命运，同时也同情饱受战乱之苦的巴勒斯坦人。

　　1987年，应以色列一家新闻周刊之邀，格罗斯曼到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难民营采风。难民营内破败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感慨之余，他完成了随笔集《黄风》，如实描绘巴勒斯坦难民的生存状况。文集发表后舆论哗然，以色列读者受到强烈震撼。《洛杉矶图书评论》称之为“一个以色列作家所做的最诚实的灵魂探索”。

　　随笔集《在火线上沉睡》中，格罗斯曼将视角投向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居民区，提出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在犹太国家遭到忽视的问题。而2003年出版的文集《死亡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收录了他自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发表的政论文章，主张巴以两个民族回归到和睦的“历史进程”中，有国界而无战争。

　　长久以来，格罗斯曼试图通过政论、访谈剖析以色列充满冲突的现实，并参加了许多抗议活动和国际和平倡议。巴以问题上，他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却被很多以色列人误解，他所在的左翼梅雷兹党在以色列议会中仅占到3席。多数老百姓认为他“与阿拉伯人谈和平的想法实在太天真”。遭到以色列右翼势力攻击时，格罗斯曼回应，“我是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的任务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性与道义问题依旧至关重要。”

　　逾越节(犹太民族的五大节日之一)前一周，格罗斯曼首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3月5日上午他出席上海同济大学《幸存记忆：今昔——关于犹太难民》座谈会，与多年未见的高中同学哈伊姆·多顿(世博会以色列馆设计师)向观众讲述关于大屠杀的记忆和历史；3月6日下午他又以《冲突，对抗，戏剧——当代以色列》为题，在外滩5号作了一场精彩演讲。

　　在沪期间，格罗斯曼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大屠杀：那边发生的事

　　“请把灯光调暗些，我准备招供一切了。”

　　聚光灯的热度让作家有些不适，他在台上半调侃起来。

　　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伴随着黄浦江上偶尔传来的鸣笛声，格罗斯曼用希伯来语朗诵了代表作《证之于：爱》的片断。

　　1954年，他生于耶路撒冷。父亲出生于波兰小镇，1936年移居巴勒斯坦，母亲是本土以色列人。8岁时他已开始阅读著名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莫吐尔历险记》，从此走进迷人的东欧犹太世界。9岁时早慧的大卫担任了以色列广播电台少年记者。此后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和戏剧，19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约4000年历史的母语成为他惟一可以自由表达感受的语言。

　　“希伯来语是一门在日常生活中死而复生的语言。漫长的流亡中，犹太人创立了意第绪语用于日常交流，希伯来语逐渐失去口头交际功能。你难以想象曾经有约1800年，恋人们不用这种语言互诉衷肠……19世纪下半叶，《圣经》希伯来语被重新用于现实生活，加进现代词语、俚语和外来语，得以复兴。所以，如果亚伯拉罕来到我们中间，他可以听懂一半的话。”

　　1986年出版的《证之于：爱》，打破传统文学界限，以交叉、隐喻的独创性文本，描绘了大屠杀幸存者下一代人的“非正常”生活，开创了以色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先河。小说问世后，被《纽约时报》誉为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格拉斯的《铁皮鼓》等作品并肩的经典。

　　“关于大屠杀，希伯来语有个专门词‘Shoah’。在我初有记忆的童年，周围人就在谈论‘那边发生的事’，大人们常说‘纳粹野兽’，儿时的我并不明白它的意思。”

　　小说中，8岁男孩莫米克发现大人似乎永远无法从过去中挣脱，遂认定“纳粹野兽”是种神秘的动物。凭着孩子的勇气，他试图将野兽引出家里的地窖，把他的父母从惊吓中救出来。父辈们“密封起来的痛苦”成了莫米克沉重的精神负担，成年后的他冷漠苦涩，害怕去爱。幸存者子女的精神世界被创伤、恐怖和耻辱所困扰，同“纳粹野兽”的搏斗，成了一代人的苦涩体验。

　　“我出生那会儿，许多幸存者刚从集中营回来，精神上伤痕累累，生活在沉重的集体沉默中。他们很难重新相信他人，甚至不相信自己还想活下去。我没经历过大屠杀，也不是‘第二代’，然而面对周围人遭受的这种终极伤害，面对所处的民族曾经的集体创伤，你怎么可能不写下来？”

　　格罗斯曼意识到，大屠杀镌刻在以色列人的记忆深处，只有当他描写未曾经历的“那边发生的事”时，他才能真正理解自己身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男人、父亲和作家在以色列的生活。

　　“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想探讨两个问题：首先，作为一名犹太人，如果当时我被关押在集中营，被剥夺了名字、性别等个人独特性，只留下一个冷冰冰的编号，为了保存自我，我会怎么做？会自杀吗？第二个问题，如果我是在场的刽子手，有什么可以保护我脱离这部罪恶的杀人机器？我保留的最后一点人性是什么？作为人，而不只是作为犹太人，每个人都得自我追问这两个问题。要知道，直至今天，剥夺个人独特性的独裁统治，与被迫卷入群体暴力的危险，仍像幽灵一样存在着。”

　　写作，让我重获新生

　　“人们常说，有个孩子是件多么美妙的事，父母养育孩子是幸福的。但在以色列，每个家庭都有阴影——将来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呢？”

　　格罗斯曼有3个孩子，3年多时间里，他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先后送上了战场。

　　先是长子乔纳森被召到部队当坦克手，格罗斯曼夫妇终日牵挂他的安危，同时，年幼子女的安全也令他们忧心。次子乌利和女儿露茜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但夫妇俩从不让他们乘坐同一辆公车上学——万一孩子们乘坐的那辆车遭到恐怖袭击，后果不堪设想。

　　“直到现在，许多以色列人依然活在随时面临亲友离开的忧惧心境中。”

　　格罗斯曼动笔写《直到大地尽头》时，乔纳森还有半年即将退役，乌利则即将服役，他的内心充满慈父的爱，“希望它能佑护他们平安归来。”乔纳森回来了，不幸的是，年仅20岁的乌利后来战死沙场。

　　2006年黎巴嫩战争爆发，就在格罗斯曼与奥兹、约书亚呼吁以色列政府停火后几十个小时，乌利死于真主党的炮火中。当时，格罗斯曼正和同伴们站在坦克旁，盼望着停火后回家过安息日。

　　“乌利是在我写《直到大地尽头》时死去的，当时离他21岁生日只有两周。乌利出事前我已经在这本书上花了3年时间，他一直知道我在写这本书，每次从部队回来都跟我讨论。他死后，我觉得自己被连根拔起，什么都没有了意义。”

　　悲痛欲绝的格罗斯曼一度决定放弃，但在挚友的鼓励下，最终走出丧子之痛，在2008年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他说，“写作让我重获新生。”

　　小说中，格罗斯曼融合自己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刻画了母亲奥拉在儿子踏上战场后的真实心境。因担惊受怕、不堪噩耗来袭的折磨，她毅然选择与年轻时的爱人徒步穿越以色列。

　　除了触目惊心的战争灾难，格罗斯曼也写丈夫猜忌妻子，写耶路撒冷大街上无家可归的孩子，写沉浸在爱情白日梦中的男男女女，写《圣经》人物参孙的孤独，写母女之间微妙而混乱的关系，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讲座最后，话题再次落到“爱”上。“爱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写作，正是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最基本的是，爱，意味着宽恕。”

　　我决定回应罪恶 的待人之道

　　——对话格罗斯曼

　　寻找真爱是庞大复杂的工程

　　人物周刊：马尔克斯说，妇女以铁的手腕维持着世界的秩序，男人以狂热鲁莽的行动闯荡世界、推动历史。在《直到大地尽头》里您写了一位坚韧的母亲，另外，您还写过一本《她的身体知道》。您怎么看两性的历史作用？

　　格罗斯曼：博尔赫斯曾引用北欧神话评述道，争战的企图形成了男人——在许多国家都有表现男人捣毁兽穴的图片。我在《直到大地尽头》里写了个女人，她的举动不同寻常，不等军队的人告诉她儿子死在战场的噩耗，她就走了。她不是像其他女人那样等着男人从战场上带来坏消息。我想，和男人相比，也许女人更具颠覆性，更怀疑国家机器。军队、政府这些庞大的系统都是男人造出来的。

　　人物周刊：您写过一本《做我的刀》，昨天演讲时，您还引用了卡夫卡的话，在您的阐释中，爱与刀确乎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格罗斯曼：是的。卡夫卡说，爱是将你这把刀扎入我的灵魂中。这很疯狂，不只疯狂，而且残酷，非常卡夫卡的说法。《做我的刀》的男主人公在校友会上见到一个女人，完全不知道她是谁，却陷入了爱河。他开始给她写信，字里行间充满激情。而这个女人呢？她非常克制，很理解他的情感，既不拒绝又保持距离，让他难以自拔。就像卡夫卡所说，这是一把致命的刀。

　　但在真爱中我们获得另一人的帮助，被其完全接纳，有时甚至提升至超我境界，而不只是我们原本的样子。如果我们够幸运，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但这很罕见，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所以寻找真爱是个庞大复杂的工程。

　　人物周刊：这和犹太人对神性之爱的长年探索有关吗？

　　格罗斯曼：我是传统的犹太人，但我不相信上帝，我相信更贴近人类内心的东西，我相信生命的价值。那么多残暴行径都是宗教纷争导致的，不只发生在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整个世界都被卷入其中。我并不反对宗教，一些年长的犹太教信徒令我欣赏，但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人。诚如加缪所言，人比人的典范更伟大，最典范的人是神。

　　阿摩司说，“这部小说会挽救你！”

　　人物周刊：《证之于：爱》第二部分写到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 1892-1942，其作品《鳄鱼街》中译本已出版)，为何选择一个作家为小说人物，您深受他的影响？

　　格罗斯曼：舒尔茨是位犹太裔作家，我头回听说他是在自己第一部小说《羔羊的微笑》完成时。你知道，一个新作家很乐意听到读者反馈。一个陌生人读完小说后给我电话说，你的书写得真好，但你一定深受布鲁诺·舒尔茨的影响、窃取了他不少创作手法……好吧，但事实上，我当时并没读过他的作品。

　　后来我读到舒尔茨一则短篇，不得不赞叹他是一位天才！渐渐地，我读了他所有作品。他的每一页、每一个句子，都是层次丰富的语词宝库，多彩而充满想象力，就像一座座瞬间爆发的火山。

　　那本书的后记里，译者讲述了一则有关舒尔茨的故事。他住在波兰的Drohobycz，纳粹占领这个城镇时，舒尔茨成了隔都(犹太人居住区)一个纳粹军官(兰道)的奴隶。一天，这个军官和另一个军官(君特)因为赌博争执起来。君特在街角看到舒尔茨，掏出枪就把他打死了，对兰道说，“我杀了你的犹太人。”“很好。”兰道回应道，“现在我要杀你的犹太人。”

　　人被当作物品般随便处理、杀害，就像“我杀了你的犹太人，我杀了你的犹太人”，读到这些时，我直冒冷汗，简直不想再活下去了。于是，我决定写一本书，回应这些罪恶的待人之道。这就是《证之于：爱》，舒尔茨成了书中的重要角色。

　　人物周刊：说说作家阿摩司·奥兹，听说他是您的挚友。

　　格罗斯曼：啊，我很爱他，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作品出版前，我们经常交换手稿，这种关系很特别。当我还在写作《直到大地尽头》时，乌利去世了，他和约书亚来到我这里。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挽救这本小说。”阿摩司的表述很精辟，他说，“这部小说会挽救你！”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被救活了，但我想，他这句鼓励对我非常重要。

　　犹太人应该摆脱被放逐之感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还是个孩子时，意第绪语传统文学对您有很大影响。

　　格罗斯曼：瞧！世界并不总是坏的，这是件多么美妙的事。我在异国他乡，还有人和我讨论我的父辈童年时使用的古老语言。事实上，我不会讲意第绪语，但我父母、祖父母都讲。它是一种含义丰富的语言，有许多谚语和箴言，蕴含着代代相传的智慧。同时，你可以感觉到，它很有幽默感，叙述中常常埋着自我调侃。这门语言有顽强的生命力，就像艾萨克·辛格(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惟一以意第绪语作品获奖的作家)曾经说的，意地绪语是现今世上历史最长、却即将消亡的古老语言。

　　人物周刊：您也为孩子们写了很多作品，这对您意味着什么？

　　格罗斯曼：我热衷于为孩子们写作，我相信童年的能量，这个阶段我们开始探索和发现世界。但我同样记得，还是个孩子时我非常孤独。对一个孩子来说，了解和掌握家庭关系、社会和这个世界的普遍价值，是一辈子的事。谁是好人？什么可以做、什么又不可以做？死亡是什么？儿时我就疑惑，祖父为什么会突然死去，留下祖母一人伤心地哭泣，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能告诉你。面对所有这些重大问题，孩子们都像局外人。我们应该理解，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理解孩子的难处。我想从孩子的视角把这些写出来。

　　我女儿现在17岁，你知道，孩子处于青春期，父亲不好当。青春期的孩子充满了困惑，有时惊讶于身体的变化，有时被同伴误解和背叛。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保持年轻，但没人希望永远处于青春期。我对这个年龄段非常着迷。就像12岁左右，你进入一个隧道，20多岁时，你走出这个隧道，变成完全不同的人。我试图记录，在这个青春期隧道中，人对父母、朋友们看法的改变，这是件令人兴奋的事！

　　人物周刊：提及局外人，您昨天曾说，犹太人一直觉得自己是局外人？

　　格罗斯曼：我个人觉得，犹太人在历史上总是有种被放逐的感觉，觉得不被接受。即使他们已被周围人接受，也常常被昔日的神秘事物所牵引。我认为，我们犹太人应该摆脱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抛开历史的梦魇，植根于现实的存在，像一般人一样，结束与邻居的冲突，找到和平，享受生活实在的快乐。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得很有安全感，但以色列人感到非常脆弱、易受影响，总有生存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感是中国人无法感觉甚至无法理解的。

　　人物周刊：说说您对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的看法？

　　格罗斯曼：佩雷斯总统是很有象征性的角色。他很聪明，深受以色列和整个世界的爱戴。我希望他对和平更加积极，多年前，他曾是非常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之一。但我想说，成为总统后他太忙碌了，以至于总是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内塔尼亚胡总理则是另一种情况。骨子里他并不相信巴勒斯坦与我们签订的和平协议。我见过他，他绝顶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我认为，他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内心充满忧惧。到目前为止他都不是以色列人民需要的领导人。他一直煽动和操纵人们的忧惧，而不是引导以色列人向正确的愿景前进。当人们充满怀疑和恐惧，就很难对现状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