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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格罗斯曼把手指放在伤口上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26日16:07  南方人物周刊
大卫·格罗斯曼把手指放在伤口上
  格罗斯曼(左)与约书亚(中)、奥兹(右)公开呼吁以色列停火,几十个小时后,他20岁的儿子乌利死于黎巴嫩真主党的炮火中

  大卫·格罗斯曼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

  多数以色列老百姓认为,这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与阿拉伯人谈和平的想法太天真”。在战场上失去一个儿子的格罗斯曼说,“我是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的任务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提醒人们人性与道义问题依旧至关重要”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Shalom!”

  无论对方来自哪个国家,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的问候与告别,都会使用这句简短的母语。

  除却“您好”,这个希伯来语最基础的单词,更有“平安”、“和平”之意。格罗斯曼沉稳的声调传递出一股力量,捍卫着其人其作所思所求的核心。

  56岁的格罗斯曼,与阿摩司·奥兹(Amos Oz)、亚伯拉罕·巴·约书亚(A.B.Yehoshua)被誉为当代以色列文坛三巨头。他的作品,常以独特视角探讨人类的正义与公道,被译成25种文字,拥有广泛的国际声誉并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曾在以色列电台做编辑和新闻评论员多年,1988年因不堪报道自由受限辞去工作。

  作为希伯来文学的传承者,格罗斯曼的早期创作即显示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1983年问世的首部长篇小说《羔羊的微笑》中,他的笔触已探及约旦河西岸的敏感问题,并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为主人公,勾勒出个人命运与政治现实间的密切关系。他热爱祖国,关注以色列现实和犹太人的生存命运,同时也同情饱受战乱之苦的巴勒斯坦人。

  1987年,应以色列一家新闻周刊之邀,格罗斯曼到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难民营采风。难民营内破败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感慨之余,他完成了随笔集《黄风》,如实描绘巴勒斯坦难民的生存状况。文集发表后舆论哗然,以色列读者受到强烈震撼。《洛杉矶图书评论》称之为“一个以色列作家所做的最诚实的灵魂探索”。

  随笔集《在火线上沉睡》中,格罗斯曼将视角投向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居民区,提出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在犹太国家遭到忽视的问题。而2003年出版的文集《死亡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收录了他自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发表的政论文章,主张巴以两个民族回归到和睦的“历史进程”中,有国界而无战争。

  长久以来,格罗斯曼试图通过政论、访谈剖析以色列充满冲突的现实,并参加了许多抗议活动和国际和平倡议。巴以问题上,他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却被很多以色列人误解,他所在的左翼梅雷兹党在以色列议会中仅占到3席。多数老百姓认为他“与阿拉伯人谈和平的想法实在太天真”。遭到以色列右翼势力攻击时,格罗斯曼回应,“我是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的任务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性与道义问题依旧至关重要。”

  逾越节(犹太民族的五大节日之一)前一周,格罗斯曼首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3月5日上午他出席上海同济大学《幸存记忆:今昔——关于犹太难民》座谈会,与多年未见的高中同学哈伊姆·多顿(世博会以色列馆设计师)向观众讲述关于大屠杀的记忆和历史;3月6日下午他又以《冲突,对抗,戏剧——当代以色列》为题,在外滩5号作了一场精彩演讲。

  在沪期间,格罗斯曼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大屠杀:那边发生的事

  “请把灯光调暗些,我准备招供一切了。”

  聚光灯的热度让作家有些不适,他在台上半调侃起来。

  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伴随着黄浦江上偶尔传来的鸣笛声,格罗斯曼用希伯来语朗诵了代表作《证之于:爱》的片断。

  1954年,他生于耶路撒冷。父亲出生于波兰小镇,1936年移居巴勒斯坦,母亲是本土以色列人。8岁时他已开始阅读著名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莫吐尔历险记》,从此走进迷人的东欧犹太世界。9岁时早慧的大卫担任了以色列广播电台少年记者。此后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和戏剧,19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约4000年历史的母语成为他惟一可以自由表达感受的语言。

  “希伯来语是一门在日常生活中死而复生的语言。漫长的流亡中,犹太人创立了意第绪语用于日常交流,希伯来语逐渐失去口头交际功能。你难以想象曾经有约1800年,恋人们不用这种语言互诉衷肠……19世纪下半叶,《圣经》希伯来语被重新用于现实生活,加进现代词语、俚语和外来语,得以复兴。所以,如果亚伯拉罕来到我们中间,他可以听懂一半的话。”

  1986年出版的《证之于:爱》,打破传统文学界限,以交叉、隐喻的独创性文本,描绘了大屠杀幸存者下一代人的“非正常”生活,开创了以色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先河。小说问世后,被《纽约时报》誉为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格拉斯的《铁皮鼓》等作品并肩的经典。

  “关于大屠杀,希伯来语有个专门词‘Shoah’。在我初有记忆的童年,周围人就在谈论‘那边发生的事’,大人们常说‘纳粹野兽’,儿时的我并不明白它的意思。”

  小说中,8岁男孩莫米克发现大人似乎永远无法从过去中挣脱,遂认定“纳粹野兽”是种神秘的动物。凭着孩子的勇气,他试图将野兽引出家里的地窖,把他的父母从惊吓中救出来。父辈们“密封起来的痛苦”成了莫米克沉重的精神负担,成年后的他冷漠苦涩,害怕去爱。幸存者子女的精神世界被创伤、恐怖和耻辱所困扰,同“纳粹野兽”的搏斗,成了一代人的苦涩体验。

  “我出生那会儿,许多幸存者刚从集中营回来,精神上伤痕累累,生活在沉重的集体沉默中。他们很难重新相信他人,甚至不相信自己还想活下去。我没经历过大屠杀,也不是‘第二代’,然而面对周围人遭受的这种终极伤害,面对所处的民族曾经的集体创伤,你怎么可能不写下来?”

  格罗斯曼意识到,大屠杀镌刻在以色列人的记忆深处,只有当他描写未曾经历的“那边发生的事”时,他才能真正理解自己身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男人、父亲和作家在以色列的生活。

  “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想探讨两个问题:首先,作为一名犹太人,如果当时我被关押在集中营,被剥夺了名字、性别等个人独特性,只留下一个冷冰冰的编号,为了保存自我,我会怎么做?会自杀吗?第二个问题,如果我是在场的刽子手,有什么可以保护我脱离这部罪恶的杀人机器?我保留的最后一点人性是什么?作为人,而不只是作为犹太人,每个人都得自我追问这两个问题。要知道,直至今天,剥夺个人独特性的独裁统治,与被迫卷入群体暴力的危险,仍像幽灵一样存在着。”

  写作,让我重获新生

  “人们常说,有个孩子是件多么美妙的事,父母养育孩子是幸福的。但在以色列,每个家庭都有阴影——将来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呢?”

  格罗斯曼有3个孩子,3年多时间里,他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先后送上了战场。

  先是长子乔纳森被召到部队当坦克手,格罗斯曼夫妇终日牵挂他的安危,同时,年幼子女的安全也令他们忧心。次子乌利和女儿露茜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但夫妇俩从不让他们乘坐同一辆公车上学——万一孩子们乘坐的那辆车遭到恐怖袭击,后果不堪设想。

  “直到现在,许多以色列人依然活在随时面临亲友离开的忧惧心境中。”

  格罗斯曼动笔写《直到大地尽头》时,乔纳森还有半年即将退役,乌利则即将服役,他的内心充满慈父的爱,“希望它能佑护他们平安归来。”乔纳森回来了,不幸的是,年仅20岁的乌利后来战死沙场。

  2006年黎巴嫩战争爆发,就在格罗斯曼与奥兹、约书亚呼吁以色列政府停火后几十个小时,乌利死于真主党的炮火中。当时,格罗斯曼正和同伴们站在坦克旁,盼望着停火后回家过安息日。

  “乌利是在我写《直到大地尽头》时死去的,当时离他21岁生日只有两周。乌利出事前我已经在这本书上花了3年时间,他一直知道我在写这本书,每次从部队回来都跟我讨论。他死后,我觉得自己被连根拔起,什么都没有了意义。”

  悲痛欲绝的格罗斯曼一度决定放弃,但在挚友的鼓励下,最终走出丧子之痛,在2008年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他说,“写作让我重获新生。”

  小说中,格罗斯曼融合自己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刻画了母亲奥拉在儿子踏上战场后的真实心境。因担惊受怕、不堪噩耗来袭的折磨,她毅然选择与年轻时的爱人徒步穿越以色列。

  除了触目惊心的战争灾难,格罗斯曼也写丈夫猜忌妻子,写耶路撒冷大街上无家可归的孩子,写沉浸在爱情白日梦中的男男女女,写《圣经》人物参孙的孤独,写母女之间微妙而混乱的关系,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讲座最后,话题再次落到“爱”上。“爱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写作,正是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最基本的是,爱,意味着宽恕。”

  我决定回应罪恶 的待人之道

  ——对话格罗斯曼

  寻找真爱是庞大复杂的工程

  人物周刊:马尔克斯说,妇女以铁的手腕维持着世界的秩序,男人以狂热鲁莽的行动闯荡世界、推动历史。在《直到大地尽头》里您写了一位坚韧的母亲,另外,您还写过一本《她的身体知道》。您怎么看两性的历史作用?

  格罗斯曼:博尔赫斯曾引用北欧神话评述道,争战的企图形成了男人——在许多国家都有表现男人捣毁兽穴的图片。我在《直到大地尽头》里写了个女人,她的举动不同寻常,不等军队的人告诉她儿子死在战场的噩耗,她就走了。她不是像其他女人那样等着男人从战场上带来坏消息。我想,和男人相比,也许女人更具颠覆性,更怀疑国家机器。军队、政府这些庞大的系统都是男人造出来的。

  人物周刊:您写过一本《做我的刀》,昨天演讲时,您还引用了卡夫卡的话,在您的阐释中,爱与刀确乎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格罗斯曼:是的。卡夫卡说,爱是将你这把刀扎入我的灵魂中。这很疯狂,不只疯狂,而且残酷,非常卡夫卡的说法。《做我的刀》的男主人公在校友会上见到一个女人,完全不知道她是谁,却陷入了爱河。他开始给她写信,字里行间充满激情。而这个女人呢?她非常克制,很理解他的情感,既不拒绝又保持距离,让他难以自拔。就像卡夫卡所说,这是一把致命的刀。

  但在真爱中我们获得另一人的帮助,被其完全接纳,有时甚至提升至超我境界,而不只是我们原本的样子。如果我们够幸运,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但这很罕见,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所以寻找真爱是个庞大复杂的工程。

  人物周刊:这和犹太人对神性之爱的长年探索有关吗?

  格罗斯曼:我是传统的犹太人,但我不相信上帝,我相信更贴近人类内心的东西,我相信生命的价值。那么多残暴行径都是宗教纷争导致的,不只发生在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整个世界都被卷入其中。我并不反对宗教,一些年长的犹太教信徒令我欣赏,但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人。诚如加缪所言,人比人的典范更伟大,最典范的人是神。

  阿摩司说,“这部小说会挽救你!”

  人物周刊:《证之于:爱》第二部分写到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 1892-1942,其作品《鳄鱼街》中译本已出版),为何选择一个作家为小说人物,您深受他的影响?

  格罗斯曼:舒尔茨是位犹太裔作家,我头回听说他是在自己第一部小说《羔羊的微笑》完成时。你知道,一个新作家很乐意听到读者反馈。一个陌生人读完小说后给我电话说,你的书写得真好,但你一定深受布鲁诺·舒尔茨的影响、窃取了他不少创作手法……好吧,但事实上,我当时并没读过他的作品。

  后来我读到舒尔茨一则短篇,不得不赞叹他是一位天才!渐渐地,我读了他所有作品。他的每一页、每一个句子,都是层次丰富的语词宝库,多彩而充满想象力,就像一座座瞬间爆发的火山。

  那本书的后记里,译者讲述了一则有关舒尔茨的故事。他住在波兰的Drohobycz,纳粹占领这个城镇时,舒尔茨成了隔都(犹太人居住区)一个纳粹军官(兰道)的奴隶。一天,这个军官和另一个军官(君特)因为赌博争执起来。君特在街角看到舒尔茨,掏出枪就把他打死了,对兰道说,“我杀了你的犹太人。”“很好。”兰道回应道,“现在我要杀你的犹太人。”

  人被当作物品般随便处理、杀害,就像“我杀了你的犹太人,我杀了你的犹太人”,读到这些时,我直冒冷汗,简直不想再活下去了。于是,我决定写一本书,回应这些罪恶的待人之道。这就是《证之于:爱》,舒尔茨成了书中的重要角色。

  人物周刊:说说作家阿摩司·奥兹,听说他是您的挚友。

  格罗斯曼:啊,我很爱他,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作品出版前,我们经常交换手稿,这种关系很特别。当我还在写作《直到大地尽头》时,乌利去世了,他和约书亚来到我这里。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挽救这本小说。”阿摩司的表述很精辟,他说,“这部小说会挽救你!”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被救活了,但我想,他这句鼓励对我非常重要。

  犹太人应该摆脱被放逐之感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还是个孩子时,意第绪语传统文学对您有很大影响。

  格罗斯曼:瞧!世界并不总是坏的,这是件多么美妙的事。我在异国他乡,还有人和我讨论我的父辈童年时使用的古老语言。事实上,我不会讲意第绪语,但我父母、祖父母都讲。它是一种含义丰富的语言,有许多谚语和箴言,蕴含着代代相传的智慧。同时,你可以感觉到,它很有幽默感,叙述中常常埋着自我调侃。这门语言有顽强的生命力,就像艾萨克·辛格(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惟一以意第绪语作品获奖的作家)曾经说的,意地绪语是现今世上历史最长、却即将消亡的古老语言。

  人物周刊:您也为孩子们写了很多作品,这对您意味着什么?

  格罗斯曼:我热衷于为孩子们写作,我相信童年的能量,这个阶段我们开始探索和发现世界。但我同样记得,还是个孩子时我非常孤独。对一个孩子来说,了解和掌握家庭关系、社会和这个世界的普遍价值,是一辈子的事。谁是好人?什么可以做、什么又不可以做?死亡是什么?儿时我就疑惑,祖父为什么会突然死去,留下祖母一人伤心地哭泣,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能告诉你。面对所有这些重大问题,孩子们都像局外人。我们应该理解,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理解孩子的难处。我想从孩子的视角把这些写出来。

  我女儿现在17岁,你知道,孩子处于青春期,父亲不好当。青春期的孩子充满了困惑,有时惊讶于身体的变化,有时被同伴误解和背叛。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保持年轻,但没人希望永远处于青春期。我对这个年龄段非常着迷。就像12岁左右,你进入一个隧道,20多岁时,你走出这个隧道,变成完全不同的人。我试图记录,在这个青春期隧道中,人对父母、朋友们看法的改变,这是件令人兴奋的事!

  人物周刊:提及局外人,您昨天曾说,犹太人一直觉得自己是局外人?

  格罗斯曼:我个人觉得,犹太人在历史上总是有种被放逐的感觉,觉得不被接受。即使他们已被周围人接受,也常常被昔日的神秘事物所牵引。我认为,我们犹太人应该摆脱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抛开历史的梦魇,植根于现实的存在,像一般人一样,结束与邻居的冲突,找到和平,享受生活实在的快乐。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得很有安全感,但以色列人感到非常脆弱、易受影响,总有生存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感是中国人无法感觉甚至无法理解的。

  人物周刊:说说您对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的看法?

  格罗斯曼:佩雷斯总统是很有象征性的角色。他很聪明,深受以色列和整个世界的爱戴。我希望他对和平更加积极,多年前,他曾是非常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之一。但我想说,成为总统后他太忙碌了,以至于总是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内塔尼亚胡总理则是另一种情况。骨子里他并不相信巴勒斯坦与我们签订的和平协议。我见过他,他绝顶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我认为,他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内心充满忧惧。到目前为止他都不是以色列人民需要的领导人。他一直煽动和操纵人们的忧惧,而不是引导以色列人向正确的愿景前进。当人们充满怀疑和恐惧,就很难对现状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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