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娃

　　王书亚

　　小说译者谢瑶玲女士，是东吴大学的老师。东吴的校训，是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一句话，“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一位基督徒总统，写给下一位基督徒总统。但言语内涵，却与他们的信仰，毫无瓜葛。

　　人类的走向，是越来越自负。人类的悲剧，是永远对自己身临其境的世代，评价过高。一切道德上的努力，都好像在气球上写“养天地正气”。一切物质上的堆积，都好像在坟墓中说，“法古今完人”。

　　圣人、伟人、巨人、完人，其实都是死人。每当人们设立目标杜撰主义，就翻开历史，一次次地“从死人中找活人”。

　　学雷锋的意思，就是从死人中找活人。三代之治的理想，也是从死人中找活人。不是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而是天不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因为人类的病，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死人没有权柄，将他的伟大，传递给活人。所以雷锋是雷锋，你还是你。道德，不像疾病可以传染。

　　道德若不立在信仰之上，道德就是一个咒诅。信仰救人是一个一个救，道德杀人是一片一片杀。信仰是生命，就像零售，你要独自开口，自己伸手；道德是标准，就像批发，同一批货，只有一个编号。你在道德中被定罪，你在信仰中被拣选。

　　一次，我和小书亚出去，见一个老汉弯腰驼背，在垃圾箱里找东西。我叫小书亚拿了5块钱过去。我第一眼生出的，是对他的怜悯。但这种怜悯是道德意义上的，连同我的施舍在内，都诱惑着我，叫我内心深处，生出一种隐秘的骄傲。

　　但我第二眼生出的，是对自己的怜悯。当我将自己与那个老汉比较时，我是一个道德主义者。所谓道德生活，就是一种活在比较中的生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道德就等于道德优越感。只是，当我不是将自己与老汉比，而是与老汉捡回去的垃圾比时，我鼻子忽然就酸了，差点哭出声来。

　　为什么我要送他钱？不是因为我不需要像他，从垃圾桶里捡东西；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上帝从垃圾桶中拣回来的东西。我不能“养天地正气”；我的同类中，也没有可以效法的古今完人。说到底，我无法活在崇高的道德中。若不在信仰中被拣选、被新造，我的一切道德，都将助长我的道德优越感。我的道德优越感，终有一天吞没我一切的道德实践。

　　我出于信仰而施舍，不是出于道德而施舍。我出于被造的本质而行善，不是出于现实的才能、机遇、地位和品德而行善。这些是我看了电影，对自我的一段省察。

　　谢瑶玲老师译过许多中世纪教会题材小说，最著名的是《玫瑰之名》和《女教皇》。刚好，德国拍了这部电影。在13世纪的传说中，这位女教皇若安是在德国南部出生的(离马丁·路德的家乡不远)。德国人似乎很喜欢这个子虚乌有的故事，能同时满足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3座大山。刚好，国内今年也出版了中译本。传说中，若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她乔装成修道士，一生渴望让自己的才华，如明亮晨星，照在人前。电影迎合女性主义的视角，将悲剧刻画为社会性的，即女性的地位、才华在那个时代不被尊重。但在我看来，真正的悲剧仍然是关乎信仰的。如果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那么性别在人类社会的构成、和睦与美善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女权主义的一个左翼立场，就是才华挂帅，性别靠边。和左翼的政治挂帅一样，基本原则就是谁有本事谁上。于是男女性别就被非生命化，被视为物种进化中一种阶段性的和粗糙的安排。

　　若安学会了掩盖每月的经血，也为此舍弃了婚姻和家庭。但她仍无法胜过情欲的试探。在梵蒂冈怀孕，游行中当街产子，难产而死，以一种怵目惊心的方式暴露了她隐藏一生的性别。启蒙运动后，这个13世纪的传说被翻将出来，不断成为女权主义和反宗教的噱头。

　　若安的父亲是一个固执的乡村牧师。他在信仰上怀着深深的偏见，活在道德主义的残酷中。父亲拒绝让若安学习，她离家出走，选了一条错误的反抗之路，就是以隐藏性别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才华。

　　无论若安有多聪慧，当克洛维的日耳曼士兵冲进教堂时，她本能地躲在了祭坛下。智力不如她，也因此不被她尊敬的哥哥，却起身拔剑为她而死。我多么盼望智慧的若安能在这之后，回到对自己性别的认同中。她却反而决定一生隐藏在性别的谎言中。从这个角度说，她并不是女性主义者。因为现世的苦难，使她不愿相信夏娃的一切尊贵、才华和美好，和夏娃的性别密不可分；也不再相信男女性别的被造中，饱含着一个尽管艰辛，却始终高于这黑暗世代的崇高应许。

　　今天的女性有双重悲剧。一是男人们的傲慢和背约，使女人一直难以在家庭和社会中得着她们配得的平等与尊敬。二是女人们以牺牲、抹煞、藐视和放弃女性身份与特质的方式，去争取一种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女人”的虚构的自由。

　　传扬若安的故事，也是一种死人中找活人的努力。性别，本当是人类被造的特性中最宝贵和令人敬畏的一部分。但在一个慢慢男女不分的世代，人类的性别要么成了鸡肋，要么成了化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