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不平坦的《历程》
《瞭望》文章：陆川：不平坦的《历程》
“一个国家级的文化输出，要使用什么样的语境与方式，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这种讲述特别需要知识分子的理性”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实习生刘天骄
1989年陆川18岁，这一年他在北京参加完高考，和同学一起来到北戴河的海滨，他挎着一个车胎改成的救生圈游向大海。回头张望，岸上的人已变成小黑点。
一个巨浪突然袭来，巨大冲力竟掀走了救生圈，陆川并不会游泳，不祥预感一瞬而至，陆川整个人向水下沉沦。“从高三毕业考试开始，自己18年的人生像倒带一样一幕幕地闪回……”陆川回忆，最后的镜头是头顶上洞现一个光的隧道，隧道尽头有人在喊：“陆川！陆川！”
而此时另外一个声音近在耳边，“陆川，你要活下去！”
陆川奋力挣出水面，仰躺在海面上，双臂下意识地向身体内侧划水，不想这恰好是仰泳中的划水动作，他不停地游下去，头最后撞上了挂防鲨网的浮标……路过的船只救起了陆川。
今天，年少的传奇经历已成为轻松回忆的往事，而作为青年导演的陆川，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历险、奇迹、幸存，仍使他一次次心绪难平。
他的上一部电影《南京！南京！》拍摄过程中，资金链一度断裂，电影面临夭折的风险……《南京！南京！》首映礼上，陆川目睹父亲落泪的视频，一时哽咽失声。
他的最新作品是《历程》，这部8分钟的电影是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主展影片之一，不为外人所知的是：《历程》的剧本一度被推翻。其后，陆川面临主展影片另一拍摄团队的竞争压力，直至世博会开幕，陆川还不能确定《历程》是否能够上映。
奇迹再次发生了。从4月28日开始，“利好消息不断传来”，5月1日，《历程》成为中国馆的主展影片，这一天至少3万名观众在体量巨大的中国馆内观赏到三折银幕上放映的《历程》。
这天下午，陆川收到一条短信，《历程》上映，“许多人都给看哭了。”
“每个导演的每部片子都是呕心沥血的，”陆川6月7日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电影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东西。只有电影拍得好了，这个呕心沥血才是一个值得说的事情。”
《历程》的坎坷
陆川坐在自己公司的会议室里，身旁放着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聘书，“影像艺术总监”是陆川最初在中国馆的职务。2008年年底，上海世博会协调局的领导询问陆川是否愿意担任中国馆主展影片的导演，陆川考虑后接受了任务。
“但是我得说，我彻底低估了这件事的难度。”陆川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10月初，陆川不再是主展影片的唯一导演，他面对来自上海的拍摄团队的竞争与最终可能被淘汰的压力。
《瞭望》：据说很多人把《和谐中国》和你导演的影片《历程》搞混了？
陆川：我要在这里澄清一下，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在49平方米展厅有两部片子交替放映。一部是我拍摄的《历程》，另一部是郑大圣导演的《和谐中国》。很多人把《和谐中国》和我执导的影片搞混了，我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中也澄清过这一点。
《瞭望》：直到4月27日，影片还在进行修改。甚至在5月1日开园仪式前，你还不确定这部影片是否能上映。请谈谈其中的过程。
陆川：4月20日，还有两个动画镜头没做完，开着天窗呢。如果最后这两个镜头不完成，就等于把影片的生存权交出去(另一部备选影片已完成)，4月28日才最后做完。5月初的时候我们还在修改，把汶川新貌部分加长，事实上5月上旬才完成最后一个版本的修改。
《瞭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陆川：2009年6月以前，我们的团队作了一套完整的创意。我觉得世博会不仅仅是中国成绩的一个展现，而且是人类梦想的一个舞台。中国要向世界展现什么？是展现力量与成绩，还是展示我们的善意，以及我们未来对地球的责任？在我看来，要跳出既有的思路，中国人表述的梦想应该和全人类的梦想逐渐交融。
很幸运这个方案通过了。从2009年6月开始筹拍，到2009年9月份，我们已经准备开机。9月底突然接到通知，已确定的拍摄方案被推翻，要求新的方案实实在在地反映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
《瞭望》：这之后，你参与了持续半年以上时间的“比稿”？
陆川：“比稿”的意思是你不再是这一影片确认的导演了，再回到上海，出现了5个团队共同竞争的态势。
这件事情让我们整个团队纠结了一段时间，其间一部分人员要解散，一部分合同要终止，已租赁的器材要退还。这时，我偶然看到了上海团队的剧本，发现他们回到传统宣传片的路子上去了。我思考后对团队成员们说，我们得坚持。
我们宁可拿出一个好的创意，然后被评价为：“对不起，你这个创意不适合国家馆。”我们决定即使站着被人轰走，也不能躺着自杀。坚持下去就意味着我们的表述还有一线机会。这一期间，中国国家馆的布展总设计师潘公凯教授以及世博局的领导非常支持我们。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坚持下来。
《瞭望》：“比稿”的过程也是不平坦的？
陆川：从2009年9月底开始比稿，然后一轮一轮比下去。每次我们排名都在后面，但是都幸存了下来，因为每次只要淘汰一名。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最后。到2009年12月底的时候，对手只剩下一家了，我们一直坚持下来了。
《瞭望》：何时出现了“转机”？
陆川：一些领导人认可了我们的思路，也因此片子迎来了转机。最后一次审片，导演不能留在现场，在这之前世博局领导给我打电话说，如果选不上别有什么想法。我在机房里一直等待，放映后传来了好消息，主审的领导鼓掌了。
后来听说一位退休的国家领导人看了片子后说：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城市是人民建起来的城市，这个片子就在说这件事情。5月1日以后，这个片子成为中国馆的主展影片之一。
《瞭望》：你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影片没能做到100分。这么说，你对影片不是很满意？
陆川：如果给自己的这部影片打分，算上时间因素，我打80分，因为短时间内做出来确实不容易；如果单纯就影片评价，我觉得是刚及格。比如“CG”制作(“CG”是计算机图形ComputerGraphics的缩写)方面是个遗憾。如果有更多的时间，一定会在品质上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历程》的解读
陆川把影片《历程》称为“试管婴儿”。这部为中国馆拍摄的影片，在整体创作过程中，剧本中的创意都要放在专家与领导面前反复讨论、修改。这对于由导演个体完成的电影艺术创作来讲，是一个全新的经历。
那时，陆川一周要飞一两次上海，带着改好的剧本，接受新一轮的评判与修改意见，然后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历程》前前后后的剧本至少写了100稿。
《瞭望》：导演张艺谋曾说，奥运开幕式是他导过的电影中最难的一部。对你而言，世博会中国馆主展影片又意味着什么？
陆川：拍完《历程》之后，我特别理解他的这句话。要用8分钟去讲述30年，以往的思路是镜头前站一群人，一张张笑脸，但这种方法很可能进入不了观众的内心，我最后摒弃了很多常规的动作，在艺术创作上冒了一些风险。包括汶川抗震的镜头到底要不要这个问题上，我一直坚持保留。最后是观者和媒体的口碑救了这部片子，看到片子受到观者认可，我们也很欣慰。
影片最后聚焦的主体是进城的农民工这一群体，改革开放30年来付出最多的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一开始我不太理解农民工和一个国家馆的主展影片有什么共通之处。我想起我的父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经历，是他们与战友徒手在戈壁滩上建起了石河子这座新城。我们应该尊重劳动者群体的力量，中国的进步离不开他们的贡献，可以说中国的进步就是在他们的肩膀上扛过来的。
《瞭望》：为什么在《历程》中要坚持加入灾难情节？在最终的影片版本中，这一情节与设想中的有何不同？
陆川：中国人最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灾难的那种坚韧。我们用了足足1分钟的“子弹时间”(拍摄某一瞬间凝固的画面)来表现。我觉得中国人最厉害的一点，不是建了多少楼，修了多少高速公路，而是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坚韧，这就是中国人内心自强不息的生命力所在。
中国馆主展影片是展现这种生命力最好的场合，这一段的最终效果是比较有震撼力的。当时围绕着这一场景曾有持续的争议，但最后还是得以保留，后来加上了旁白，加上了汶川灾区重建的新貌，让主旨看起来更全面一些。
《瞭望》：据说因为这个段落，《历程》有不能上映的风险？
陆川：4月25、26日的时候，汶川这个段落还是处于被质疑的境地，这种穿越灾难的表达对既有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挑战。有人出于谨慎，提出再一次修改的意见，但时间已经非常紧迫。
对于我来说，无论结果如何，承载着我们希望的作品最终完成了。即使它最终不能在中国馆放映，我们也认为最重要的是“孩子生出来了”，艺术创作有了最终的成果。后来，片子奇迹般赢来了转机，领导们看过后认可了我们的思路。
《瞭望》：世博会是各国文明的际会，与其他国家的布展内容的差异，让你产生哪些思考？
陆川：我觉得整个中国馆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了，其他国家馆都做得很轻松，抓住一个点来展示。今后是不是类似的展示可以做得更有弹性、更个性化一些？这是我心中的设问。
超越的动力
陆川被认为是一个“有野心”的导演，过去十年他拍摄的《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三部电影，呈现出他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动力。
陆川的上一部影片《南京！南京！》上映之初就引起激烈争议。影片以日本兵角川为视角，前所未有地展示了南京大屠杀背景下日本军人的心灵状态。争议之后，这部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系列大奖。
现在，这位言语方式与艺术探索都充满冲击力的年轻导演，建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力图使自己的作品在艺术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向走出一条新路。
《瞭望》：你刚刚作了一次演讲，主题事关《历程》，但观众提问时却围绕着你的上一部影片《南京！南京！》，这部影片面临的争议与思考仍然没有停息。
陆川：《南京！南京！》上映后，面临铺天盖地的批评，我的家人很焦虑，我一度还收到了死亡威胁。但我一直认为拍了一部“正确”的电影。以后的影片，我不会刻意去寻求争议，但追求真相和真实是我的责任。一个国家级的文化输出，要使用什么样的语境与方式，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这种讲述特别需要知识分子的理性。
《瞭望》：你的下一部电影为何将目光投向“鸿门宴”这一历史故事？
陆川：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秦统一后在文化上则被视为一种倒退，而中华文化的断裂是在汉武帝之后。我的目的是要追溯那个时代真实的人文地理情况，在下一部电影《王的盛宴》中，我其实要追问的是：文化断裂前的文明是什么样？
《瞭望》：你的影片往往给人一种思想上的冲击力，有人认为你是一个有野心的导演。
陆川：在电影艺术道路上发出更大的声音确实是我的渴望。《南京！南京！》在制作规模上已经作出有益的探索，我希望下一部影片在原创性和深度上仍然有持续的追求，在智慧层面能达到让人耳目一新甚至“耸人听闻”的程度，但这是指思辨价值，而不是指视觉上的生理刺激。
《瞭望》：你的表达方式与言辞很直率，这是否和你的性格与经历有关？
陆川：对于艺术家来讲，现代社会确实有了更多的言论空间，至于这种话语方式是否和性格有关，这个我没有思考过。
《瞭望》：你在上次接受采访时说，希望电影《南京！南京！》上映后，自己的生活能安顿下来。现在，安顿下来了吗？
陆川：我曾经在10年时间里搬过二十多次家，不久前我在北京三四环之间买了一套房子，虽然不幸成为房奴，但从某种角度上讲生活比以前安顿了。
我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现在公司的团队已经越来越成熟，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一年以前还是我一个人赚钱，七八个人花。现在，很多事我可以和他们商量，他们开始为我遮风挡雨，我感觉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在变得强大，这些都让我的幸福指数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