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中国各地，住在偏僻乡村，爱和人们聊天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心印

　　1996年8月，涪陵，这座长江边上的小城来了两个美国人。其中一个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是作为美国慈善组织“和平队”的友好志愿者，被派到涪陵师范学院做英语老师的。那一年何伟27岁。

　　据当地的老人讲，上一次有美国人到涪陵来，是上世纪40年代。涪陵，这座当时只有20万人口、不通铁路的小城，是何伟认识中国的基础。

　　有一个“很典型的中国人的名字”

　　何伟之所以来中国，是源于他25岁时的毕业旅行。那年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计划从俄罗斯途经中国，再去越南和泰国。然而到中国后，他改变了行程，仅在北京就待了五六个星期，越南和泰国根本没有去。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发现，“中国呈现出一种非凡的活力，这里的人灵活、务实”。

　　于是，年轻的何伟报名参加了“和平队”，很快当上志愿者，并被派往中国。临行前的汉语培训课上，老师随口给了他一个新名字——何伟。来中国后，他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名字，因为“这是个很典型的中国人的名字”。

　　在涪陵待了两年后，何伟回到美国，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书《江城》，书中记录了他在涪陵的生活。这本书一经出版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销售，并三次再版，被誉为“认识中国必读的一本书”。

　　1999年，何伟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的身份是《纽约客》驻华记者，同时为《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他又在中国生活了7年，其间驾车跑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在北京时，他曾住在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的“小菊儿胡同”，或者郊区一个极偏僻的叫“三岔”的小村子里。

　　凭借多年的亲身经历，何伟又先后写下了另外两部书《甲骨文》和《寻路中国》，和之前的《江城》一起，并称为“中国三部曲”。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点：描写的都是最真实细微的普通百姓的生活。有评论家说，何伟的书在国外广受关注，是因为西方人通过他来认识一个政治意义以外的真实中国；他的书在被迅速地翻译成中文后，同样风靡中国，则是因为中国人也在通过他来重新认识自己，审视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也许人们总是需要透过别人的眼光，才能更清楚地看懂自己。

　　“我喜欢观察记录普通人的生活”

　　在最新出版的《寻路中国》里，何伟用幽默的表达方式和优美的文笔，举重若轻地讲述着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人们能看到10年来，中国的变化，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读者往往是笑着读完继而陷入沉思。在接受采访时，何伟用极其流畅的中文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在中国，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中国人普遍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而事实上，没有人能把今日的中国琢磨透。”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新书《寻路中国》，为什么用一个假警察站在乡村公路边作为封面？

　　何伟：因为书里面写到过警察，同时也是因为好玩，一种幽默。在美国的公路边不会有这种假警察，如果有，一天就给破坏掉了，很多美国人不喜欢警察。但是在中国有很多。外国人总觉得中国管得很严，其实它有严的方面，另一方面也很自由，尤其是开车和做生意。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会选择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作为你写作的对象？

　　何伟：一般的外国记者特别重视政治，他们生活在北京，住在外交公寓里，他们的交往圈和我在涪陵与当地人的交流不一样。我喜欢观察记录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他们抽什么烟、买什么东西、重视什么，这些细节很重要，中国不仅发生了很多大事，也有这种细微的变化。我觉得近10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有那么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些变化有历史价值。但是中国人太忙了，他们没有时间关心这些，中国的大多数记者每天都忙于报道新闻，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则很少和农村来的人交流。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书中引用了大量详实的历史、地理资料，你是怎么做到的？

　　何伟：我找了很多书，也采访专家、学者。最重要的是时间，做得太快不行，太快会比较浅。《寻路中国》差不多用了6年的时间来完成。一般中国的作家和记者很难做到这点，如果这样做，他们的生活保障就会遇到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书对美国读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何伟：现在美国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中国是特别复杂的，很难介绍。我虽然为杂志撰稿，但相比而言，写那些新闻不重要，写书更重要，因为要用比较长的篇幅，才可以把一些问题讲清楚。我想我的书可以促使美国人来中国看一下——我写的中国和他们在报纸上看到的不一样。

　　“中国人比较乐观，而美国人很悲观”

　　记者对何伟进行采访时，他正在准备动身前往埃及，那是他和妻子张彤禾早就计划好的。张彤禾是美籍华人，曾是《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她曾经辞去工作用3年时间扎根东莞，追踪大量在工厂打工的女孩，写成了《工厂女孩》一书。这次他们打算去埃及待上五六年，记录那里的生活，然后再重新回到中国。

　　环球人物杂志：在中国的生活，对你有哪些影响？

　　何伟：我变得比较务实，而且面对一些没有办法的事情，态度会轻松一点。中国人比较乐观，而美国人很悲观。实际上，美国人的情况挺好的，他们应该承认自己运气好，不应该抱怨太多，美国人吃的苦少，太娇惯了。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中国旅行和居住的这些年里，哪些人令你印象深刻？你喜欢这些人身上的什么特点？

　　何伟：我去了很多偏僻的地方，在山西我遇到过一个叫张宝龙的风水先生，他的名片上列出了27个不同的服务项目，从“选择配偶”到“选择坟地”，是“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其中还有“拖移车辆”，项目编号是22，介于“迁坟”和“敲锣打鼓”之间。我想，如果真在西部某个地方遇到了麻烦事，我可以找他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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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岔”，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老魏，我们经常联系。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壮年之一，家里有30多本法律书籍，曾经想当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后来放弃了。他为改善生活做过各种尝试，比如养水蛭。我喜欢这些人身上的灵活和务实。

　　环球人物杂志：这次要长时间地离开中国，去和你的中国朋友们告别了吗？

　　何伟：两个星期前，我回了“小菊儿胡同”，那里现在有很多酒吧，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在那里玩，变化很大，不过总比拆掉好。前段时间我也去了涪陵，我发现那里的人思想更开阔了，对外国也比较了解。

　　环球人物杂志：你打算还要再回到中国？

　　何伟：是的。我还是喜欢在中国写东西，生活也已经习惯了。我有两个9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她们的中文名字叫张兴采和张兴柔。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在中国学中文。

　　前年，我们在“三岔”盖了新房子，里面我做了一些设计，但是外面和当地的房子一样，是老魏帮我找人盖的。以后我们再回中国的时候打算住在那里。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呢？

　　何伟：我从小就想当自由撰稿人，在读书的时候就不喜欢和别人一起做事情。在《纽约客》做撰稿人是很自由的，没什么约束，保险什么的也是我自己交。好在我的书很畅销，没有经济压力。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能在不同的国家生活，是种难得的体验。我现在也还算年轻，我还有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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