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历史研究的面前，不断“整容”、过往面貌消失殆尽、又向来缺乏文化物质保护的香港，等于给传统研究方法出了一道难题。而影像所具有的包容性，或许正是解决之道。即便不能察看全景，触及根本，也可以耳闻目睹它的片断……

　　撰稿／钟 瑾

　　香港到底什么样？

　　有经济成就做后盾，再加上英美时髦文化，香港一直在内地人面前保持着优越感——直到最近。

　　抢购、买房、产子，这段时间一直是内地和香港本地的媒体不断重复的三个关键词。由此而起的肢体冲突，香港本地人的惊慌和舆论争议，乃至港府政策调整，前所未有地拉近了香港和内地的距离。

　　在“他们可以来内地，我们不能去香港”的岁月里，内地人对于香港积郁已久的好奇与向往，曾经喷薄出一首《我的1997》。

　　艾敬在电视机里头领唱，人们跟着心潮澎湃：“……香港，香港，怎么那么香？……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了……”

　　人们对花花世界的急不可待是显而易见的，什么“八佰伴的衣服”、“红磡体育馆”，还有“午夜电影”。不过，歌词里一开始还有些遮遮掩掩的意思，人们也象征性地问：“什么时候有了香港？香港人又是怎么样？”

　　是啊，香港到底什么样？

　　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它受尽屈辱与苦难，颠沛流离。在飘散来的靡靡之音里，它又是那么的绵软而甜腻。而周遭人们谈及经由广东带进来的录像带时，却是一副暧昧表情。电视荧屏上，偶尔会有惊鸿一瞥的香港明星，化着浓妆，顶着高耸的刘海，戴着鲜艳硕大的耳环，张牙舞爪。而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则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特务、警匪、夜总会、舞女、黑社会……总之，一街之隔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如此复杂和神秘，并且可望而不可及。直到有一天，大门开了，内地同胞欣喜若狂地冲过去，但百年耻辱感，随即化作了结结实实的购买力。

　　不断毁容，反复整容

　　香港人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

　　香港和内地，在版图上连为一体，却因为战争导致了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和地域政治上的分离，随着时间又一再加剧，而这种差异感的萌发和双重边缘化，共同催生了香港本土人矛盾的、多元化的身份意识，以至于到今天还在不断被提及。

　　另一方面，在将地产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的逻辑下，香港不断被“毁容”，又反复地被“整容”。建筑，最能体现城市形象。形形色色的建筑，其自身的存在形式以及彼此间的组合方式，在构建城市空间形态的同时，也造就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想象。殖民地的斑斑遗迹固然没有消失殆尽，但是，日常生活中某些能带给一代甚至几代人美好记忆的自然景色和历史遗迹，却在城市发展中被坚决无情地扫清了。

　　瓦尔特·本雅明对于巴黎“拱廊”的研究方案为当代城市研究的灵感源泉。一如他在著作里痛心于拱廊的拆除，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副教授黎肖娴也表示了她的忧虑：“如果人们对于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不得不依赖于城市的建筑实体来完成；那么，香港人恐怕要失忆了。”

　　身为香港人，黎肖娴当然关心香港，关心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她另外的身份——历史学者和电影学者以及跨界艺术家——则让她把对香港朴素的关爱深化为一种思考：究竟该如何书写香港的历史。她认为，要书写香港的历史，必须从文化层面出发。而对社会文化的关切，正好也契合了她进行学术研究的初衷。

　　黎肖娴说，她其实是个用文字写历史的人。而且，文字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便于铺展逻辑，精准地进行描述和陈辩。但是，在研究中碰到的很多史料，让她感到文字的单一无力，不足以引领读者潜进繁杂博大的历史深处。于是，她想到了艺术。事实上，对于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实践，早已从“必须科学”的牢笼中走出来，接纳“创作性”作为历史写作的方法之一。“影像艺术，对于捕捉和记录存在过的图像和声音，更能保存其气质、气氛以及整体观感。用这种方法去呈现和理解历史，虽未必精准，却可以不断地听、不断地看，给人以极力探索的空间。无疑是回顾过去、呈现过去的一种绝佳途径。”

　　看得见的声音，听得见的形象

　　黎肖娴非常认同著名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口号，后者认为“文化就是全部生活”。她笑称自己是个勤劳的影像收集者，“照片、新闻片、画作、现成的文字或图像档案、老电影中的街头实景，凡是碰到，我都会收集”。然后在其中寻找那些细微之处，寻找无声的、有可能被忽略和遮蔽的信息。此外，她也把她个人的录像日记纳入到作品素材中。

　　这些林林总总的材料放在一起，不成体系是显而易见的，甚至还缺乏内在逻辑。怎样“调教”这些材料、使它们为同一指向的叙事服务呢？黎肖娴觉得，“拼贴”最恰当不过。这种后现代手法，既有“片断美学”(Aesthetics of the Fragmentary)的内涵，同时又饱含颠覆、亵玩的意味。

　　2009年，黎肖娴开始用影像沉思历史，创作录像散文《史耕、吃茶、翻旧账》(Meditations on a Minor History)系列，计划中将会有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看得见的声音，听得见的形象》(Voices Seen，Images Heard)业已完成。它全长27分58秒，主要由四类影音元素构成。影音史料，是其中数量最大的元素。“影”，即图像，对于观众自是一目了然，而“音”当中则有一部分是寄身于一片黑色画面的深处，观者须循着依次或同时响起的声音——如轮船汽笛的鸣响、报时钟声的叮当、电台播音的方言、车轮滚滚和脚步声，以及一些难以确定的声响——自己在脑海里生成图景。这时候，画面上只间或打出字幕，提醒道：“This is Hong Kong(这是香港)”。对于尚不确定的影、音片段，作者也明确标示“This is supposed to be Hong Kong(这可能是香港)”。还有一些是旧时的香港电影，画面中的背景物事(Rear Projection)，的的确确属于当年的香港，尽管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而作者自己多年来间歇性拍摄的录像日记，则在场景今昔对比中，见证着香港的变与不变。

　　此外，这一系列的其他部分也已着手进行。据黎肖娴透露，第二部分将主要以1934年前后的香港中文报章的文字资料为素材，集中将当时男女专栏作家论述的“模范现代女性”和“摩登理想家庭”之种种，化为带有早期电影特色的摆设式的“活动”场景。第三、四部分则主要是游走于今昔香港的市区街道。

　　只发问，无定论

　　黎肖娴书写香港城市历史的过程，其中是在用学者和艺术家的两种身份进行自我对话，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想象她的香港。

　　她说，当她听着自己找到的30年代的声带，一方面兴致勃勃，一方面却又越听越觉得自己像外人，摸不着头脑。在城市历史研究的面前，不断“整容”、过往面貌消失殆尽、又向来缺乏文化物质保护的香港，等于给传统研究方法出了一道难题。而影像所具有的包容性，或许正是解决之道。即便不能察看全景，触及根本，也可以耳闻目睹它的片断——他们是什么模样？街道上有哪些人在走路？他们说话的声音是怎样的？谈的是什么？当历史时空远去，这些影音元素却仍可以撩动今人的感官和思维。而且，相对于主流电影要求观众忘我投入，影、音上的信息“断裂”反而会唤起观众的触觉和自觉。

　　但是，对于能不能用艺术的方式来记述和探讨历史，这种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人们认识和了解香港？黎肖娴的答案非常客观和理性。她说，“我不反对通俗、不反对顾及大多数人的需要。有更多人分享我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不能以此为前设来思考创作。我会先从个人的研究、感触、关注出发。我承认我比较倾向于知识分子受众。到目前为止，我算是幸运有知音。至今，《看得见的声音，听得见的形象》已经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映。不过，我的作品只发问，却不提供任何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