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厚道，知恩图报，多做善事，内心要习惯满足。有很多国家大事，我可以做，但是没有机会做，也不要内心憋屈。

　　记者／何映宇

　　蒋一成是上海松江人，说话的时候还带着浓浓的口音。

　　89岁了，行动多少需要些搀扶，可是除此之外，耳聪目明，身体康健，算不算另一种的“80后”？

　　身在海外，心系祖国。89岁的他，近几年来，频繁往返于中美两地之间，为美国参加世博会以及许多与世博会相关的工作出谋划策，牵线搭桥。

　　他有这样的影响力。从担任林登·约翰逊总统竞选经理及主席的那一刻起，他就在美国政坛扮演了秘密而重要的角色。在约翰逊、卡特、克林顿等多位美国总统的身边，有着这样一位黄皮肤黑眼睛的秘密东方智囊。蒋一成，一个传奇：1982年任美国国会远东工作委员会主席，1995－1996年任美国民主党全国财务委员会共同主席、克林顿/戈尔1996助选总部共同主席，1986年至今任美国亚洲协会主席，2004至今任世界华商联合会总会长……这些繁多的头衔和职位，记录着一位老人走过的风雨历程。

　　经历过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也有过石油生意场上的忐忑与风光，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个人奋斗史也是近一个世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美国错综复杂的关系的缩影。

　　让我们倾听，一个老人的声音，近一个世纪的声音。

　　战争阴云

　　新民周刊：你怎么这么小16岁就在重庆参军抗日了？后来又是怎么到了上海？

　　蒋一成：那年我去参军的时候才16岁，他们不接受，说我还是个小孩子，应该去上学读书而不是上战场打仗。我不死心，觉得自己不小了嘛，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又长高了一点，我又跑去，说我今年19岁，他们忘记了我曾经来报过名，结果我就蒙混过关了，其实我虚报了三岁。那时候没有什么身份证，也无法证明你到底多大，可以蒙混过关。所以到现在，我的护照上还写着1919年出生，其实我是1922年出生的。

　　新民周刊：你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严家淦先生是你的学长，抗战胜利后，你是怎么随严家淦先生一起去台湾服务于台湾省长官公署的？

　　蒋一成：我跟随他去台湾，那是1946年的事。台湾割让给日本53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严家淦去台湾把日本人遣送回去，我跟他一起去了台湾。严家淦是苏州人，比我高个几届，后来在蒋介石去世之后做过一届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他比我大几岁，和荣毅仁曾经是同学。

　　新民周刊：1949年后，你和父亲蒋秉仁还有见过面吗？

　　蒋一成：没有再见面了。抗战胜利之后我们见过面。他是当时上海市的邮政局长，没有太大实权，也不是一个很有政治色彩的人物，所以他抗战胜利后就回到松江老家。但是1949年之后，两岸对立，交通都封锁了，我们分开之后就再没有见面。

　　总统竞选：要有判断力

　　新民周刊：1958年，你成为美国得州荣誉公民，荣誉海军上将，你并非军界人士，怎么会授予你荣誉海军上将的呢？美国得州马歇尔市荣誉警长、荣誉市长、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印地安族荣誉酋长，这又是怎么回事？

　　蒋一成：就是做得比他们好嘛，一切都超过他们，比他们优秀，比他们努力。在一个上了轨道的国家，你如果比他们做得更好，更出色，社会马上就要奖励你。

　　新民周刊：你与林登·约翰逊交往甚密，并担任其总统竞选的竞选经理及主席，和约翰逊总统是怎么相识的？

　　蒋一成：他当时是参议员，多数党领袖，在美国已经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听他身边的人说，从中国来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年轻人，过完圣诞节，回到家，他马上就请我去他家做客。我和他认识以后，我就建议他出来竞选总统。但是他说，“不行，不行。因为在美国的历史上，南方人没人做过总统” 。我鼓励他说：“总会有第一位的。”我觉得他的一切条件都非常好，我愿意出钱出力帮他竞选。于是他就同意了。可是他又认为自己斗不过肯尼迪，所以他做了肯尼迪的副手，那一届的副总统。在美国，做副总统，差不多就是政治自杀，副总统其实没什么权，一切都要听总统。而在国会里担任多数党领袖非常有影响力，总统的一切政策他都可以否决。没想到，肯尼迪总统遇刺被暗杀，他第二次参加大选，结果很顺利地大胜对手成为美国总统。我只是出钱出力，帮他宣传而已。

　　新民周刊：就你对美国政坛的了解，你觉得肯尼迪总统遇刺与美国军界有没有关系？

　　蒋一成：这始终是个谜案，当时很多人怀疑是不是苏联人实施了暗杀计划，也没找到证据。暗杀总统的刺客很快又被暗杀，线索断了，此案从此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就我所知，不一定有关。

　　新民周刊：在总统竞选方面，你后来还与卡特、克林顿合作，成为美国政坛的一段传奇。要想在总统竞选中获得胜利，你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蒋一成：要有判断力。我帮助竞选的候选人是100%成功。如果出钱出力，花了那么多力气，结果推的候选人却不能成功，那就做无用功了，是吧？最关键的，对美国国内的形势要深刻了解和自我判断。

　　从石油大亨到嘉年华馆馆长

　　新民周刊：你做石油生意好像也很传奇，当年世界首富、美国石油大王亨特(H.L.Hunt)怎么会邀请你——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合作从事石油探采的？

　　蒋一成：也许是好事做多了，有好报吧。当时的石油大王，也是全美和世界首富亨特先生找到我。我也不认识他，他听说了我的名字，认为这个年轻人很不错——很热心，很慷慨，很厚道，人缘也很不错——所以就希望我能做他的合作伙伴。我一开始都不敢相信，翻来覆去地想，我能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万一投资失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他不会骗我，他诚信很好，他喜欢邀请一些人共同投资，一起打井。我就怕他万一看走眼了怎么办？他说这口井怎么好怎么好，每个人都这么说，他万一说得不对呢？我很担心，但是还是硬着头皮上了。结果打了几个小时，到了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来说，说你这个傻小子福气太好了，第一口就打中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第一口井就打中，哪有这种事！那是亨特喜欢我的为人，觉得我是个可以深交的朋友，想要让我和他一起发财，他知道直接给你钱你是不会要的，所以找了这样的借口。

　　新民周刊：我知道蒋介石先生曾两次接见你，好像是因为你到台湾勘探石油？

　　蒋一成：当时台湾地区的“教育部长”是张其昀，他还担任过国民党的秘书长，是历史方面的专家权威，也是蒋经国的老师，他请我回去。那时我母亲已经给接到美国去了，但是她年纪比较大，不太习惯美国的生活，还是觉得在台湾比较舒服，而且很多朋友都在台湾，她想回台湾，所以我就陪我母亲回来。当年，留学生都不回台湾，我是第一个回去的留学生。一般的人，回台湾再回美国，又要排队申请。我经过美国方面的帮助，来去自由，后来就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国会请我做国会的顾问，总统请我做远东的顾问，那蒋介石就想要留我在台湾。

　　我记得他接见我的时候夸奖我一番，我当然要谦虚一点。他指指他办公室桌子上，两大叠书信，那是我和张其昀的信件，说：“你和张部长的通信，张部长都给我看了，我今天接见你，是觉得你很爱国家，很有志气。”他让我留下来，做张其昀的副手，这让我们两个人都吓了一跳。我说我不会做官的。他也没有逼迫我做，也许只是说说。我说，台湾要发展，需要美国的投资。当时台湾很穷，假投资很多，政府也知道，而我们当时应该算是非常大的投资，第一次有500万美元投资台湾。

　　新民周刊：1964年，你应约翰逊总统邀请出任纽约世博会得州嘉年华馆馆主，怎么会想到把得州的世博会场馆改名叫“嘉年华馆”，并用东方装饰来布置内部展厅的？

　　蒋一成：他们原来的思路错误，原来叫Broadway馆，要去看百老汇，用不着到世博会来看，所以看的人很少，没人去，境况很萧条。那我接手之后，将中国的元素融入进去，还有各种最新最好玩的东西，西方人觉得好奇么，自然吸引了很多游客，很快就成了那届世博会上最成功的一个馆。

　　新民周刊：独资1300余万美元都是你自己的钱吗？

　　蒋一成：是我的，我当时没有那么多钱，向银行贷了款。信用贷款，在当时的美国，也是相当惊人的贷款数目。银行很慎重，来调查我的信用，一看，我没有任何问题，信用一直很好。我也是很争气，不到5个月，就将贷款全部还清，还赚得了400多万的利润。这个馆花费了我很多的心血，所以后来说要拆的时候，我心里很不舍得。

　　新民周刊：办得州嘉年华馆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日后在中国的土地上也会办世博会？

　　蒋一成：很感慨，那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国日后也会办世博会！那时候中国大陆还很封闭，到了“文革”更是开倒车了，怎么会想到会有现在这么开放和繁荣呢？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世博会在上海召开，感到非常的欣慰。也正因此，我全力以赴，要拉美国来参展。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也不需我在这多说。现在大家可能还不太清楚的，就是我在努力促成的后世博的事。世博只有6个月，我们需要一些永久性的展馆来保留这些历史的见证。也是对青少年的一种鼓励，让他们孝顺父母，忠于国家，努力奋斗，为国争光，这都是非常有益的事。

　　新民周刊：1986年，你第一次到大陆来，心里有没有一点担心？

　　蒋一成：别人都不敢来，有人说我是傻子，我太太和我姐姐也很担心，可是我就来了。我想没什么问题。我相信祖国不会伤害我，而且一定会受到欢迎。因为时代不同了。我说共产党是很聪明的，不聪明大陆怎么能够为共产党主持呢？我说我是最好的统战对象，如果我在大陆受到欢迎，我回到美国、回到台湾，一定跟朋友们说大陆怎么进步、怎么改革开放，大陆怎么会伤害我呢？

　　也有人说：我们在国外的人讲话也比较自由，比较随便，万一得罪了什么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批评是善意的，但也许人家会不高兴，我说不会的。结果不是挺好么？我已经整整40年没有回大陆了，我说我一定要回大陆看看。

　　新民周刊：你一生热爱运动，这是否你今年89岁了还精力充沛的主要原因？

　　蒋一成：喜欢运动，心态要好。做人要厚道，知恩图报，多做善事，内心要习惯满足。有很多国家大事，我可以做，但是没有机会做，也不要内心憋屈。历史上有很多人，怀才不遇，满心忧郁，所以活不长久。知足者才能常乐。

　　你想，现在回到祖国，繁荣昌盛，改革开放，有很多机会，可是如果你早来几十年，碰到“文化大革命”，我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还要受罪。再早几十年的话，在李鸿章的时代，更是空有报国之志，无有报国之途啊。所以时代和机遇很重要，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很幸福了。应该这样想。

　　姜太公八十遇文王，我现在89岁，能不能遇到文王，那要看天意如何，不可强求。要顺其自然，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