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五四的时候，照样看到了青年节的寄语，看到了青年节的种种活动，但青年在哪里呢，我感到惶然。

　　我看到了年轻人，但我不肯定这就是青年。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青年，是与新文化、社会思潮、社会行动力、社会理想与抱负联系在一起的群体，是与初升之阳、朝气蓬勃的意象相连，与国运民瘼同在的人群。五四之所以用以标记为青年节，是因为它代表着一场进步运动，这场进步运动发端于新文化的传播与创造，而带来了时代的巨变。一定程度上，它构造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和生活形态，从语言、观念、思维到认知，其后续影响甚至决定了现代中国的整体走向。

　　这就是青年，新鲜的社会生命，涌动的变革动力。

　　现在，我们当然能够看到生理意义上的青年，那些18岁以上，28岁以下，或者35岁以下，乃至40岁以下的人，但他们是散在的个体，每个人在独自面对升学、求职、婚恋、晋升的压力，站在他或者她后面的，是其家庭或者恋人。作为社会人，他是单子一样的存在，被纳入那些并不需要“青年意识”的结构之中。

　　他是行动者，改变个人命运的行动者，或者个人消费的行动者。他在改变个人命运的道路上感受艰难与渺小，在作为消费者时体验力量。他不仅在个人的消费过程中被虚拟和恭维为上帝，且作为最积极的消费群体中一员而加入时尚。年轻人在消费时才成为群体，他们在夜店、嗨吧或者时尚街，由年龄段分划出来的趣味特征，影响着时尚的生产和供应。他们被时尚所细分，年龄段细分，趣味细分，兴趣的满足与供给越加精准，人群也被分割得越加细微。80后，85后，90后，代际区间在缩短，兴趣划分在细密化，这就是说，哪怕作为消费群体，他们事实上也只自娱自乐，而不足以影响产销的“大局”。

　　谋生活动与消费活动，成为社会为年轻人新设的竞技场。他作为个体而谋生，同龄人共同的谋生之艰使他的压力感被消解，如果大家都在当房奴，那么做房奴也不是什么痛苦。他作为个体而消费，所有的购买行为由个人选择并完成，这给了他一种主宰者的形式。同时，消费也使他产生了群体的归属感，他找到了“志同道合”者，那些爱好同样品牌、佩戴同样符号的人。消费符号的强制注入采取的是潮流方式，潮流的强迫貌似他在主动追赶。消费使他产生了“我的地盘我作主”的幻象，这不仅是成为他作为社会人、政治人、文化人的巧妙替代，而且使他认为谋生压力和消费满足就是人生的完整舞台，更进一步地，使青年作为一个群体在“每个人承担自己的命运”的过程中悄然消失。

　　从此，不再有青年问题，而只有年轻人问题；不再有理想问题，而只有谋生问题；不再有青年社会，而只有青年消费。他被动地，但有时又很像是主动地把自己宅进了私生活，私生活的趣味小组成为公共生活的代用品。经济问题，也就是投入产出比，收入消费比，谋生必要与时尚追求的关系，成为生命的核心纠结。

　　青年消失的另一证据，是他们被安装在社会机器的不同部位，作为不同组件。人们不再以“青年”来标志他们的共性，而是以大学生、装配工、缝纫工、扫地工、文员、律师、明星、网瘾少年、吸毒者等等来给予其阶层属性的标记。每个名称后面，都有一张相应的脸孔，而所有这些脸孔，不会作共性识别，尽管他们都拥有青春。当然，还有“官二代”、“富二代”，以及“贫二代”、“农二代”等等。此时，我们看到社会身份的遗传性，并且激发了愤怒，即使如此，“青年”仍然不是一个观察的视角。社会失去了“青年”的眼光与角度。

　　另一面，“青年”似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成为专属于“青年团”的一种东西。说到青年时，人们的头脑中可能出现一个共青团干部的影子，一个学生会干部的影子。这确实是青年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属性的例证。然而，这是不是在谋生与消费的强迫性之外，青年之所以消失掉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呢？

　　年轻人正在长大，而青年已经消失。谋生和消费无处不在，而作为社会活力、行动力、创造力、进步力、革新力的群体，青年沙粒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