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直以来是一个在创意设计上屡屡给人惊喜的城市。幽默与怀旧交集的本土家居店，华丽蜕变的上海表，憨憨的麦兜，交织戏谑与怀旧的设计品牌G.O.D.，被称为月光宝盒的广东博物馆，后面都藏着一行字DESIGN BY H.K。

　　是什么让这些创意在以高效和金钱为标杆的香港生根发芽？这些创意人又是如何成功将艺术与商业结合的？

　　首先，身处多元文化融合的大都市，香港人在文化视野、思维方式上都比较开阔而灵活；他们自幼沉浸于高端品牌零售市场中，对于品牌和设计的把握更为准确；

　　而且，这是个现实的市场，一个点子不赚钱，很快会被无情地淘汰。但它没有条条框框，只要你敢于尝试，任何创意都可以。

　　此外，活跃的NGO和业界行会在维持行业秩序、激活市场、为新人提供机会和资金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政府对于创意产业的扶持同样功不可没。2009年，香港政府专门成立了创意香港办公室，将政府内部与创意产业相关的部门都集中在一起，为寻求帮助的企业和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局则为创意产业提供宣传和推广平台，并协助企业向香港之外的地方拓展。本月12日至13日，香港贸发局就将联同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在广州锦汉中心举办“升级转型·香港博览”展会，届时会有很多知名创意人和220家香港服务业商家参与，和内地从业人员及爱好者分享香港创意的秘密。

　　马不停蹄地创新

　　“我的信念是创立一个只有本土公司才能办的香港品牌，将这些有特色的旧东西注入现代元素，将它们活化，如果可以传给下一代就更好啦！”

　　让老一代觉得亲切，新一代觉得个性

　　第一次看到G.O.D.店名的人，免不了觉得这品牌很拽，居然自称“上帝”，好不自大！等看清了名字之间的顿点，再读一遍，才发觉，原来是广东话“住好点”的谐音。

　　“我们并不总是提供给顾客他们需要的，我们更喜欢用他们从没想象过的东西，带给他们生活的惊喜。”是这家店的宣言。

　　位于铜锣湾的G.O.D.旗舰店，占地近两千平方米。里面咖啡厅、花店、家居用品、文具、首饰等一应俱全，店面橱窗则装饰得像个艺术画廊。

　　家居用品的部分，像个古怪的恋物癖仓库：彩色簸箕灯，大红公鸡碗，红双喜蜡烛，“祝君早安”毛巾；油麻地的高楼，老房子前成排的信箱，成了印在手提袋上的图案；“青年”牌墨水的包装被印在了磁卡套上，旁边加一句“黑色幽墨，懒到出汁”；纯棉内裤上用正楷写着“为爱人服务”；你还能买到仿制成老式暖壶的红酒袋，还有写着“小心PK”或是“此地无银”的踏脚垫。

　　而品牌创意人杨志超，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恋物癖。许多香港人扔都来不及的老东西，通通被他当成宝贝捡回去，如今已经收藏了十万余件。

　　“草根文化是香港的性格文化，它代表着香港人灵活、善变、坚韧的内心，真正属于香港，并且永远让香港人有亲切感。我有责任将这种本土文化挖掘出来。”

　　这位四十多岁的设计师，其实不能算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14岁去了英国，待了十几年，学完建筑回到香港，却发现这里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故乡。

　　“在英国十几年，我很欣赏那里的民族色彩。但香港人是最喜新厌旧的，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大都市，每个人都恨不得立刻摆脱那份穷的记忆。”

　　他最初的工作是在建筑公司，但觉得束手缚脚，无法发挥创意。1996年，他和同样学建筑的刘玉德合伙开了个室内设计公司。两人甚至连市场调查也没做，就推出了家具品牌G.O.D.。

　　“那时完全是出于一种直觉。直到现在，我们创作的很多东西也是这样。”

　　一个香港品牌，要如何与林立的国际品牌竞争呢？许多本土品牌想尽办法把自己包装得像外国的，他们却决定反其道而行。杨志超的灵感来自各种市井元素，报纸分类广告、油麻地林立的旧楼、生力面包的塑料袋，都可以与作品结合起来。

　　“法国有Agnes b，美国有Levi’s，日本有无印良品，它们都有鲜明的本土文化色彩。香港呢？我的信念是创立一个只有本土公司才能办的香港品牌，将这些有特色的旧东西注入现代元素，将它们活化，如果可以传给下一代就更好啦！”

　　在一个充斥着世界各国文化和产品的大都市中，居民难免有些迷失自我，却不知往何处寻回。G.O.D.的东西，让老一代觉得亲切，新一代觉得个性，也许是因为这点，它发展得很快，如今在香港已有四家门店，产品还进驻了欧美大百货的柜台，《Wallpaper》等前沿设计杂志也给过它不少版面。

　　客人一半是香港人，一半是外国人

　　不过，G.O.D.也逃离不了许多设计品牌的宿命—被抄袭。杨志超的对策是“以万变应不变”。多年来，G.O.D.从少量的家具摆设，到逐渐加入手表、饰物、厨具，甚至时装，餐厅、花店，马不停蹄的创新令人应接不暇。

　　“我每次睡觉前都灵感如泉涌，第二天早上便带着十个新想法来到办公室讨论。通常迎接我的都是同事们奇怪的眼神。”杨志超自我调侃。而用刘玉德的说法是：“我会尽量让他从现实的角度考虑：这真是顾客需要的产品吗？”

　　这对拍档一个负责创意，一个打理财务。一个有着艺术家式天马行空的头脑，另一个则能冷静地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点子，可谓合作无隙。“我们品牌运营的另一个关键，是容许一定的失败。”

　　他们有过阴沟翻船的时候。

　　2008年，他们在香港铜锣湾推出了一个两层购物中心“Delay no mall”。这间潮店汇集了自家品牌Delay no more、G.O.D. 和ALESSI、GABI、Dr.Martin的时尚品牌，又充满浓郁的艺术气息，一开业便成了香港潮流聚集点。

　　但与业主、众多租户、股东等的错综关系，让一向习惯精兵简将的两人应付不过来。到发现购物中心的方向出现问题时，这艘大船已经调不了头了。一年半后，“Delay no mall”关闭。

　　接下来，是2009年那场至今阴魂未散的金融危机。

　　刘玉德回忆，当时他们的家具零售业务大幅下滑，只能靠室内设计支撑财务。而银行也无情地削减了贷款。幸运的是，香港政府出台了一个针对中小型企业的优惠贷款计划，而他们申请到了。后来，G.O.D.重拾方向，渐渐地恢复元气，振作起来。

　　如今，G.O.D.的零售业务占据着80%的收入来源，它的客人一半是香港人，一半是外国人。

　　“我们是一个从香港文化获得灵感的品牌。我们提供那些真正与众不同的产品，它们满足情感需求。我们的产品能够令人们回想起文化及历史；它们并不仅仅是功能性的。我们挑战现有的方法和禁忌，我们更特意寻求公开曝光，而媒体对我们总是特别支持。我想正是我们处世与别不同，使得更具报道价值。”

　　对于杨志超来说，“香港文化”这座宝矿里还可以挖掘出很多东西。在未来，他也许会将自家品牌的哲学引入电影、音乐，甚至是酒店。

　　麦家碧

　　用麦兜为香港人打气和祝福

　　“我始终觉得，要先有人不管市场反应，埋头投入到创意中来，而不是应市场的要求来创造东西，那是解决问题，不是创意。”

　　香港人中的“异类”

　　不会开车，不会打字，连鼠标也不会用。

　　活动范围基本在港岛的铜锣湾到炮台山一带，两个地铁站距离。跨过维多利亚港去尖沙咀，对她来说就像出国。

　　家里一直没有电脑，直到去年才“被迫”买了一部，还是手写板的。因为同事实在受不了她离开办公室就无法沟通工作。

　　麦家碧自己也承认，自己是香港人中的“异类”。

　　“我觉得不熟悉的地方都很危险，而且在地铁里都会迷路。所以只想待在从小长大的铜锣湾、湾仔一带，比较有安全感。”

　　她的小学、中学都是在天主教学校度过的。“那时开始我就很乖，不爱说话，因为修女们发起火来很凶！”

　　宅女性格形成的同时，也让她喜欢上用画画表达感情。不过那些画都小得很，羞怯地缩在纸的一角，连台词也不敢有。

　　香港漫画一向以《龙虎门》《风云》这类打打杀杀的为主，也有《老夫子》等市井文化。但麦家碧的漫画风格完全游离于其外。

　　“也许因为从小接触的都是欧美或日本漫画吧，老师们也都是鬼佬，所以风格很不同。”

　　她最喜欢的动漫大师是宫崎骏和英国的雷蒙·布力格斯（Raymond Briggs）。她曾出版过的卡通《屎捞人》，就是在以谐音向这位英国大师的名作《Snowman》致敬。

　　“在港岛长大的我从没见过真的猪。但是从漫画上、电视上，我看到的猪都是粉红色很可爱，而且很聪明的，因此很喜欢。”

　　当时香港经济正处于欣欣向荣的阶段，麦家碧也从不担心麦兜在打杀声一片的港漫市场中的存活问题。

　　“我很自信的。我画得这么漂亮，肯定有人喜欢！大不了我就发到国外去。”

　　1990年，关于一只粉红小猪的漫画开始连载于香港报刊上，极受欢迎。后来，它的书籍出版了，卡通电视剧也播出了。

　　2001年，电影《麦兜故事》的香港票房超越了宫崎骏的《千与千寻》，并一举夺得了香港电影节的“国际影评人联盟奖”。2009年《麦兜响当当》全国上映，不到两周票房便突破了6000万。

　　麦家碧笔下招牌林立的香港旧街区，朴实的茶餐厅老板和买菜师奶等，给作品带来了浓郁的香港风情；谢立文幽默中夹着忧郁的剧本台词，又给麦兜系列注入了温馨的情感和人生哲理。

　　“有些观众看完麦兜电影，说笑得肚子都疼了，有些人出来时却泪眼汪汪。”

　　在麦家碧看来，麦兜这只资质平平、单纯善良的小猪，带出了她和谢立文对于香港社会的反思。

　　“在如此高速发展、高举智慧型的社会，你不聪明其实就是种罪。一个这么单纯、善良的小猪，它只拥有单亲的爱，能不能支持它在这样的环境中有快乐的生命呢？能不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呢？这是我们想探讨的。”

　　不管市场反应，敢为创意先

　　随着麦兜的名声渐响，品牌渐渐扩大。产品开发、商业合作、形象维护……这些运营问题往往会将一个原创者拖得分身乏术。

　　但麦家碧觉得自己很幸运，在香港这个分工高度专业化的地方，同事们已经接受了一个在某方面很擅长，另一些方面却非常“白痴”的人，所以很多事会为她打算。

　　“我们的品牌推广、产品设计等，在公司都有专业的团队负责。我最主要做的是电影场景和人物设计，还有配合产品部的需求，为新产品设计形象。其他的，因为我完全不懂，所以不插手。”

　　如今她正在为下一部麦兜电影忙碌。这将是一部歌舞片，筹备至今已经两年，上映计划却一推再推。

　　“这个故事以香港为背景，但人物多了很多，情节也很复杂，所以进展得很慢。”

　　在香港创业，在麦家碧看来是个优势。“内地尽管也有很多专业人士，但始终地方太大，合作不方便。香港地方小，只要一个电话，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她也认为香港是个除了看创意，更看重经济效益的地方。

　　“如果我只是一个人创作的话，可能到现在还是窝在家。但是，我始终觉得，要先有人不管市场反应，埋头投入到创意中来，而不是应市场的要求来创造东西，那是解决问题，不是创意。”

　　麦家碧非常喜欢小孩。在街上看到穿麦兜衣服的可爱小朋友，会忍不住偷偷拍张照片。

　　但结婚多年的她始终没有生过孩子。

　　“养育一个小孩，我觉得太艰难了。不肯吃饭啊，跟坏朋友学坏啊，上学不开心啊……要考虑好多问题。”

　　可是，麦兜就是笨笨而单纯的一个孩子，也活得很好，她怎么会给自己孩子太大压力呢？

　　“正因为如此，我才要为他担心更多的事情，以免他受伤害。其实直到今天，我和谢立文仍然非常担心麦兜能否在香港这样的社会生存，所以才要一直创作，为它打气和祝福。同时，也是为了告诉更多聪明人，请给单纯善良的人留出一个空间。”

　　李永铨

　　只和能达成相同理念的客人合作

　　创意人的成功，靠的是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这跟你拿了多少设计大奖一点关系都没有！

　　上海表的春天

　　李永铨最初的主业是海报设计，可后来慢慢发觉，真正能提高设计地位的，是做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创作，比如说“品牌设计”。

　　“为什么原研哉（无印良品MUJI艺术总监）、佐藤可士和（优衣库UNIQLO设计总监）深受日本社会民众的认识和尊重？因为他们创作了真正影响社会，影响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作品！”

　　说到兴奋处，他干脆一把撸起自己的衣袖。腕上戴的正是他刚完成的一个项目—新“上海表”：红棕色的皮表带，优雅纤薄的玫瑰金表盘，盘面下露出的陀飞轮正轻巧地转动。

　　“你看，大家知道这个品牌很多年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曾人手一块。1955年时人均月工资35元，它已经卖65元。而现在呢？1500元一块。而消费者更愿意花同样价钱去买外国牌子。”

　　当一名香港投资者买下“上海表”，找他重新打造形象时，李永铨决心让它重回高端品牌之列。“你以为让品牌重生就是变个商标那么简单？那是骗局。首先要从产品开始改造。”

　　利用在AGI协会的关系网，他请来了曾为英国名表Harry Winston设计一块售价600万的陀飞轮表的Eric Giroud。“陀飞轮代表了机械表的最高水平，是收藏品表的入门级。中国的海鸥表也有陀飞轮，可为什么它卖两三万，外国牌子能卖到几十万？就在于设计工艺的水平。”

　　这枚精致的陀飞轮诞生后，李永铨用名贵的材料给其营造形象：新商标和字体，凹版印刷的信封信纸，铜板的雕刻卡片，手工枫木盒，皮革盖子，最里面还有一张镶在框里的出厂证书。

　　随后，他没有忙着发布，而是找了英国最有信誉的拍卖公司BONHAMS，将第一枚上海牌陀飞轮拍卖，最终50万元成交。

　　有史以来第一枚突破20万的中国高档表诞生了，这件事在整个行业引起了广泛争论。

　　市场发酵两个月后，品牌选择了香港的“东方表行”、这家从来不卖国内品牌的高端表店发行。首批50只上海表在三个月内售罄，这是劳力士也没有过的纪录。15万的价格比原来提高了100倍，但没有一个顾客嫌贵。

　　创意成功靠的是市场影响力

　　在李永铨看来，长期在香港和日本这两个地方发展，是他作为品牌设计师的优势。

　　“香港和东京，是两个世界上最活跃的高端零售市场，而且是外放型的，产品面向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市场。”

　　香港的小孩子，两岁时就会说“我要吃麦当劳”，而不是“我想吃汉堡包”；他不说“我要喝豆奶”，而是“我要喝维他奶”。他们是在品牌文化里浸泡大的。.

　　中国新近出现的中产、做品牌的人，则在最贫困的几十年中长大，对于高端品牌容易一知半解。

　　“因此，我们对于中层消费层的理解比较透彻，对于国际化品牌的把握也很准确。”

　　另外，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是资本主义留给这个市场最典型的规律。

　　“与其说香港是个有创意的城市，不如说它是个容许创意的城市。它有一个很公正的市场，诚实度很高，靠实力比拼，没有设计师可以得到特殊照顾。同时它也非常现实，你用什么创意没所谓，但我要看到你赚钱。而且，你必须不停地有新作品推出，否则便会被遗忘。”

　　因此，李永铨一直坚持的原则是：品牌创新不但要在美学上获得认可，更重要是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创意人的成功，靠的是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这跟你拿了多少设计大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的工作室里，三面墙都是顶着天花板的书架，摆满了中英日文的建筑、历史、文学、政治类书籍。“这里大概有我四分之一的藏书。”

　　空闲时花大量时间阅读，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

　　“进入内地市场前，我大概读了四五百本关于中国的历史书，我每进入一个新市场都要作详细的了解。同时，我也读很多不同范畴的资料。”

　　广博的阅读量，使得他看问题很宏观，总是用一种置身事外的审视眼光。

　　现在的设计界，不论香港还是内地，都存在一种通病：客人就是上帝，要什么我给什么。

　　“但我们不是药房伙计，我们是医生。如果你失眠，我得先找出原因在哪里，有没有更好的治法？要是你一开口就说：‘得啦不用说了，给我开三包安眠药。’那你还花大价钱找我这个医生干什么？再反过来说，如果一个设计师能妙手回春，客户又怎敢给你脸色？赔笑脸还来不及。”

　　因此，李永铨自打成立设计室以来，对于客人就非常“挑剔”，他只与能达成相同理念的客人合作。

　　“上海手表为什么会成功？因为客人和我们的理念很相似，而且他有决心和野心。如果大家都很出名，但说不到一块儿，只会同床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