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坛是走不通的，但一个作家总是要写作，‘神实主义’为我的写作找到了新的路子。”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暗棕色的旧T恤，皱巴的卡其休闲裤，加上被风吹得有些凌乱的头发。匆匆走在人群中的阎连科，看上去就像一个做小生意的小老板，和人交流，还会略显紧张。

　　他常说，因为写作，他和现实的关系一直是焦虑和紧张的。他写过不少惹麻烦的书——《夏日落》、《为人民服务》……

　　最近他写了两本书也依然充满波折：长篇小说《四书》没在国内出版；文论《发现小说》历经波折才于5月底出版。

　　“让孩子管理知识分子”

　　六七年前的一天，阎连科脑子里突然出现的一个奇怪念头：一个人，手里有一杆枪，遇到谁都把枪递给对方，说你把我打死吧。

　　2008年底，阎连科实现了人生的又一次转型，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引进，成为大学教授。学院领导叮嘱他，只管写自己想写的作品，其他都不用担心。

　　于是，他开始把那个荒诞的念头写成一部小说。

　　他把《四书》的故事背景放在一个特殊的年代——1950年代“大跃进”、大饥荒的时代。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被发配到河南省黄河故道上的“育新区”劳动改造，要求他们成为“国家新人”。其中一个“育新区”的管理者是个年幼的孩子，管理着127位教授、专家和学者，最大的68岁，最小的30岁。

　　孩子管理他们的方法是实行幼儿园式的“红花、五星管理制”。即谁表现好就发给他小红花和五角星。攒够一定数量的红花和五星，就算成为“新人”了，就可以自由回家去。

　　为了自由， 这些知识分子都成了红花与五星的奴隶。孩子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他们不听孩子的话，孩子就会拿出一把铡刀，让对方把自己的头砍下来。孩子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他听说很早以前，这个国家和日本人打仗，有个16岁女孩，头被日本人铡下来，成为这个国家的英雄。那孩子一直想成为英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教授梁鸿在读到这些情节的时候，忍不住叫绝：“在中国历史上，小儿皇帝并不少见，而在《四书》所描述的那段历史上，不正是十几岁的红卫兵决定着无数知识分子的生死命运吗？”

　　这正是阎连科写《四书》的目的：把现实中看似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写进小说，并让它们在小说中读起来非常合情合理。

　　一直以来，阎连科经常会有很多奇怪的念头，他会想办法把这些念头写进自己的小说里。在《受活》里，他写了一个贫困县为了脱贫想购买列宁遗体来致富的故事，在小说里，县里为了筹集买遗体的钱，还组织了一个残疾人组成的“绝术团”到处巡演。

　　正因如此，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阎连科的小说经常被冠以“荒诞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诸多名头。但阎连科并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写。

　　就在《四书》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阎连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找到了写小说的某种方法。他将其命名为“神实主义”。阎连科把这个发现写成一篇长达十万字的文论《发现小说》——在创作中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被现实主义掩盖了的真实。

　　从“跃农门”开始

　　最开始，阎连科连什么是现实主义也不清楚。他写作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离开农村。

　　1975年，还在读高一的阎连科偶然看到张抗抗写的小说《分水岭》。小说后记提到，因为这部小说，张抗抗被出版社从东北农场调到哈尔滨去修改，小说出版后她便留在哈尔滨工作了。

　　这让阎连科很震惊，原来写一部小说，就可以“跃农门”。他决定效仿。于是阎连科开始创作人生的第一部小说《山乡血火》——情节与电影《小花》类似，两三年内共写了三十万字。

　　尽管小说手稿被他母亲当柴火烧了，这段经历还是让他受益。1978年他去部队参军，因为有写作的锻炼，很快脱颖而出，被部队推荐去参加写作学习班。

　　从1979年8月在军区报纸发表第一个小说《天麻的故事》，到1990年代中期，阎连科发表了40多部中篇小说。

　　那时，阎连科拼命地写，写能发表、能让身边人喜欢读的故事。他写的反映人生奋斗故事的“瑶沟系列”也有不少读者，但他并不懂写作的自觉是什么。

　　按照他后来在《发现小说》中所分析的，他当时所贴近的现实，就是从人们所能看到的、感知到的，外在的、表面的真实。

　　1990年亚运会的举办，让阎连科对现实主义有了新的看法。

　　中越交战期间，阎连科差点被派到前线打仗。两三年之后，在亚运会开幕式上，两国领导人拥抱在一起了。

　　阎连科发现，其实过去文学作品中对军队的描述其实很多东西属于典型的空想英雄主义。他决心创作一部自己内心认知到的军旅现实的小说。

　　于是在长篇小说《夏日落》中，他不再把军人当成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把他们往下拉到土地上，当成普通人去描述。他第一次全面集中地写了农民军人——占军人总人数达95%以上的农民军人。在他的笔下，绝大多数农民军人参军的目的并非纯粹的保家卫国，更多就是为了个人的生活。

　　《夏日落》开始，阎连科逐渐明确自己的写作方向。之前，他的写作关注个人外在生命，从这之后，他的写作开始更多地走向人的内心真实世界的挖掘。

　　《夏日落》在1992年底写完，在当年《黄河》的第六期发表。当时所有的选刊如《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相继转载；当年各种类型的“年度小说选”也都纷纷收录。军队的评论家称它为“新军旅”小说的一大突破；地方的评论家称它为“新写实”小说的又一收获。

　　从兄弟姐妹到坟墓

　　《夏日落》是阎连科对真实的现实主义写作的觉醒，也是他遭受磨难的开始。1994年，《夏日落》受到批判，直到2002年才重新出版。

　　主因是香港一家杂志评论说，阎连科是专门描写“军人灵魂堕落”的作家。

　　这让阎连科百口莫辩。那段时间，因为长期伏案写作，阎连科患上严重的腰椎病，他没法坐立，只能成天趴在床上写检查。

　　《夏日落》之后，阎连科写了《坚硬如水》、《日光流年》、《年月日》、《耙耧天歌》、《受活》等一系列被称为“荒诞现实主义”的作品。《夏日落》的被禁，也是他“荒诞”的原因之一。

　　2004年，阎连科创作了30万字的《受活》。这部小说无论是思想冲击力还是艺术内涵，都在当时引起文学界的瞩目。它用荒诞叙事逼近人性真相，被认为是“狂想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是一部对抗庸俗现实主义的探险之作。

　　就在这本书的扉页，阎连科写下：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哦，请你离我再远些。

　　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虽然现实主义一直是他坚持的文学道路，但他和很多中国作家一样，不能热情拥抱它。

　　阎连科说：“在黑砖窑、毒奶粉等一系列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什么作家对此有什么明确表态。我去艾滋村做义工，其实也一直得不到同行们的认同。所以我说我们这一代人真的不如韩寒，我们太世故圆滑，考虑自身利益太多。”

　　他越发觉得自己不能把握当下的现实主义。所谓现实主义也不能囊括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2005年，阎连科为了应付朋友的约稿，把《坚硬如水》的一个章节拓展写成长篇小说《为人民服务》，讲述了“文革”时，一个公务员班长为师长夫人提供性服务的故事。

　　这部小说和发表小说的《花城》杂志社受到了惩罚。这件事成为这一年令外界瞩目的“文化事件”。

　　这件事给阎连科的打击有些致命。他说自己从那之后，写作迅速往后退，整整6年，写作没再有进步。这也给他留下了终身的遗憾——他之后写的小说《丁庄梦》，已经完全不是自己原先构思的样子。

　　从1996年开始关注河南的艾滋病，到2005年，阎连科打算用小说纪录这件发生在老家的事情。因为《为人民服务》出了问题，他不再想惹麻烦，把《丁庄梦》写得温情善良——这其实违背了他自己的意愿。

　　阎连科想坚持的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这条道路，越来越行不通，现实主义真的就从“他的兄弟姐妹”变成为“坟墓”。

　　“飞跃疯人院的写作”

　　阎连科也写过影视剧，但在48岁的时候，他彻底绝了自己这方面的念想——随着年龄增大，他发现写作的黄金时期越来越少，为了让自己的写作能够继续，阎连科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写作道路。

　　在寻找新的写作道路时，阎连科越发觉得现实是荒诞的，甚至“愈真实愈荒诞，愈荒诞愈真实”。

　　他的家乡早年间要修一条高速公路，有个主管修公路的人找到他说，阎连科你给我在《人民日报》上登篇稿子，高速公路从你家门前过的时候，就给你们村留个口子，你回家的时候开车直接就到家了；如果你不给上这个稿子，我就把这个口留得远远的，你要掉头才能回家。

　　阎连科认为这简直是笑话——他的家乡是个特别大的村子，按常理，高速路口应该在他家乡留路口。但后来高速路口真的是留在离村子大概5里远的一个地方。后来这人见了阎连科还说，谁叫你上个稿子都不上。

　　这些事情让阎连科意识到，这个社会最重要的部分都是和荒诞连接在一起的，把荒诞掩盖后，是非常平静、非常合逻辑的，但是拨开表面的平静和逻辑，发现每一个连接处都不是1+1=2的问题。

　　2004年春节期间，阎连科的大伯去世，家里人顺便给大伯死去多年的儿子配了个冥婚。就在冥婚所搭的小灵棚里，阎连科亲眼看到一群美丽的蝴蝶落在两个年轻人的棺木上。

　　这场亲眼所见的神奇的“蝴蝶事件”改变了阎连科对小说“真实”的看法。他坚信，生活中有一种不存在的存在，不真实的真实。

　　对于这种不存在的存在，不真实的真实，现实主义似乎无能为力了。

　　相反，阎连科日益觉得所谓现实主义越来越虚假，很多在现实主义大旗下蜂拥而至的作品，并不直面现实，很多都是虚伪、张狂、浅浮、庸俗、概念而且教条的。他听到很多的“现实”、“真实”、“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等等的高谈阔论，但事实上，并没有谁因此把真实的生活摆在读者的面前。

　　他认为，自鲁迅以后，自“五四”以后，现实主义已经在小说中被改变了它原有的方向与性质。这样的现实主义，他没法融入。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给了他很大帮助。在这部魔幻现实主义鼻祖的小说中，马尔克斯写到：磁铁所到之处家具上的铁钉会纷纷脱落。在阎连科看来，这描述了一种“半因果”关系，因为磁铁和铁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这种联系，在卡夫卡那里是没有的——人变成虫，他根本就不解释为什么，这是“零因果”关系。

　　阎连科一直认为，完成了某种“真实”过程的马尔克斯比没有完成“真实”过程的卡夫卡更伟大。

　　这给了阎连科新的思路，他依旧要在小说寻找真实。这种“真实”可以比马克尔斯更进一步，找到逃离和摆脱全因果、半因果、零因果链环的裂缝，找到文学中的“内因果”，让小说中的故事，更“真实”可信。

　　阎连科相信，通过这样的“内因果”，自己过去头脑中常会突然出现的荒诞的念头和现实中荒诞的现实，都可以成为小说中真实可信的内容。

　　他因此而写出了自己的文论《发现小说》，在这部文论中，他命名了“神实主义”，“实”是现实，“神”则是灵神和精神。

　　其实，他觉得，“神实主义”传统其实早就存在。1980年代，女作家谌容写过小说《减去十岁》——讲机关有人传说，中央文件规定，凡是经过“文革“的，档案年龄可以每人减去十岁，以补回被“文革”浪费的十年的生命。

　　这是一种不可能、不存在的情况，但却显得那么真实。这就是神实主义。

　　于是，他开始了“不为出版而胡写”的《四书》的创作。这部“神实主义”作品的写作，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是一次“飞跃疯人院的写作”。

　　在阎连科的家乡，仍然在发生一些似乎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村里五个老人，冬天坐在山坡上晒太阳，互相倾诉各自烦恼：有的是身体不好，有的是子女不孝，有的是人生无聊……说着说着这五个老人就结伴跳河自杀了。

　　这样的现实，阎连科总会记在心里。之前，他会觉得不好写，现在，他不再这么认为。

　　“神实主义”给了他一个办法，让这个53岁的中年作家用自己的办法直面残酷，让他可以安静地说：我不会绕道而行了。

　　“我们这一代人真的不如韩寒”

　　《中国周刊》：什么是当下作家应该坚持的事情？通常的问题是什么？

　　阎连科：写作要直面真实的当下，面对现实不要绕道而行。比如，我始终认为，现在我们大谈中国经验的同时，还应该谈中国教训。不能只谈所谓好的一面，对不好的一面闭口不谈。但事实上，现在我们谈中国经验，经常谈到的是新中国建设的成就，谈的是改革开放成果。

　　《中国周刊》：因此，你会想到写反映三年困难时期的《四书》？

　　阎连科：这其实是世人皆知的中国教训，但我们基本闭口不谈。我只是希望通过《四书》这样一部小说，让读者获得比历史事件本身更深刻的思考，并且通过这种思考来反省人类存在的一些共有的悖理和荒谬。

　　《中国周刊》：纪实类作品岂不是更直接真实？

　　阎连科：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历史文献和纪实文学，其中都有少量的“虚构”。但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通过虚构倒是可以达到一种“新的真实”。就我来言，我更喜欢用小说获求一种真实，而不是用文献去获求一种真实。文献可以给人以一些惊人的数字和事例，但不能长久地击中人的心灵，而小说恰恰可以完成这一点。神实主义小说，必须建立在和现实结合的基础上。小说所表达的真实，是历史资料和纪实文学所不能表达的。前者可以表达人性、灵魂的真实，而后者更易于表达时间的真实，二者有根本的差别。

　　《中国周刊》：除了写作，你和当下还会怎么发生联系？

　　阎连科：写作是经验的产物，经验越丰富，写作也越丰富。经验当然包括生活经验。但是中国文人历来不太介入生活。我们必须承认，在黑砖窑、毒奶粉等一系列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什么作家对此有什么明确表态。我去艾滋村做义工，其实也一直得不到同行们的认同。所以我说我们这一代人真的不如韩寒，我们太世故圆滑，考虑自身利益太多。

　　《中国周刊》：你对当代中国文坛很失望？

　　阎连科：近况比以前乐观。最近很多作家，开始非常关注中国现实。莫言的《蛙》就写的是计划生育政策；余华的《兄弟》，是在试图去把我们今天的现实呈现出来。一批最优秀的作家都在不约而同地关注当下，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和现实必须要有非常密切关系，写作才有另外一番意义。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学是有希望的。

　　《中国周刊》：你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阎连科：每个人对事情认识不一样。可能很多作家能从残酷中认识美，写出美。这也被很多中国的读者和批评家喜欢。但是我不能，我只能认识到残酷，甚至从美中认识出残酷来。我在写作上很笨，我确实是这样认识，我就会这样写，我不会绕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