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走出去“质量关”

　　最近5年来中国电影的海外收入增长了113%，明显低于国内票房410%的增幅，原因何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鹏

　　如彩蝶破茧，中国电影20多年来的“重装上阵”举世瞩目，一批文化精英留下众多耳熟能详的佳作：《红高粱》《小武》《英雄》《霸王别姬》《图雅的婚事》《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如今，中国电影振翅疾飞，市场年均逾40%的增长率缔造了“世界神话”，中国电影人也一改过去专注海外摘金夺银，而转身拓展“内需”，这一重要的结构性调整大大刺激着电影消费；与此同时，同质化的粗劣之作屡见不鲜。数量的增长无忧之际，质量已经成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最大瓶颈。

　　“叙事策略出了问题”

　　1988年，张艺谋以一部划时代杰作《红高粱》力擒柏林金熊，中国电影从此扬帆出海。当年的盛况是，国内票价仅几毛钱的《红高粱》被黄牛党爆炒到5~10元；以欧洲、美国等主流院线为代表的海外市场也取得不俗战绩，迄今仍然是最具代表性、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国电影。

　　彼时，第五代导演横空出世，以其明快、紧凑、张弛有度的节奏及浓烈、阳刚、泼辣的视觉形象奠定了新时期中国艺术电影的基础，尤其摄影出身的张艺谋更深谙构图、色彩对于电影的重要性——形式的突破往往比内容的革新更具震撼力，遑论《红高粱》是二者兼得之作。由张艺谋开始的某种“乡土化”的叙事策略日后被一些论者解读为“迎合西方口味”，如《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等，莫不凸显了中国古老社会的权力观及偏僻农村的荒凉与荒诞，而这些，通常是西方人破解神秘中国的密钥。

　　“倒不是什么迎合，其实当时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都有惊人才华，他们敢于突破，敢于琢磨西方的审美习惯，积极向世界一流电影的标杆靠拢。”资深电影研究专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际部的李永全认为，当年第五代发轫的叙事策略是基于仿制－革新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电影”，他们为西方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虽然不乏沉入遥远历史的虚构，但第五代力图在电影中彰显人性，这与当时的先锋派写作一脉相承甚至其养料就来自于先锋文学(张艺谋的多部作品均从莫言、苏童、刘恒的先锋小说而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封闭已久的中国电影、中国文学仿佛都在一个“文化跃进”时代找到了与西方对话的可能。

　　其实第五代之前的历代导演也在竭力拍出“好电影”，都在尝试中国特色与世界语汇的贯通嫁接，但难免深受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束缚。谢晋是突出例子，他的一部分电影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并建立了中国风范，却也应承认，他与黑泽明、阿巴斯、塔可夫斯基等几位构建了民族史诗叙事的大师尚有差距。第五代虽有“空心化”危机，却凭借罕见的敏锐与创造力率先突围，为中国电影争得了世界性声誉，一批才华出众的导演很快跃上世界的舞台：张艺谋、陈凯歌、王小帅、贾樟柯、张扬巧合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全面萎缩恰恰给一批怀揣艺术理想的年轻人提供了专注自我的空间，如以贾樟柯为首的第六代导演往往并不十分重视国内市场，墙内开花墙外香，及至2003年张艺谋《英雄》的横空出世，中国电影再次获得兼顾内外市场的良机。有数据显示，《英雄》上映后，海外票房迄今已逾11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国占4.2亿，日本为3亿，韩国1.2亿，欧洲1.7亿以上，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地区接近1亿)，几乎是国内票房总数的5倍，甚至超过了2002年内地票房的总和。随后的《十面埋伏》尽管在国内恶评如潮，但海外票房也超过5亿元人民币，是国内票房的3倍以上。

　　从海外市场看，20年来中国电影的销售范围，从十多个国家发展到目前遍及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市场分布上更为合理，北美、欧洲、日本、韩国是主要市场。但也有数据显示，最近5年来中国电影走出去脚步趋缓：2005年中国电影的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总和为16.5亿元，当年国内票房为20亿；2010年两项数据分别为35.17亿和102亿，也就是说，最近5年来中国电影的海外收入增长了113%，明显低于国内票房410%的增幅。

　　如今分析中国电影的问题很多，质量不高却是关键——选材已无法取得当年第五代的先发优势，电影人必须更多地转身面对电影本身，但汹涌的商业浪潮使中国电影的叙事策略发生根本性转移，更娱乐更肤浅更表皮的狂欢被视为票房的灵药。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曾经对本刊记者表示，2009年的中国电影就几乎在国际市场上“全军覆没”，很多国内大片根本无法在国际上传播。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吴宇森的《赤壁》，它仅在42家影院上映，票房仅56万美元，与当年《英雄》相去甚远。“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下中国电影的叙事策略出了问题——日益泛滥的低俗化、山寨化甚至杂耍化倾向，如《三枪》这样的大片，直接把恶俗作为把玩欣赏的对象，彻底撕裂了人文底线；小片也问题不少，基本都山寨化了，毫无思想性可言。”他认为，当中国电影遭遇好莱坞之后，电影的美学品质遭到前所未有的拷问，如果一味效仿好莱坞之形而没有自己的民族品格和人文坚持，就只会像《赤壁》这样一败涂地。要让电影真正成长为国家软实力的象征，中国电影的创作者们就必须拿出与大国的尊严相匹配的诚意、积淀和创造力。

　　“老外的口味”

　　“这些年没有好电影出去，证明我们就是质量不行啊，国内票房是好了，但海外竞争力反而弱了。”李永全坦言，中国电影人近年来对国内市场的高度关注迫使走出去的脚步慢了下来，然而国内市场的初级化、电影叙事的娱乐化和山寨化导致很多挣了大钱的电影严重缺乏口碑，更缺乏抵御海外大片及国际电影风潮的能力。去年国产电影产量高达500余部，但算得上优秀的片子不过寥寥十余部，其中能跻身国际竞争的就更少。

　　近年来，以好莱坞为首的国际电影风向也在变化。近20年来好莱坞较卖座电影基本维系“高概念”类型模式——“大投入、大制作、大明星、大回报”，2004年起有大量热钱涌入好莱坞，以致每年有30、40部商业大片推出，2009年票房更是创下全球106亿美元票房新高。但粗制滥造、缺乏内涵等问题也接踵而来，《钢铁侠》《欲望城市》等“永远是票房灵药”的续集片都招来观众和影评家的口诛笔伐，正如美国《娱乐周刊》所说，“电影业被玩具和怪物卡通片统治，被尽是刺激感官又别无新意的视效商业片统治”；“大制片厂只知道砸金博眼球，大做‘蓝幕’特效和广告营销，直冲首映票房”；去年以来，续集片、3D和漫画英雄仍然是好莱坞3张“王牌”，但观众已明显审美疲劳了——《加勒比海盗》《变形金刚》等续集大都招致恶评。

　　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资金难题也给好莱坞叙事带来显著变化，好创意的票房号召力正在超越大明星和大英雄。如耗资极少的《灵动：鬼影实录》以一场网上创意运动直取1亿多美元票房，是成本的6800多倍；《盗梦空间》堪称真正“酷”的创意之作，票房近10亿美元并囊括4项奥斯卡奖。尽管好莱坞仍极其依赖“超级英雄式奇观大片”，但好莱坞叙事也越来越重视各国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和借鉴，如《功夫熊猫2》这样的电影就具备强烈的中国风格；同时对于伪纪实、多层叙事、类型复杂化、多元素杂糅等等电影美学已日益鲜明而深刻，反观中国电影，“创意”和类型还远远滞后，国内大卖的还是古装动作电影与几位大导演的“矫情之作”，无论电影美学、叙事技艺还是电影人的进取心都已经不复昔日第五代的激越豪迈。

　　“其实好莱坞它变来变去总有内核是不变的，比如主流价值、人文关怀，这些东西是恒定的。我们这方面还很不够。”李永全透露，去年《唐山大地震》在亚洲地区卖得不错，让一些地震多发国家深为感动，但北美市场仍然凋敝，还是叙事技艺和价值观的表达未必与西方主流电影市场的口味一致，那种灾后亲情和人心的诉求距离“老外的口味”还是有些隔膜，把它拿出来和好莱坞的优质大片相比仍有差距；至于《山楂树之恋》这样的“大师手笔”，因为是张艺谋的作品才获得了部分海外市场的认同，也满足了老外对于中国“文革”时期的窥私癖，但这类“取巧电影”注定无法成为走出去的拳头产品，“技术、观念、手法没一样是新的，还停留于《英雄》之前的满足猎奇阶段。”缺少对西方口味的认真揣摩是中国电影人的通病，过去第五代非常擅长的“迎合”，现在反而变得困难重重了。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尹鸿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中国电影人意识到海外市场的不可控制，转而寻求可控的国内市场，从创作上讲，缺乏国际视野与国际资源配置的电影品质自然被拉低不少，这种质量上的“降格处理”使当下的中国电影普遍缺乏融合的姿态，也就缺乏足够的文化影响力，“我们总在自说自话，似乎总要强调自我的风格、民族的特色，殊不知电影市场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你一开始就强调所谓原汁原味，就无法真正世界化。美国这些年是高度重视融合的，《哈利·波特》系列已经带有深深的英国烙印，《功夫熊猫》你说它是中国电影也没问题，说《指环王》是新西兰电影也不为过。必须博采众长，才可能标新立异。”

　　“试错”“纠错”之途

　　然而“老外的口味”真有那么重要吗？电影为什么不能先“安内”再“攘外”？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是电影“发烧友”，他就认为中国电影首先应该拍好“对内”的作品再考虑怎么走出去。“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基因，传统小说、戏曲、美术等等都和西方不一样，现在的观众口味其实非常高了，关键是中国电影人怎么提高水准，先把国内的观众伺候好。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往往用力过猛，太希望得到西方的认同，太努着劲做电影，《赤壁》就是典型例子，结果反而不太好。文化的东西，还得让它自然发育，水到而渠成。”

　　李永全也承认，“老外的口味”与中国口味之间确有诸多差异，像《孔子》《功夫之王》这样在国内被骂得很惨的电影反而在海外卖得不错，但这不能说明这几部电影已具备过硬的国际竞争力。他认为当下的中国电影人对于“走出去”不是太着急，而是“太不着急”了，国内市场的高速增长固然可喜，质量的严重滞后却更为堪忧。中国电影内外都重要，两条腿都要走好，而两者其实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国内受欢迎的一流电影也应该有胆气和魄力参与国际竞争。如果竞争失利，中国电影人就应该拿出勇气反躬自省、寻找差距，帮助中国电影取得长足进步。“应当开展海外市场调研，掌握海外观众的观影心理和审美期待。我们是文明古国啊，很多文化特色和人类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比如自强不息、居安思危等等，都可以为电影注入思想内涵啊。”

　　在李永全看来，提高电影品质的捷径，是找到东西方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如亲情、爱情与友情，以全球化视野书写中国故事，才有可能真正打动观众。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王全安等人为此都做了积极尝试，但还缺乏更多的导演跟上来。

　　尹鸿进一步剖析：去年中国电影质量总体上就显得轻浮、轻飘和粗糙，缺乏精品力作。如《赵氏孤儿》《孔子》这类重大题材，仍然缺乏深思熟虑、精雕细刻的策划，路径失误、硬伤明显、决策草率的现象时有发生；《唐山大地震》虽然票房高、口碑不错，但是精细精致程度仍然不足，难以进入国际市场；《让子弹飞》后三分之一的“作者性”以及前三分之二的“爆发性”中，也有分寸失当的地方。像《泰坦尼克号》《阿甘正传》《阿凡达》这样制作和创作上基本没有“硬伤”的完整精品，在中国电影中还看不到。更多的作品，是在商业性与艺术性、作者性与大众性、类型性与创新性的选择上进退失据。中国电影还走在“试错”、“纠错”的路途上。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饶曙光则试图为国产电影质量普遍低下找准病因，“这个行业门槛太低了，从业者素质不足，专业人员又无法满足需求。”目前中国专业艺术院校培养的专业人才顶多能保证每年300部电影的产量，如今国产电影总量攀升至500多部，其余200多部电影质量可想而知。“搞房地产的，讲相声的，挖煤的，玩广告的，甚至洗钱的，都涌进来当制片人和导演，你怎么可能生产出高品质的电影？”

　　此外，全球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制片方与影院的利润分成像中国这样倒挂——长期困扰中国电影的“2－8分账”没有根本好转，电影上映后的利润大部分被影院、院线拿走，制片方获得的回报太少，制片方利益无法保障，必然影响电影投资，进而影响到电影品质。深层次原因还是中国的银幕太少，全国迄今8000多块银幕，远远无法满足观影需求，急于收回巨额成本的院线、影院终端变得很强势；要改变现状，除了继续大规模扩建影院之外，没有捷径可走。有研究者认为，国家应该及时出台一些临时性的举措，把很多行业外的低素质从业者挡在门外，“有时市场调节不管用。观众无法选择啊，电影是一次性消费，很多烂片总被吹得天花乱坠，观众束手无策啊。你骂也没用，没法给你退票！——这就应该从源头上以行政方式控制好，不要让劣币驱逐良币。”

　　多数研究者认为，电影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电影的功用举足轻重，“走出去”必然是中国电影的远大抱负。在此过程中，应强调话题、主题的共通性和视角的差异性，明确中国电影是以中国视角看待人类共通性问题，如亲情、爱情、全球环境、科技对人类的影响、城市化问题等等，以此表现中国的创意和特色，在国际电影市场上继好莱坞大片、宝莱坞歌舞片之后树立自己的类型典范，而不是刻意表现中国式民俗或武侠精神。找准题材与方向之后，中国电影人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和耐心拍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