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站在城市的边缘

　　《推拿》打开了一个沉默、封闭的黑暗世界，让人看到了盲人的快乐和忧伤，爱情的美好和残酷，生命里的虚无和颓废，人性里的丑陋与光明。

　　撰稿/乌力斯

　　茅盾文学奖颁奖的前一天，毕飞宇去了国外，参加一个为期十天的艺术节。在此之前，他刚刚参加了上海书展，与勒克莱齐奥做了对话，还与骆以军、董启章一起代表两岸三地的作家探讨了“华语文学写作的未来”。他不相信自己能够拿到茅盾文学奖。因此，当他以《推拿》获奖时，媒体的记者根本找不到他，他家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而他也从来不用手机。

　　近几年来，毕飞宇的新闻不是获奖就是拒奖，他的名字几乎都与各大文学奖项紧密相连。今年3月，他已经凭借英文版《玉米》获得了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而现在，他的《推拿》终于拿下了中国文学界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茅盾文学奖。

　　《推拿》这本书是从生活里来的。长期的伏案写作，毕飞宇的脖子、肩膀都落下了病灶。为缓解疼痛，他经常去离家不远的一个盲人按摩店按摩。他喜欢那些看不见的人，看见他们就格外亲切，店里的每一个师傅，都和他聊过天……一个封闭的世界由此打开。“就像徐志摩第一天戴上眼镜吓了一跳，因为他看到了漫天的星斗，他没想到天是那样的。当我决定写《推拿》的时候，我觉得我戴上了徐志摩的那副眼镜。其实，我要写的那些生活和故事，生活里面已经帮我配备好了，只不过我以前一直没发现而已。”

　　读过《推拿》的盲人读者很激动，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一本讲述他们真实生活的书了。而对那些健全的读者来说，《推拿》打开了一个沉默、封闭的黑暗世界，他们看到了盲人的快乐和忧伤，爱情的美好和残酷，生命里的虚无和颓废，人性里的丑陋与光明。

　　《推拿》是没有文学野心的作品

　　新民周刊：还记得你刚毕业到学校当老师的状态吗？

　　毕飞宇：我们的学校是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但我带的学生都是健全人。他们毕业以后都要去当老师的，教那些残疾学生。我当时带的是盲班和聋班，公共课包括文艺美学、大学语文。学校现在是大专，我去的时候1987年，当时还是个中专学校。

　　新民周刊：《推拿》和你的这段经历有关系吗？

　　毕飞宇：《推拿》与我当教师的经历没有太直接的关系。2000年以后，南京的小街上开始出现盲人推拿，我家附近有个推拿中心，我写作累了或者体育锻炼结束以后，我会去推拿中心按摩一个小时，放松一下肌肉。这个店的生意不是很好，我没事的时候和他们一起玩，坐在门口和他们聊天，与他们相处得特别好。因为我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盲人就是我学生的学生。

　　后来我在美国的时候，决定写《推拿》。这个长篇小说和其他小说不一样，我一点都没有想过小说的修辞问题，也没想过我要达到什么美学目的。这完全是一部没有文学野心的作品，我只想写出我看见的、了解到的、想到的他们那个封闭的世界。

　　新民周刊：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毕飞宇：你没有孩子时，在大街上看不到孩子，有了孩子发现满大街都是孩子。当我开始关注盲人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在我们的生活里无处不在。但凡出来打工的盲人，都非常好。我在一群盲人中处的地位很特殊，他们对我很尊敬，每个人都和我分享秘密，比如怎么处对象这样的个人隐私话题。从他们的天性来讲，也是比较开朗健康的。可以说他们比我还开朗，每次我跟他们相处，他们给我带来的快乐远远超过我带给他们的快乐。可以说他们的乐观很让我感动。作为一个健全人，我借助于盲人，以《推拿》描述了一个错位的世界，在他们的命运和经历里，我看到和我们同样的遭遇。

　　新民周刊：你怎么去了解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呢？

　　毕飞宇：盲人靠触觉代替目光来交流。我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很有经验，你和盲人相处三四天，肯定和他们有肢体接触。我和他们的交流是靠说话和肢体动作，比如我们坐在一起，手会拉着手，还有各种动作。

　　新民周刊：那些读过《推拿》的盲人怎么读你的作品？

　　毕飞宇：他们依靠一种网络系统，所有网络文字在经过转换以后都会变成声音，而且他们听的速度极快，是我们健全人的几倍，那种声音只有他们能够听得懂。我没有想到的是，《推拿》在新浪网上只连载了一部分，而在盲人网络上已经有了全本。我将来一定会出版一本盲文版《推拿》，送给那些没有电脑靠手抚摸阅读的盲人朋友们。其实，盲人希望主流社会接纳他们，哪怕谈论他们。所以，他们很高兴读到《推拿》。

　　新民周刊：《推拿》和以往那些描写盲人生活的文学作品有什么不同？

　　毕飞宇：我考察了以往有关盲人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两个功能，第一拿盲人做一个镜子写正常人，第二拿盲人做一个象征反映社会问题或者说写出一个哲学思考的，还有些与残疾人有关系的作品把残疾人作为励志对象。

　　我没有见到过一本真正把盲人作为描述对象的书，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都没见过。那种真正切入他们内心，走入日常画面的小说，我没见过，那我就要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我想，在中国作家里，恐怕是没有人比我更加了解盲人的生活了。

　　直到我把《推拿》写完以后，还有人很遗憾地问，为什么你的小说写完以后，一点象征意义都没有？没有正面、积极、向上的东西？我只想纯粹地写盲人，把每一个人物写得很饱满。那么多的文学形象都可以没有象征意义，它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人生性格，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成立，为什么我们写盲人的时候非得给他一个象征？我只想把盲人的内心、盲人的人际、盲人的生活，盲人的故事诚实饱满地呈现给这个社会，仅仅作出这样的阐述，我就很满足了。

　　我决定把残疾人当普通人写的时候，不可能不涉及盲人身上丑陋、畸形的一面。我不希望在我的小说里面只写半个盲人，这是不可以的。在写作过程中，碰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对我情感是很大考验，最后我还是做一个小说家该做的事情。

　　站在城市和乡村之间

　　新民周刊：从农村到城市这段经历，对你成为作家有帮助吗？

　　毕飞宇：当然，我记得，杨家庄当年像原始部落一样，墙是泥做的，房顶草做的，做饭生火烧的是草，衣服是棉布的，没化纤，当年也没有电，没有任何机器。我父亲是兴化县城机关干部，他被打成右派，分配到那里，完全是个异乡人，与当地居民格格不入。父母的方言也与当地不一样，这边小孩总在模仿我父母讲话，而我讲杨家庄方言。

　　从出生到童年，我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我父亲是教师，我跟随父亲是城镇户口。我是个地道的乡下人，但乡亲们却不认我，他们认为我是“城里人”，我又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城市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一只脚踩在农村，一只脚踩在想象中的“城市”。这样的成长经历让我自豪又自卑，两头都落不到实处，只觉得处处和别人不一样。

　　新民周刊：报社记者对作家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海明威等很多人都曾经是记者，后来他们也成为非常好的作家。

　　毕飞宇：我到《南京日报》是很戏剧性的，当时我在新街口邮局里面，买了份《南京日报》，报纸上面有招聘广告，交两块钱就可以去报名。南京日报社刚好就在邮局对面，我身上只有三块钱，花了两块去报名，通过七轮考试我就进去了，完全是个意外。

　　我很快认识到我不是干新闻的料子，新闻和文学完全是两码事。这一点，尽管那时我在理性上也有点知道，但只是到了实际工作中才发现，走错了，根本就不能去的。所以1998年我到了省作协的《雨花》杂志编辑部。

　　新民周刊：南京对你来说，是一个好的城市吗？

　　毕飞宇：我第一次来南京时，还在读大学。那次对南京的感觉非常好，所以毕业就来了这里。在南京生活了20多年，我也成了南京人。我最爱的地方是东郊，每次有外地朋友来南京，特别是国外的朋友，都会带他们到东郊去。

　　还有一个原因是，南京人对友谊的忠诚度非常高，对朋友看得格外重，这在城市里是不多见的。而且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的作家，大家有很多交流，这一点也很重要。写作是个清苦的活，朋友们的交流和鼓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我有信心可以走下去。

　　新民周刊：作为专业作家，你每天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是怎么样的？

　　毕飞宇：一般来说，我会在9点左右起床，然后读书，吃饭，做咖啡或者泡茶，抽烟，感觉好了，就开工写，一口气写到下午三四点，去外面吃“午饭”，吃完饭翻翻书，我老婆回家了，孩子放学回来了，晚上再去出版社的健身中心，和朋友们打乒乓球，出一身臭汗。生活规律、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