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制作者不应当整天琢磨怎么对付这个条令，而应当把精力放在“如何让自己的东西更好一些”上，做出寓教于乐的新节目，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提升和转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郭一娜、王军 实习记者邬骊、陈丹青发自北京、东京、洛杉矶在北方的寒冬到来之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寒冬已因一纸公文提前降临。

　　2011年10月24日，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一石激起千层浪。是否应该以行政命令管理电视节目？如何利用电视来传播主流价值观？人文历史类电视节目该如何吸引观众？在外国是否存在管理乃至限制，他们的电视节目又是呈现怎样的景观？凡此种种，都成了中外媒体热议的话题。

　　自诞生以来，电视一直被认为是所有媒体形式中影响力最大、覆盖面最广的，而电视节目内容管制的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以及学界话题。

　　低俗化是共同的敌人

　　如今世界上占主导的三类电视传媒体制主要是以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国有国营型，以日本、法德为代表的国家主导型以及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竞争型。不同的传媒体制下，各国对电视节目管制采取的策略重点、管制的架构方式也各不相同。比如法国采取国际节目的配额制，是出于文化多元化保护的考虑；德国重在防止媒介和政治势力勾结，这是基于对纳粹德国曾利用新闻媒介扩张独裁的顾虑。另外，有的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来负责广播电视内容管制(例如，美国的FCC、英国的ITC)，而有的国家则由不同部门共同协调管制电视节目内容，如日本 。

　　在国家主导型的国家，媒体承担起更多大众期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因而对媒体的管制相对较多。例如，日本在1996年制定了适用于公共和商业广播电视的《广播电视伦理基本纲领》，明确了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制定本公司节目基准时的根本性理念。

　　但目前，日本电视节目也存在低俗化的现象，一些娱乐明星在节目中相互插科打诨，内容虽不太露骨但也暗指一些不健康的内容。日本电视台的主管机构主要是总务省，以及一些自发监督和指导电视节目伦理性的民间组织，比如由NHK电视台和几家民营电视台共同创办的“放送伦理与节目向上机构”，主要对各档节目是否侵犯人权、是否存在虚构等进行调查并给出意见。

　　在自由竞争型传媒体制的国家，各电视机构都被赋予“编排自由”的权利，其电视节目的具体内容和编排并不会受到干预，只会对涉及色情、暴力或过度低俗化的节目内容进行管制。英美和澳大利亚等国都有对广播电视低俗化的管制法规，如澳大利亚的《媒体管理局审查真人秀节目指导方针》，美国的《2005年广播电视反低俗内容强制法》等。

　　以商业运作为主的美国电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电视台，追求利润是美国绝大多数电视媒体运作的首要目的，而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也随之成为其无法避免的棘手问题之一。如今，美国已逐步形成了以联邦政府和各州制定的法律为支撑，以联邦通讯委员会制定的处罚标谁为具体执行依据，以媒体自律系统和公民监督力量为辅助建制的电视节目监管体系和运行机制。

　　日本新闻节目走向娱乐化

　　在21世纪的今天，娱乐节目无疑是全球媒体的常态，几乎占整个电视节目比重的一半以上。多年来，全球电视娱乐节目品种不断增多，各类适应电视特点的节目花样百出，娱乐节目的生命力经久不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电视观众。在日本，尤其是晚上8点到10点期间的黄金时段，几乎各个民间电视台(与之相对的是公共电视台NHK)，都能看到一群艺人在不知为何而哈哈大笑的画面。

　　如今，世界电视的发展趋势是各类节目形态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只要能更好地传递节目内容，你可以在新闻类节目、纪录片等严肃节目中加入娱乐元素，也可以让娱乐新闻更加有深度和严肃。甚至在日语里，“娱乐”更多的不叫“entertainment”，而叫“variety”。“放送伦理与节目向上机构”指出这类节目要强调多样性和打破常规。而且，日本晚间黄金时间档的新闻分析类节目主持人启用一些娱乐名人，如日本电视台的zero节目中，启用了岚组合的樱井翔。

　　可以说，日本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中，将娱乐节目和新闻节目进行了很好的分配，晚上10点前普遍是娱乐节目，10点到12点集中播出新闻节目。但由于新闻节目的制作越发活泼和娱乐化，且播出时间主要是日本的上班族下班后与同事喝完酒或者加完班回到家的时间，收视率相当高。也因此，包括日本在内，大多数国家不会对娱乐节目的播出量和时间加以规定，因为限制娱乐节目并不能真的使“道德建设类节目”变得更受欢迎。当然，前提是讲道德的节目究竟长什么样子？因为在众多电视节目发展成熟的国家，以简单的二元论将娱乐与道德相对立的思路并无市场。

　　潜移默化地灌输道德

　　牛津大学研究员、英国电视节目类型研究专家周康梁告诉本报记者，在英国的电视上基本看不到所谓的讲道德的节目。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英国很多主流道德观和价值观(例如助人为乐、诚实友好)不是通过办一个宣讲式的节目灌输，而是从小在英国社会和教育体系里潜移默化地赋予民众，很多娱乐节目也是潜移默化地传递价值观，比如在娱乐节目里要体现一种公平的精神，这种公平可能是不让一个观众误打投票电话、多花钱，也可能是在赛程的安排上让参赛者得到公平的对待。

　　相比国内各种选秀节目被指“黑幕”，《英国达人秀》从第一个人表演到最后一个人表演期间是不允许投票的，一直到最后一个人表演完，主持人才告诉观众投票热线开通，中间插播一集电视剧，过一个小时后再回来揭晓结果。因为从一开始就可以给选手投票的话，那么给第一个选手投票的时间比给最后一个选手投票的时间会超出许多，这样就不公平了。

　　再如英国名人国标舞秀“Strictly Come Dancing”，虽然是娱乐节目，但其主旨就在于发扬传统舞蹈。“这个节目经过重新整合播出后，很多人去学这个舞蹈，那些教国标舞的学校生意变得特别好。中国缺的不是文化，而是缺乏一种好的方式让大家去接受文化。中国的一些电视人不擅长把这种说教的东西做得生动有趣，而往往是把本来生动的内容做得索然无味。”周康梁说。

　　而在日本，传播主流价值观的节目主要由公共频道NHK来制作并播放，比如著名的励志类纪录片《工作的真谛——project X》通过采访各行各业的精英不同的奋斗故事，来传播一种奋发向上的社会风气。NHK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观众的收视费，这是日本法律规定的，带有强制性，因而NHK没有广告，也就不用受广告商的影响，基本能做到独立自主。

　　不允许“山寨”

　　在周康梁看来，这次《意见》是在近一两年来中国电视娱乐化倾向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出台的，中国电视台办节目现在多半是“一窝蜂”跟风与模仿，非常不注重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当东方卫视做火了《中国达人秀》后，一些电视台就开始“饥不择食”地模仿。“我们看到一个好节目后，全国很多电视台都在学同样的模式，即便质量好，也会很快销声匿迹。多年前，中国有一个相亲交友节目《玫瑰之约》火了没多久就销声匿迹了。”周康梁说。

　　相比中国，英国的电视台不会毫无节制，他们会规划在一年内制作两到三档年度娱乐节目。因为在他们看来，再好的东西都是细水长流的，一个节目可能一年才办一次，但可以办四五十年。“中国很可能一档节目每周办三到四次，结果办了几个月或半年，观众就看烦了，就再也做不下去了。例如，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的原版“Take Me Out”从2010年1月2日开播以来一共播出两季共22集，而它在中国的各种山寨版本累计可能有数十倍的播出量。

　　而从积极的角度看，最近出台的《意见》甚至可能成为调整中国电视走势的一个契机——通过政策鼓励其他类型的节目，满足大多数观众的需求。在周康梁看来，如果中国的电视台不自我反省，而是整天琢磨怎么对付这个条令，挖空心思打擦边球、钻空子，那么估计屏幕上呈现的状况不会有本质变化。但如果调动创造性，好好把精力放在“如何让自己的东西更好一些”上，而不是等着去抄别人的东西，真正做出寓教于乐的新节目，则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提升和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在欧美，相关的媒介规制法律法规已经超越了限制娱乐节目的简单管理办法，而是更多的防止节目类型过度同质化，鼓励探索节目新类型。而这又与英美非常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电视节目版权的开发与利用的体系和法规发展成熟不无关系。“英国的法律不允许电视台‘山寨’别人的节目，英国的电视频道虽然比我们少，竞争比我们小，可是人家的新东西还在层出不穷，我们反而要来借鉴它们。”周康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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